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03月18日 Wed

著名美术史学者余晖在《图说画马两千年》中,以图说的形式评述人物鞍马画在两千年中所经历的绘画历史。“人物鞍马画概说”阐明了人物鞍马画的诸多人文要素,在厘清两汉、魏晋南北朝人物鞍马画的基础上,其后各篇聚焦于卷轴画类,围绕唐代、金至元和清代3次人物鞍马画的高潮徐徐展开,连带过渡时期出现的重要作品,直到20世纪完成的人物鞍马画艺术风格的历史性巨变。

良工追古意,元画中的马

《中华读书报》(2026年03月18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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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版:文化周刊·书摘
中华读书报 2026年03月18日 Wed
2026年03月18日

著名美术史学者余晖在《图说画马两千年》中,以图说的形式评述人物鞍马画在两千年中所经历的绘画历史。“人物鞍马画概说”阐明了人物鞍马画的诸多人文要素,在厘清两汉、魏晋南北朝人物鞍马画的基础上,其后各篇聚焦于卷轴画类,围绕唐代、金至元和清代3次人物鞍马画的高潮徐徐展开,连带过渡时期出现的重要作品,直到20世纪完成的人物鞍马画艺术风格的历史性巨变。

良工追古意,元画中的马

  在12世纪下半叶,广阔的蒙古大草原连续数十年得到充沛的雨量和充足的阳光,草木丰盛,牲畜日增,大大促进了蒙古民族人口的增长,尤其是象征国力的马匹日益增多。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自1209年至1279年,蒙古铁骑倚仗弓马之利,先后灭西夏、吐蕃、大理、南宋,最终于1279年统一中国,同时一度横跨欧亚大陆的草原,侵扰了欧、亚诸多国家。这个草原民族在立国前虽控马无数,但没有马政,兵牧合一,治人亦治马。立国后,元世祖参照唐、宋马政,建立太仆寺和尚乘寺,分统马政,并向南毁田改牧,马政事业在其统治时期达到了鼎盛。此时蒙古马种主宰了中国马匹的品种,另外,在大元帝国打开门户的国策之下,阿拉伯马、西洋马也随主人来到东方。

  然而,为了防止汉族人民拥有武装,元廷严禁汉族百姓养马,历年还不断向江南、湖广等地强行滥征地方民马。在元世祖之后,马政流弊日滋,久未整治,随着国力日衰,终随元廷一并倾覆。

  元代绘画有条件汇集西夏、大理、吐蕃和金代以及域外的艺术特色,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和影响,给元代人物鞍马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

  元代北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深受前朝故国金代乃至唐、北宋文化的熏陶。师法唐、北宋画风在人物鞍马画中显得最为突出,这种画风的盛行可追溯到南宋文坛。

  南宋末年的文学批评家严羽倡导“以盛唐为法”,延续了唐宋古文运动的精神。在宋末元初的文坛,出现了一批追崇初唐边塞苍凉诗风的诗人,如龚开、文天祥,以及汪元量、蒋捷等,其诗风在不同程度上都沐浴了唐风。

  龚开是元代较早提出师古的人物鞍马画家,元代汤垕《古今画鉴》说他“画马专师曹霸,得神骏之意”。龚开有书斋,名曰“学古堂”,事实上龚开是以“学古”自我标榜,以出新为目的。元初另两位画家钱选、赵孟頫更是把师古的绘画思潮几乎扩展到整个元代画坛,南宋画院的人物鞍马画风已无人承袭。

