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中之墙”：围住空间，也围住心

　　无论是与婆家合住，还是搬出另住，马刘氏都是住在四合院形制的大杂院之中。四合院是一种很普遍的北方民居建筑形式，其基本格局是一个露天院子，四面建有平房。正房（即北房）坐北朝南，门窗面向院子。其两侧为东厢房和西厢房。南房可能是一组房间，或者只是院墙与院门。有一些四合院中种有夏季遮阳用的树木，如果空间充足，四合院中还会加入诸如假山、池塘、竹丛以及月亮门之类的装饰性元素。四合院的规模以“进”为单位，标准的单进四合院占地大约200平方米（邓云乡：《北京四合院》，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一座大的四合院院落可能包含一系列较小的四合院，它们之间由走廊和门连接。在某种意义上，北平最著名的四合院就是故宫。当然，故宫只是在建筑形制上呈现出典型的四合院院落特点，在规模上却非常特殊。对绝大多数的北平居民，特别是马刘氏这样的妇女来说，虽然她们的住房在风格上与故宫相似，但是她们绝不可能过上像帝王那样的生活。

　　民俗和地方历史学者认为，四合院落通常被用作大家庭的住所，以家庭为中心的空间布局使四合院成为一个舒适自在的地方，居民们可以享受便利且自给自足的生活。20世纪初，许多外国游客和北平本地的居民都认为四合院的魅力难以抗拒，因为它代表了明清帝都的文化特性，也承载着历久弥新的深厚传统。这种观点在当时的旅行文学中多有显现，例如美国人艾斯特·弗拉伊内·海耶斯（Esther Frayne Hayes）就在旅居北平的生活日记中，表达了对这种特殊乡土建筑的迷恋。她的父亲在中国大学担任教授，全家人一起住在北平西郊一座宽敞的四合院中，这个专门为外籍教员提供的院子距北平城有些距离。艾斯特非常享受乘坐人力车穿行于迷宫一样的胡同街巷，也很喜欢在城内的店铺购买北平特产。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知道北平最大的魅力深藏于那些静谧的角落，在那些小小的古朴院落之中，在那些有格子窗棂，糊着纸的窗子之后。”在这些理想化的描述之中，四合院提供了一种传统家庭经验，它捕捉到一种儒家学说大为推崇的社会和谐的本质，同时也发挥着某种“世外桃源”的魅力，人们在此可以摆脱世俗烦扰，享受一种简单、宁静的私人生活。在这种浪漫的想象中，无论是国内的政治变革，还是西方的工业资本主义，都无法破坏北平四合院居民享受平和与富足的生活。

　　一些中国作家也同样迷恋于四合院，认为这是北平文化和精神的地标。以老舍的《四世同堂》为例，这部小说开头便描写了故事主角祁老爷子的房子：

　　北平城是不朽之城，他的房子也是永世不朽的房子。现在，天佑老夫妇带着小顺儿住南屋。五间北房呢，中间作客厅；客厅里东西各有一个小门，通到瑞宣与瑞丰的卧室；尽东头的和尽西头的一间，都另开屋门，东头是瑞全的，西头是祁老太爷的卧室。东屋作厨房，并堆存粮米，煤球，柴火；冬天，也收藏石榴树和夹竹桃什么的。当初，在他买过这所房子来的时候，他须把东屋和南屋都租出去，才能显着院内不太空虚；今天，他自己的儿孙都快住不下了。屋子都住满了自家的人，老者的心里也就充满了欢喜。他像一株老树，在院里生满了枝条，每一条枝上的花叶都是由他生出去的！

　　祁老爷子的愉悦和自足包含着一种独有的骄傲、自足与权力，这些情感为帝都所赐，为本地居民、寄居者与旅行者所共享。

　　然而，也有一些作家不满意用浪漫的笔法描述四合院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意涵。他们开始关注四合院空间和文化环境中的其他因素，在写作中强调四合院建筑形式与四合院生活中的等级制度，认为四合院物化且固化了家庭生活中的父权结构与男权规范。具体说，由于北房冬暖夏凉，依照本地习俗，北房总是会留给长辈居住。厢房通常比北房略矮一些，样式更简洁，建筑材料也稍逊一筹，通常供晚辈与仆人居住。

