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枣䭅到茄鲞，品读《图像考据通论》之味

　　在中国艺术史与文献学传统中，“考据”一词往往与文本打交道，关涉典章、训诂、史料之辨。而“图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置于艺术史、风格学或美学的讨论框架之中，更多关注形式语言与审美经验。余辉先生在《图像考据通论》中提出并系统阐述“图像考据”这一新概念，实质上是将传统考据学的方法论从文字领域拓展至视觉领域，从而在图像学与文献学之间建立起一条新的学术通道。

　　这一方法论转向具有双重背景：其一，是艺术史研究内部的自我反思——在“风格史”与“图像学”之间，如何重建图像的历史性与证据性；其二，是数字化时代图像资料的激增与可比性增强，使“以图证史”“以图校文”成为可能。进一步而言，余辉先生提出的“图像考据”并不限于“以图证史”，而更强调“以图补史”的学术功能——当文字文献阙如、史料失传之际，图像所承载的视觉信息、物质工艺与文化语境，往往成为复原历史真实的重要依据。

　　同时，《图像考据通论》亦重新唤起了艺术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图像不仅记录了历史事件与文化形态，更以其视觉结构、物质属性与制作工艺，参与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知与再现过程。由此，图像不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成为理解历史真实与思想生成的主动媒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图像考据通论》推动艺术史研究从形式主义的阐释转向以史为本的实证探究。

　　本文拟从“真—俗—趣—味”四重维度入手，以期品味此书的学术气韵与文化之味。

　　一、真

　　余辉先生在卷首开宗明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尊严的具体体现，这个尊严就是她的历史文化是真实可信的，大到历史时代，小到文本和图像，在一定的条件下，经过科学的考据，多是可以渐渐走近的真实。本书关于图像考据的理论与实践，希望能帮助您探究古代艺术史的真相。”

　　《图像考据通论》以“求真”为宗旨，将图像研究纳入史学的实证传统之中。作者提出，图像考据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留存下来的一切图形以及前人对此作出的判断，研究者需借助科学手段和相关文字材料，找出各类图形之间的联系、发展与变化的规律，从外在形态入手，进而探求其内在的人文含义，以期抵达“历史的真相”“艺术史的真实形象”以及“作者的真意”。

　　在具体论证中，余辉先生的“求真”精神体现在对个案的严密考察。以《韩熙载夜宴图》为例，与画卷相吻合的宋代文物屡见不鲜，画中文物典章与宋代文物的高度一致，是在同一文化氛围中生成的必然结果。并以此作为判断该画创作于南宋时期的重要依据，这类考据让艺术作品重新回到历史制度与文化心理的原场域。

　　他在书中多次强调“形象即史料”，认为卷轴画、壁画、器物图饰皆是“可读的历史文本”。这种立场突破了将图像视为“艺术品”的单一视角，回到了“以图证史”进而“以图补史”的本原之路，使艺术史重新与历史学发生深层的学理关联。

　　二、俗

　　如果说“真”是学术的立场，那么“俗”则是作者的表达方式。

　　余辉先生的文字一向不以晦涩为荣，而以通达为能。他深知学术写作若不能抵达读者心智，终将沦为自我封闭的“象牙塔语言”。因此，他致力于将复杂的学术问题通俗化，使抽象的理论具象化、生活化。书中妙喻连篇，常以日常之物喻学术之理，既有深意，又可为普通读者所感知。

　　在论及图像的“证史”功能时，余辉先生以医案作喻，认为图像考据如治病问诊，图像之中隐伏的历史信息，就像病理报告里的蛛丝马迹，需通过冷静观察与逻辑分析方能确诊其病因。至于如何运用这一方法，余辉先生指出，图像考据本身即是一门独特的学问。它如同一个工具箱，既需理解各类工具的性能与用途，又要熟悉它们所作用的对象。

　　尤为可贵的是，余辉先生并未将“通俗”视为“浅显”的同义词。他所追求的“俗”，是一种“学理之俗”，即以最朴素的语言传达最严谨的思想，使学问重新回到生活语境之中。由此，“俗”在他笔下，不是对“高深”的让步，而是通往“雅”的路径——他以通达之文显学术之理，以平实之语达文化之深，使得“学理之俗”反成“文化之雅”。

