李春雷：写出小人物生活土壤里丛生的须根
采访李春雷是在一场文学活动的间隙。谈他小学三年级在作文本背面歪歪扭扭地写了几十页故事，谈他高中时期以文学的形式描写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谈几十年前租一辆大发面包车，采访百余名老人，像拾穗者般躬身田野，一粒一粒捡拾那些即将被黄土掩埋的记忆。
李春雷的文学启蒙开始得很早。他父亲是文学爱好者，在农村当会计。丛维熙的弟弟在他们村插队时，和他父亲同龄，关系又好，经常讲起文学人物：王蒙、刘绍棠、丛维熙、邓友梅……李春雷上高中时就想当大作家，当他发现很多作家都留过学、外语好，便决心学好外语，一跃成为全校英语第一，并考入大学英语系，甚至翻译小说。大概那时就奠定了他对世界文学的格局和眼光。
评论家李炳银评论李春雷在短篇报告文学创作上“用功最勤”，凭借丰润的文学修养和独到的审美选择，在充分汲取前辈大家营养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多层次的探索，强化文本意识，丰富文体意蕴，提升文章质地，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成果。
1
中华读书报：您最早是怎么想到写抗战题材的？
李春雷：河北一带是华北抗战的主战场，尤其晋冀鲁豫，包括晋察冀。我爷爷在抗战期间就是个老战士，是我们县里第一批党员，后来任邯郸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受爷爷影响，我从小就喜欢听抗日故事。三年级时，我就仿照雁翎队的故事写小说，用铅笔在作文本的背面歪歪扭扭地写了56页。
后来读书多了，我对战争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中国的抗战文学有很多佳作，相对来说仍是比较传统的英勇抗战，我觉得不过瘾，开始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经典。
中华读书报：您心目中抗战题材的好作品是什么样？为此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李春雷：我觉得抗战文学应该写出人性深处的真实感，应该从文化的、文明的、复杂的层面去认识。早期的抗战题材作品，从世界意义、文学意义、经典意义上来说还不够。
我有意地搜集抗战题材故事，发掘史料照片，希望全面了解抗战。在我爱人的支持下，我从家里拿了三万块钱，租了一辆天津大发面包车，和文化馆的馆长李亮、邯郸地区作协副主席韩希军和邯郸军分区的军事参谋一起，20多天，行程数千公里，跑遍了晋冀鲁豫边区、长治一带，刘邓大军战斗过的地方、左权阵亡的地方、太行山里重要战役的发生地，遍访了包括神头岭、响堂铺、平型关、忻口等十几个战场，采访百余名当事人，搜集资料200多公斤，对抗战有了进一步理解。
那是1986年，当时很多老人还在，我在村里找到当年的小商贩、小演员、童养媳、乡村医生、算卦道士、饭馆掌柜，甚至被释放的罪犯，也搜集了大量有关邓小平、刘伯承、彭德怀、左权等大人物的故事。这一行让我真正了解了抗战方面面的情况。
因为小平同志创建了整个太行山抗日根据地129师司令部，2004年，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我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写民间抗战的《铁壁铜墙》（《太行怒》的前身）；另外一本叫《赤岸》。但是感觉仍然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经过20年的发酵，一直到2025年，又写了《太行怒》。
2
中华读书报：具体到《太行怒》的写作，以微观史的方式切入抗战，是否要格外讲究写作技巧？
李春雷：抗日战争是一场地地道道的人民战争。几千万牺牲者绝大多数是不穿军装的老百姓。这些人，就像一块块细细碎碎的卵石，铺满了战争的河床，左右了河流的方向。他们可能落后、愚昧，但这是最真实的呈现。草木知春秋，通过小角度、小人物、毛茸茸的小故事，表现那一时期人们的心理状态。那个时代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这才是文学本真的样子。
在创作时，我更多地还原时代氛围，从最真实的人性底处，从各个侧面写出这些小人物的琐琐碎碎，写出他们在原始生活土壤里丛生的须根，写出他们的怯懦与坚定、脆弱与柔韧、踟蹰与勇敢，从而写出发生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各自不同的抗日战争。
我以散文般的艺术手法经营篇章，在创作风格上追求叙述生动自然，结构轻巧质朴，语言简洁干净，文字灵妙洒脱，向读者传递出丰富的意蕴和情致，将细小事物与广阔外延的结合起来，也是对报告文学文体的一种探索。
中华读书报：作品中提到晋南地区的货币，包括根据地如何纺织、土法造枪，这些细节描写，对于我们理解人民战争有什么本质的影响？
