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题是栏杆，也应是扶梯

　　张聪先生《聊聊语文考试》一文提到某地初中语文考试，其中一道试题引用周敦颐《爱莲说》：“……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题意要求考生对比某辞典的另一种标点方式，说明其合理性。

　　张聪先生对此表示质疑：“在‘宜乎众矣’后面到底是加感叹号好还是句号好？这实在很难说，或者说这完全取决于读者的感受。”他借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文本的本质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生成的，是等待着读者来成全、来保存的。

　　我对中学语文教育没有研究，但以为人文学科学习以开放性态度为好。张聪先生这篇文章，也让我想起几年前看到的一道中学阅读理解题，引用了我的一篇小文，文后附有一道填空简答题，三道选择判断题和一道阅读阐释题。我当时以为信手拈来，没想到在选择题上举棋不定。这是为什么呢？我有些好奇，文章毕竟是我写的。

　　一个显见的原因是，文章虽然出自我手，但或对或错，试题阐释权是由出题人根据他的阅读理解说了算。就像房子是我盖的，钥匙却不在我手里。不过这倒没什么，我觉得考题是有水平的，题意大致把握住文章主旨、重点和思路，提问角度灵活，选项似是而非，若不仔细琢磨文本，还真不太好辨析。

　　意外的是，我发现容易发蒙的是作者。那些选项内容，如同写作中不断明灭的思绪浪花，多多少少都曾在心头涌动过，斟酌过，反而模糊了判断，难怪作者有重回写作茫然之感，不过也心有不甘：因为这些似曾相识的念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非对即错的，而是此起彼伏的，互动相生的，这与写作本质有关。写作过程尽管也是一种取舍，但它作为“无中生有”的创造，始终处于或然性之中，写作水平虽有高下，却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模板或标准。

　　但提及此事并非是要指摘考题有何不妥，恰恰相反，我担心的是，这类选择判断题，答案对错在毫厘之间，虽显出出题人水平，但是否会无形中增加难度，让学生感到繁难？著名学者温儒敏先生指出，现在“中学语文教文学作品很注重引导学生了解作者的‘原意’和作品的思想意义，而不注意激发学生审美想象，只能说是‘半截子’的审美”。他提出从“文学生活”到“语文生活”的重要理念，即是说，学生应当像在生活中接触、欣赏或消费文学那样自然地、有兴味地进入语文课堂，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回看语文教育，对语文教育的范围、功能、方法与得失，也许会有新的认识”。的确是如此！文艺学大师巴赫金就曾强调，“审美教育”乃是教师的最主要任务之一。在他的课堂上，学生们回忆说，“就好像地质工作者翻检每一块石头，在博大精深的国度里，找呀找呀”，分享求知的快乐，感受艺术的美好。

　　对于中国人而言，一个字，不仅是一个方块字，它还承载着数千年历史文化，如月明星稀般神秘、空灵，却能让古今读者共情。当年贾岛沉吟于“僧推月下门”与“僧敲月下门”，韩愈一字定音，千古佳话！韩文公还有诗云：“表里忽通透。”“通透”正是语言表达的至高境界。李白一句“月想云裳花想容”，简直就是使时间消融之神句！最理想的语文学习，不仅是让学生们在文化海洋中优游，还应能掌握准确而得体的表达方式。它不是数学公式那种精确，却能精妙入微地诉诸审美与思辨，潜移默化地丰富心灵。

　　我有一个执念：希望在孩子们心中永远保持语文的美好而非枯燥，就像我们小时候“享受”语文那样。我还有一个想法抛砖引玉：我们的语文考试理念能否更开放些、灵活些？出题人能否适当“藏锋”？就是说，不求难度，重在启发，尽量寓教于考，让考题不仅是栏杆，也应是扶梯。

　　上世纪90年代，全国语文高考首次纳入新诗鉴赏题目，考题以我的一篇小文改成一道三分判断题。四项选择中只须判断出“赏析不恰当的一项”即可，明显降低了难度，这让考生能在较为从容的心态下品诗作答。我觉得出题人是很有想法和方法的，他把“烧脑”似的辨析变成了清清朗朗的赏析，这不是“放水”，这也是一种学习！阅读理解题本该有助于同学们去悉心鉴赏和领悟，至于分数，语文考试中有这样几道愉悦的“送分题”又何妨？

　　张聪先生文章中有一段话令我感动：“中学生——尤其是高中生——是有着自己精神上的迷茫与痛苦的，他们很多朴素的思考是与第一流的哲人相通的。可是对于这些思考，对于这些迷茫与痛苦，我们极少能够予以真正的回应。”是的，人到这世界上是来体验人生的，不是来一道道过关的。全社会有责任创造出一种相对宽松和温情的教育成长环境，这也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