　　四合院的批判者们认为，被围墙环绕的四合院，除了会强化家庭等级秩序，也会营造一种“被囚禁”的不良感受，甚至可能让人产生“幽闭恐惧”。美国人康士丹（Samuel V. Constant）曾试图通过研究北平街头小贩的叫卖去解读四合院的文化含义。康士丹于20世纪30年代来到中国，担任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的武官。退役之后，他充满热情地学习中文，研究北平当地的俚语和习俗。就像当时许多旅居北平的外国人，在中国度过的那些年对他来说是一次大开眼界的旅行。康士丹痴迷于中国古代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当他看到中国历史的辉煌已逝，并且在外国资本、技术、思想和枪炮的进攻之下，毫无还手之力，他也为中国深感失落和悲哀。和许多中国改革者一样，康士丹试图在物质和文化中寻找中国当时衰弱的根源。从女子的裹脚布到传统的民居建筑，改革者将这些日常事物都视为一种现代社会中不正常且落后的中国文化的标志。

　　在谈到中国的住房时，康士丹写道：

　　中国是一个墙中有墙的国度。这些墙长短不一，从绵延万里的著名的长城，到农民自建的矮小的泥墙……除了这两种最特殊的墙，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墙——城墙、宫墙、衙门的围墙、富家深宅大院的院墙、穷人低矮小屋的土墙。毫无疑问，这些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和人民的心理。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说，这些墙使中国的家庭建立起它们自己小小的封建城堡。家庭或宗族退入墙内，关起门来。中国千百年来的伟大和悲剧就在这许许多多的墙内发生。因此，在围墙内的小小院落之中，中国的普通家庭正是它们所代表的庞大国家的典型代表和实例。

　　对于康士丹等人而言，这种四合院所承载的内向的生活方式，不仅反映在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之中，同时也影响着个人层面的性别规范。他写道：“毫无疑问，对于妇女来说，这些院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她们的世界。在她们的生活中，走出院落是一件很难得的大事。”在康士丹看来，四合院的围墙结构和以家庭为导向的布局将妇女置于诸如孝女、贤妻、慈母等一系列附属、服从性的角色之中，她们按照正统儒家规范所定义的方式来扮演这些角色。因此，四合院这种建筑证实了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对妇女生活的束缚，同时也是一种隐喻，显示了妇女在由男性控制的广阔政治和社会空间中长期以来处于从属地位。这种对民居院落的看法，促使改革者们批判妇女被隔离的生活，也抨击她们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屈从于男性的地位。经典四合院建筑在一部分人眼中充满魅力，但这种魅力在中国文化的批判者看来却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反常标志，代表着一个过时的传统。四合院建筑的那些关键特点，特别是那种明显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布局和“内向的形式”，以及其基于父权主义社会等级制度而形成的建筑风格，再现了儒家家庭秩序；同时也在视觉上体现并时刻提醒着人们有关中国和中国文化的问题：与外界的隔绝、狭隘的乡土观念，以及父权中心主义。

　　对很多中外人士来说，四合院落“不仅仅是一种建筑形制”，同时也显示出“一种心态”，体现了家庭结构、权力模式、性别规则、道德立场等。在怀旧的叙述中，四合院被描绘成一种舒适的家庭空间，超脱了20世纪早期政治动荡与工业革命的入侵，成为一方世外桃源。然而批评者们却担心四合院会逐渐变成一个只关注内部、思想落后中国的象征，特别是在妇女的遭遇方面，这种负面倾向可能更加明显。然而，在城市底层妇女的经历中，并不存在这种封闭的院子与性别隔离。19世纪晚期以来，人口的增长使得华北乡村和小城镇人口大量向城市迁徙。外来人口的涌入与城市中的艰难生活等因素汇集到一起，彻底改变了北平城市社区的空间架构和人口结构。有一些四合院保持了它们原有的结构，继续作为精英家庭的良好居所而存在。然而，与此同时，还有很多的四合院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贫民区般的所在。它们并不是一处与外界隔离、自给自足、只关注内部家庭生活的避难所；相反，这些四合院是一处拥挤的、嘈杂的、肮脏的空间，为众多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家庭提供了栖身之地。

　　（本文摘自《弃夫潜逃：战时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与犯罪（1937-1949）》，【美】马钊著，孔祥文译，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定价：7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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