李春雷：战争不单单是前线的拼杀，关键是准备；这种准备更多的不是战士，是老百姓。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和性质决定了它是一场最广泛的人民战争，所以，在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中，位于草根层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了战争中最根本的力量。
人民群众对这场战争战争的付出和牺牲最为巨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5年提供过一个数据，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人民总体上是积极的、爱国的，但也有怯懦的、自私的、犹豫的，可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酝酿、发酵着我们的民族精神。我写出这种浑朴的、原始的、逼近绝对的真实，让大家通过我的作品，透过历史的、时间的、空间的隧道，回到历史现场，看到80年前的状态。这是作家的良知，也是作家的天职。
中华读书报：作品中有新闻元素，又有社会学者的社会田野调查，融入了各种笔法，同时也描写了很多真实残酷的细节。
李春雷：战争原本就是这样，我所做的只是把真实的情节予以还原。我写的时候也是触目惊心，想到我的祖辈，当时都是在这种氛围中生活。我不想把每个人都写成英雄，而是写出人的复杂性，补充这个地域鲜活的战争故事和文化碎片，提供第一手的资料，有助于当下或者后代对抗日战争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中华读书报：过去相关的抗战题材不少，多数是传统的写作，写英勇抗战、军民鱼水情等等传统写作，您通过这次梳理，觉得这块土地的抗战有什么独特性？
李春雷：说独特也有不独特，民众的抗战和全国都一样，显示民族的本真的韧性。整体的民族精神在那种落后挨打的情况下，本能的一种抵抗和拒绝，这是最根本、最底线的民族精神，是生命尊严、生命权利的本能的维护。冬天里的种子在沉睡，但随着爱国抗日的教育，变成了抗日的丛林；被唤醒、冒芽之前，也会有踟蹰、犹疑、缩头缩脑。我就写这种真实。
3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新媒体对报告文学创作的影响？如何在新媒体时代保持报告文学的文学重量？
李春雷：新媒体对报告文学的影响，本质上是传播媒介变革对文体的重塑。从口耳相传到竹简帛书，从雕版印刷到数字传播，媒介始终在改变着文学的形态。今天的新媒体，不过是这一漫长演进中的最新一站。它带来的不是报告文学的危机，而是重新审视报告文学本质的契机。
新媒体时代的碎片化阅读，恰恰凸显了完整叙事、深度思考的稀缺价值。当信息如潮水般涌来又退去，能够锚定人心、照亮认知的作品，反而更加珍贵。
保持文学重量，关键在于回归文学的本体。报告文学首先是“文学”，其次才是“报告”。这意味着它必须遵循艺术的规律——结构要有起承转合，语言要有质感韵味，人物要有性格命运。无论传播方式如何变化，好的作品总能营造出一种独特的审美空间，让读者置身其中，与人物同悲欢，与时代共呼吸。
新媒体时代的报告文学，应当在两个维度上发力：一是以文学的笔法捕捉时代的本质真实，二是以思想的深度回应读者的精神渴求。前者让作品有血有肉，后者让作品有魂有骨。当碎片化的信息无法满足人们对世界整体性的认知需求时，报告文学的文学重量恰恰成为不可替代的精神资源。
中华读书报：在重大主题报道中，您认为报告文学作家与新媒体如何协同，用文学笔法加新媒体语态讲好中国故事？
李春雷：重大主题报道中的报告文学与新媒体协同，本质上是深度与广度的结合，是永恒性与即时性的对话。中国故事的内涵如此丰富，既需要即时传播的广度，也需要深度开掘的厚度。
报告文学作家的优势在于“深耕”。面对重大主题，作家能够沉潜下去，在历史的纵深中寻找源头，在现实的肌理中捕捉细节，在人性的深处开掘共鸣。这种深耕产生的作品，具有超越当下的恒久价值。新媒体的优势在于“广种”。借助多元平台、多样形式，能够让这些有深度的内容触达更广泛的受众，形成更持久的影响。
协同的关键在于找到文学笔法与新媒体语态的契合点。文学笔法追求的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新媒体语态追求的是“一目了然，一见倾心”。表面看二者存在张力，实则可以互补。文学笔法为新媒体传播提供了可供提炼的富矿——那些生动的细节、感人的场景、深刻的洞见，都可以转化为新媒体的传播点。新媒体语态则为文学作品的传播开辟了新路径——通过碎片化的呈现吸引读者，引导他们去阅读完整的作品。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仰望星空的高度，也需要脚踏实地的温度。报告文学作家提供高度与温度，新媒体提供广度与速度。当二者真正协同，中国故事就能在时间的河流中既激荡起当下的浪花，又沉淀为未来的河床。
4