  这样的文化气氛酝酿出元代人物鞍马画在师法唐、北宋时呈现具新意的风格:师古而不复古,创新而少出奇。元代人物鞍马画的历史没有较鲜明的发展分期,但有着较明显的画家群。

  龚开(1222—约1304年),字圣予,号翠岩,淮阴(今属江苏淮安)人。南宋景定年间(1260—1264年)任两淮制置司监,后参加了抗元斗争。宋亡后,隐于苏州郊外,生活极为贫寒。其画以古拙奇谲、寓意深刻而被时人敬重。元代最早在人物鞍马画中寄寓情感的画家便是龚开,这是他拒元忠宋的遗民思想所决定的。他“胸中磊磊落落者发为怪怪奇奇在毫端”([明]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卷十二,四库全书本),其画“韵度冲远,往往出寻常笔墨畦町之外”([元]柳贯:《柳待制文集》卷十八,续金华丛书本),他“画马专师曹霸,得神骏之意”([元]汤垕:《古今画鉴》),但无一笔落唐人窠臼。其人物鞍马画的另一特点是托物言志,今传其《骏骨图》卷,以瘦老的战马自喻惨状,并抒发了忠义之情;再如作《高马小儿图》,盼望三齿马和未冠儿能成为新生的复国力量;又作《玉豹图》,暗颂了好友方回的才干,对他在元初的困境深表同情。他的人物鞍马画佳作见于著录的还有《天马图》《写唐太宗天闲十骥图》《临昭陵什伐赤马图》。他屡绘唐马,向往着大唐盛世。

  龚开唯一存世的画马之图是《骏骨图》卷,绘一瘦马作俯首缓行状,鬃毛随风拂扬,凄楚中蕴含了沉重的精神力量。画家借鉴了山水画的积墨法,以淡墨层层干擦出马的肌肤和明暗、质感,勾勒有如中锋写篆,凝重圆浑,造型瘦而不弱。瘦马的造型尤为奇特,作者为表现千里马有15肋的特征,认为“现于外非瘦不可,因成此相,以表千里之异,尪劣非所讳也”(龚开《骏骨图》卷上自题诗)。他的诗文和瘦马共同倾吐了老无所用的惆怅,往日身经百战,宋亡后,不知国主在何方,自己被弃于大泽,只有默默地回忆在鼎盛年华效忠君王时的诸种壮举。以隐喻手法表现人物鞍马画主题的,还有后来的任仁发等。这在元初出现绝非偶然。当时的权豪遍设冤狱,“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贼作官,官作贼,混贤愚”([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因此产生了元初杂剧等以宋代冤狱和诉讼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作品来讽谏元朝时政,寓意正义力量必将摧毁黑暗势力。龚开等人物鞍马画家正是以“疏于人事”之画来讽谏“人事”和时弊。

  唐代韦偃和金末人物鞍马画家都曾作过病瘦之马,却是龚开最早发现了瘦马的审美价值,赋予它忠义、廉洁的品性。龚开的瘦马造型在元代几乎成了定式,任仁发《二马图》卷中的瘦马除方向相反外,与龚开的瘦马造型十分相近,甚至马肋也是15根。这种相对稳定的瘦马程式还出现在元代一些佚名画家的作品里,如《瘦马图》卷。

  元代北方的人物鞍马画家,无论是宫廷画家,还是在野匠师,普遍受到北宋李公麟和金代人物鞍马画家的影响,这与元代北方是北宋和金国故地有一定的关系,其深层逻辑是这一地区的文化承传和民族关系以人物鞍马画为媒介传递了出来。由于赵孟頫“崇唐”人物鞍马画风的巨大影响,宫廷人物鞍马画在一定程度上远承唐人风范,集中表现了蒙古贵族的游骑生活和外国向元廷贡马的场景,如宫廷画家刘贯道的《元世祖出猎图》轴。

  元代刘贯道因他的《元世祖出猎图》轴而名垂画史。刘贯道,生卒年不详,字仲贤,中山(今河北定州)人。至元十六年(1279年),他曾画《裕宗像》称旨,补御衣局使。御衣局秩从五品,负责设计、制作、管理皇家服装,由达鲁花赤提举统领,“使”之职系朝廷派到御衣局执行专项差遣,刘贯道到该局任“使”,一定与忽必烈这身衣服有关。

  该图描绘元世祖忽必烈率众人出猎时举行外交国礼的壮观场景。全幅构图开阔,景象通透,最远处还绘有运输纺织品的蒙古族驼队。该图属于大场面群体性番骑肖像画,画中的随行者有蒙古人、色目人,还有两位肤色与众不同的骑手。将该图与元人《元世祖像》页、《世祖后彻伯尔·察必像》页进行比较,忽必烈的胡须变化较大,《元世祖像》页蓄须浓黑,据其容貌,是在四五十岁的年纪,其单眼皮、大颧骨和扁平的宽脸是蒙古族人的典型特征,坚定的目光里深藏着更大的图谋;而《元世祖出猎图》轴中他已不再蓄须,其年已66岁,此图成为其老年肖像的“定妆”,已坐稳江山的忽必烈,在图中显得十分从容和淡定。从造型上看,可知忽必烈极像其祖父,只是成吉思汗的胡须呈灰白色,显得更加苍老、矍铄,以显出辈分。比较之下,《世祖后彻伯尔·察必像》页中后的形貌无甚变化,她头戴姑姑冠,丰润的脸庞,白皙的皮肤和满足的神情,被誉为东方人“永恒的微笑”。画中出现的两个“黑人”,很可能是元廷征用的域外民族。