　　三、趣

　　如果说“真”是骨，“俗”是肉，那么“趣”就是这部书的血脉与呼吸。

　　《图像考据通论》之“趣”，并非浅近的趣味，而是一种穿透性的“学术趣味”。它体现在作者对细节的敏锐感知、对微痕的洞察力，以及对学术探求的执著快乐。

　　书中关于《清明上河图》的章节，堪称其考据趣味的典型。作者通过对人物行为、饮食活动与节令习俗的细致分析，锁定了画面所展现的时辰——城市午餐前后时段。这一推论，将艺术作品从审美欣赏的范畴中解放出来，使之重新进入“历史现场”。那种将蒙尘的“时钟”重新修复并令其“滴答作响”的快意，正是考据之“趣”的真实写照。又如他对“枣䭅”的考释——看似微不足道的面点，却揭示出宋人民间小食与节令习俗的互证关系，正如作者所说：“其实画中的圆状物，并非西瓜，而是开封人在清明节食用的枣䭅”（见“考据画中的时间”）。一“䭅”之辨，见学识之厚；一物之真，通史学之理。

　　这种趣味不仅体现在书中，也体现于作者的日常观察。余辉先生以“考据”为生活方式，从日常细节推知背后结构关系：某冬日步入紫禁城城隍庙小院，他仅凭积雪脚印的深浅与融化程度判断出来者的出入时间；在元大都遗址公园，他通过两群鸭子的栖息与结伴方式辨识其“社会结构”关系；甚至能依地表残迹辨认出1949年国民党遗留的防御工事。余辉先生之学不仅源自书斋，更来自生活本身，他将考据的敏锐延伸至生活的每一处纹理之中，正因如此，他的图像考据带有一种难得的“生命感”——既冷静又生动，既理性又富于人情的温度。

　　四、味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刘姥姥第二次进荣国府时，品尝了让刘姥姥吃到怀疑人生的菜——“茄鲞”。凤姐儿告诉了刘姥姥这道菜的制作工艺，让刘姥姥惊叹失措。余辉先生的《图像考据通论》，正如凤姐儿解析茄鲞之制作工艺，书中引经据图，旁征博考，从人、事、物的各项细节入手，将“图像之真物”与“历史之真态”层层剖析，还原出中国艺术史的肌理与温度。

　　书中案例可谓“百味俱陈”。论及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北宋摹本），作者辨析出画中观棋和弈棋的座次正好是南唐李家王朝继位的顺序。“会棋”实为星象示意，用以揭示政治结构的象征逻辑；又如南宋赵构书、马和之绘《赤壁后游图》卷，在南宋初的政治背景中，苏轼、黄庭坚名誉获复，旧党文化重新上升，使这幅书画具有特殊的历史分量。这些细微之处皆“隐而不言”，却在考据中被一一索隐显形，使阅读本书如读小说——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常有意料之外而于理之中的顿悟。

　　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考察，恰似茄鲞中各色食材，层层叠叠、互为滋养。余辉先生如凤姐儿，以精密的考据与缜密的逻辑考证历史图像，我们这些读者，便如刘姥姥入大观园，不得不摇头吐舌地感叹：“怪道这个味儿！”阅读《图像考据通论》，不仅是品书之味、品画之味，更是在品读图像背后那一层社会与历史的“原味”“真味”。

　　五、真味与真人

　　晚明书画鉴藏家李日华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余尝叹今世假习滋行，假道义、假名节、假经济学问，以至假面貌、假肝肠，其不假者，徐润卿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唯为真人，故得有此真物。匪徒仗有真眼，亦是感得真果也。先生试于展此卷时，令朋侪并味余说，亦未必非一种真药草。”

　　余辉先生的《图像考据通论》正是一剂当代学术界的“真药草”。在图像研究的热潮中，时下不乏“伪真”之象——概念繁生而实证缺位，新术语替代了旧问题，却少有真正基于图像本身的观察与证据的思考。余辉先生所提倡的“图像考据”之学，恰是对此学术浮躁的回应与矫正，他以“考据”之实对抗“概念”之虚，以“真物”之证抵制“假学”之华。

　　由此，《图像考据通论》不仅是一部方法论的总结，更是一场精神层面的“真学”体验。它以考据的严谨、文字的温度与趣味的生命力，重新确立了图像研究的学术尊严与文化自信。读此书，犹如细品一道层层叠叠、香气缭绕的学术盛馔——厚而不腻，回味悠长。（作者为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