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书·一位战友·一份情怀

　　《大观录汇校》（全三册）终于出版了。

　　这是一本耗费了近八年的书。起初计划的整理者是我的挚友，也是我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最亲密的战友胡真。

　　胡真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其伯祖父即著名新闻出版家胡愈之（原名胡学愚）。或许是家庭因素，胡真读中学时已经显露出极高的古文天赋，爱好古典文学的我和他一拍即合，跟着他一起读古文，对对子，学写古诗词。高考后，他以高于我一分的成绩考取山东大学中文系（如果不是他执意要去外地读大学，我们很可能一起就读复旦大学中文系）。大学四年，我们一起狂热地校注古书，刘向《别录》中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为雠”，可谓我俩当时的真实写照，至今那堆吴景旭《历代诗话》的校勘记还静静地躺在我家的书橱里。也正是因为这四年毫无功利目的的全心投入，使得我翻阅了大量的古籍（《历代诗话》中引书据说有四五百种），学到不少古文献和目录学的知识，当然最大的收获是从此真正爱上了古籍整理这项工作。

　　大学毕业后，我如愿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做一名编辑，而胡真回到我们的老家上海嘉定当一名初中语文老师。不过工作没几年他就辞职了，成为一名专门从事古代文化事业的自由职业者，尤以校勘整理古籍为主业，此后就有了《易林汇校集注》和《经史避名汇考》的整理出版，而这两本书都是古籍整理中很难啃的骨头。

　　2015年，我和胡真开始合作校勘整理《古文苑》。2017年，我调至上海书画出版社工作，旋即接手负责“中国书画基本丛书”项目。编辑向我提出，丛书中的《大观录》需要约请作者校勘整理，我便推荐了胡真。胡真自然也爽快地应承了下来。

　　然而，真所谓“天有不测风云”。2018年年底，正在工作的胡真突发剧烈哮喘，竟遽然离世。骤失挚友，此痛何及！然而斯人已去，留下的人，仍要完成我们共同的事业。此时，《古文苑校注》我们合作整理到一大半，刚刚和中华书局签约。而《大观录》的整理工作，由于胡真生前未来得及交代进度，包括是否做了版本调查、文献获取进展等等，家人和我均一无所知，亦无从回溯。一度，我和编辑商量，考虑过另外寻觅合适的作者，但一段时间后，仍未找到恰当人选。加之我心中总有挂念，感觉这是我和胡真的约定，所以最后，还是下决心接过这个重任，重起炉灶，从头开始整理《大观录》。

　　这项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是由于我在出版社的工作日益繁忙，只能以零散片段的业余时间为之。另一方面，则是当我开始深入调查《大观录》一书，发现其可发掘处，以及整理难度，均远超起初的想象。

　　《大观录》是一部收录多种书画名品的著作，多记录作品形态和题跋等。对其整理的定位，我并不希望只是简单地标点，而是试图寻找书中提到的书画作品原作，进行校勘比对。开始前，我已料想到按“记”索“图”，并非易事，但实际操作起来，其难度仍大大出乎意料。书中所记虽多是历代名作，从清代至今，仍有大量作品已佚失，或者是藏于“深闺”，让人无从寻找。还有时，以为找到了名称对得上的“原作”，然而仔细核对，却发现并非同一件作品。比如著名的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大观录》中所记有两种，但是与今存的几种《韩熙载夜宴图卷》（包括故宫博物院所藏）对校，竟然皆不相匹配，故只能在校勘记中说明。吴升的忠实记录，好像是无声地告诉我们，从宋代到明代，书画名作的各种临摹之作、伪赝之作可谓泛滥成灾。

　　因为这种种困难，《大观录》的整理推进始终艰难而缓慢。不过在持久的工作中，也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如元代饶介的《行草书韩柳文卷》（卷九上），之前遍寻不得，几乎要绝望了。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一日晚间，我正在做第四轮“搜查”，正好做到此卷，网上竟突然跳出一个标题：“元代书法瑰宝重现拍场：饶介《草书韩愈柳宗元文》惊世传奇！”急忙打开网页，才知道就在前一天即四月十日，该卷作品在苏富比香港春季拍卖会以二点一三五亿港元落槌！这件传承有绪的书法巨作终于在一百多年后首次公开露面。而我也终于得以一睹该卷清晰大图，从而完成校勘工作，真所谓“苍天不负苦心人”。

　　另一个出乎意料的情况，是随着国家古籍普查工作的展开以及互联网的发达，原本深藏不露的《大观录》各种钞本纷纷“抛头露面”，就如本书前言中所记，前后共查询到十三种钞本（包括残本），其中的十种得以全部目验，最遗憾的是大连图书馆藏钞本，至今不得一见。有趣的是，最后见到的钞本竟然是离我办公室最近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清钞本（吴荣光旧藏）。此前数年，虽然我们两家单位直线距离不超过一百米，却一直无从了解其馆藏详情；直至我社《中国艺术文献集成》工作推进，与辞书社合作，集中开展了一次馆藏艺术类文献的底本调查，才发现这竟然又是一种别具价值的钞本，而此前从未见过记载著录。这么多的钞本也让我“悲欣交集”。“欣”自然不用多说，“悲”的是每发现一种钞本，工作量便又要大大增加。幸好其中七种钞本属于同一系统，文字内容基本相同，所以我选择了其中四种作为参校。即便如此，校勘工作量也远远超过了最初的预期。

　　整个校勘整理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七年，其中还经历了特殊的“新冠”时期。在漫长的七年中，得到了许多长辈和同仁的帮助和支持，让我铭记在心，于此，特别向颜世铉先生、李梦生先生、王宏先生、邸晓平主任、王萌女士、雷军先生、李佳珉女士、吕小闽女士表示诚挚的感谢；同时，也感谢我的同事郭晓霞、李保民、郭时羽、冯磊、田程雨、雍琦、陈家红为本书付出的各种辛劳。尤其是田程雨，经常帮我目验钞本、查找资料、讨论问题，可谓此书的一大功臣。

　　在《古文苑校注》（中华书局出版）前言最后的附记中我写了这么一段话：“此后六载，每于斗室孤灯之下董理此稿，虽夜深独处，常恍见老友（胡真）对面陪坐，不禁唏嘘，真可谓‘死生魂魄暂同游’也。泣不成文，聊以志念。”事实上，整理《大观录》的每一个夜里，何尝不是一样呢？

　　如今，终于可以将这本百万字的《大观录汇校》献给它本来的整理者，我的挚友，也是我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最亲密的战友胡真了。

　　文毕辍笔，不禁犹自黯然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