  刘贯道早年生活于金朝故地,其人物鞍马画与金代画风和南宋陈居中的造型风格有着许多联系。该图画得最精到的是服饰,画中每一件服装的样式、质地、纹饰等均描绘得十分精到和妥帖,特别是在色彩设计上,画家的用色较为真实地还原了服装的固有色,增强了服饰效果的直观性,显现出画家设计服装的本行。画家笔下人马的线条十分严谨且不失灵动,衣冠服饰与出土的元代陶俑完全一致。画家将蒙古马表现得十分精到准确,显然是得自悉心观察和长久体验,马的形态毫无概念化之弊,人物施色浓重雄丽,但该图的内涵远远不止于艺术表现。

  该图直接与政治事件有关。这是一幅耗费多日的工笔重彩画,刘贯道于1279年某月开始精绘该图,年款为“至元十七年二月御衣局使臣刘贯道恭画”,即完工于1280年,而此前一年的二月,宋相陆秀夫负宋幼主蹈海,宋亡。这意味着忽必烈实现了对东北亚到中亚、西亚、东欧大陆的统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画中元世祖穿的大氅是用一种叫“欧洲大白鼬”的动物毛皮缝制出来的,大白鼬黑色的尾尖均匀地点缀整件大氅。这种样式的大氅在欧洲有着特殊的用途,是教皇和国王登基时穿的礼服,英格兰约翰王(1167—1216年)登基、俄国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皇后1896年加冕时用的斗篷都与此样式相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1953年6月的加冕仪式上,也是穿的这种大氅。忽必烈在这个时候穿上欧洲教皇、国王登基典礼时用的大氅,敕令刘贯道画像留影,说明这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外交活动。一位面向忽必烈的骑者,虽是背面,但略回转的脸露出高鼻深目黄须,表明他是来自欧洲的特使。北方草原民族尤好借狩猎之机礼遇来客。一个着蒙古族服饰者策马面向忽必烈,他手持一根带节痕的长杆,杆顶饰有纛(用兽毛制作的饰物),这件礼器的出现,意味着皇帝出场。忽必烈在这个外交场合也要穿上这件特殊的大氅,其心态有二:一是庆贺自己实现对大半个欧亚大陆的统治,二是暗示着他将向世界开放元朝的门户。

  此类大氅在中国并非初次出现,早在北齐就已初露端倪。北齐最早出现王一级的贵族穿着白底黑点大氅,且那里是大白鼬的原产地之一,明清时期,有一些域外的皮货商到蒙古地区采购大白鼬及其皮毛,以至于这些小动物繁殖到了北欧。在欧洲,这类大氅最早出现在法兰克丕平三世加冕(8世纪)的图像上,晚于中国两个世纪左右。这种穿戴方式极可能是从中国传到了西方,至迟在8世纪,出现在教皇加冕的场合里,最后规范化地使用在教皇、国王的登基典礼上,而没有进入中国古代皇帝的礼制序列里。约700年后的元世祖,重新用起这个在西方十分成熟的顶级礼制,他是要让这位欧洲使者看懂他的地位,同时也表明新生的大元帝国是一个向世界开放的王朝。

  清代宫廷画家绘制的所谓《元人秋猎图》卷,画中出现了几个穿这种白鼬大氅的猎手,他们很可能是清朝蒙古某王,图中的许多人物造型均来自《元世祖出猎图》轴。由此可见,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轴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和外交场合中,有着特别的政治作用和非同一般的思想内涵。

  由于开放的元朝社会借鉴了西亚和西欧国家在科技、手工艺方面追求工细的精神,朝野强调状物的真实性,借崇尚晋唐工笔写实的绘画风格,重视发展写实一路的人物鞍马画,尤为突出的是,两宋讲求写意的文人画家在元朝不再单一化了,出现了如钱选、赵孟頫等一批具有写实精神的文人人物鞍马画家。

  (本文摘自《图说画马两千年》,余晖著,湖南美术出版社2026年1月第一版,定价:1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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