中华读书报：AI可快速生成文本、梳理素材，在AI辅助创作普及下，报告文学的不可替代的现场感、生命体验与人文温度该如何坚守与凸显？
李春雷：这个问题让我想起几十年前的那趟太行山之行。当事人说话时的神态、语气、眼神，那些即将被黄土掩埋的记忆，是任何AI都无法生成的。AI永远无法替代作家用脚写作的现场感。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我们的书斋不在室内，而在广袤的田野、火热的工地、偏远的边陲。AI没有体温，感受不到采访对象握手时掌心的老茧；AI没有情感，捕捉不到沉默时眼神里的波澜。这些带温度的细节，正是报告文学不可替代的生命体验。
人文温度的坚守，根本上是对人的关怀。我在采访中接触到那些抗战亲历者，他们的怯懦与勇敢、踟蹰与坚定，构成了最真实的人性图景。这种真实，需要作家用良心去叩问，用真诚去呈现。AI只能合成已有的信息，无法创造未曾言说的感动。
所以我认为，AI不会取代报告文学作家，反而会让真正用心写作的作家更有价值。当AI承担了那些重复性的劳动，我们就有更多精力去深耕那些需要生命投入的创作。
中华读书报：面对AI生成内容的同质化、浅表化，您认为报告文学创作应如何以人性洞察、历史视野、文学审美建立壁垒，让原创纪实在智能时代更具稀缺价值？
李春雷：AI生成内容的同质化，是因为其对既有数据的依赖。它只能告诉我们已知的，无法发现未知的；只能重复已有的，无法创造未曾有过的。而报告文学的稀缺价值，恰恰在于它的发现与创造。
首先是人性洞察的壁垒。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核心是“人学”，如果缺乏对人性深度的开掘，作品便会失去灵魂。
其次是历史视野的壁垒。AI可以快速处理信息，但无法形成真正的历史洞见。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既行走在书本中，更行走在现实生活和历史图景中，才能写出有历史厚度的作品。
第三是文学审美的壁垒。同样的素材，在不同作家笔下会有截然不同的呈现。这中间的差异，就是审美的力量。结构如何安排？语言如何锤炼？节奏如何把控？这些看似技术性的问题，背后是对艺术的理解，对美的追求。AI可以模仿某种风格，但无法创造独特的审美；可以生成流畅的文字，但无法营造深远的意境。
人性洞察让作品有深度，历史视野让作品有厚度，文学审美让作品有温度。这三者结合，才能让原创纪实在智能时代更具稀缺价值。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如何用新媒体与AI工具辅助纪实写作，培育新时代的报告文学受众与创作者？
李春雷：新媒体与AI工具是时代的馈赠，善用它们可以拓展纪实写作的边界。但工具终归是工具，关键在于使用工具的人是否有足够的定力和眼光。
在培育受众方面，新媒体可以发挥“引路人”的作用。通过短视频、图文、互动H5等形式，将报告文学中的精彩片段前置，吸引年轻读者关注。但引流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让读者从碎片化阅读走向完整阅读，从浅层浏览走向深度思考。这需要写作者和传播者共同努力，在碎片与整体之间搭建桥梁。
在培育创作者方面，AI工具可以充当“助手”的角色。资料梳理、文献检索、数据整理，这些重复性劳动可以交给AI完成，让写作者有更多精力投入需要创造性思维的环节。但助手永远不能成为替身。真正的创作，还需要写作者深入现场、感知生活、思考时代。
中华读书报：您对年轻一代写作者有何建议？
李春雷：第一，建立宏阔的历史视野。报告文学不是速朽的新闻，而是可以留存的时代记录。年轻写作者应当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创作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思考，追问作品能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不仅需要关注当下，更需要回望过去、展望未来。
第二，培养深刻的人性洞察。文学是人学，报告文学更是如此。要理解人的复杂性，需要广泛的阅读、深入的思考、真诚的对话。年轻写作者应当多读经典，从中汲取对人性的理解；多走基层，在现实生活中感受人性的温度。
第三，锤炼精湛的文学技艺。报告文学是艺术，不是公文。结构如何安排？语言如何锤炼？人物如何塑造？这些都需要长期的学习和打磨。年轻写作者应当向经典学习，向传统致敬，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超越。
第四，善用技术但不依赖技术。新媒体和AI是工具，不是目的。工具可以提升效率，但不能替代思考。年轻写作者应当学会驾驭技术，而不是被技术驾驭，始终保持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新时代的报告文学，需要年轻一代去创造。我相信，只要他们既有仰望星空的胸怀，又有脚踏实地的定力，就一定能在智能时代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