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探索近代文化

　　“文化史研究既要溯流而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又要顺流而下，历史地理解近代文化变迁，警惕以今人之见揣度前人。”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昭军看来，以现代性的后见之明回看近代文化变迁，难免会使用一些西方的、今天的概念和标准，而低估传统的连续性和复杂性。近代文化嬗变中传统与现代相纠缠，他使用“双螺旋”一词来形容其形态——传统文化现代化与西方文化中国化像基因图谱中的“双螺旋”般相互交织，难以绝对分开。“从求学时代开始，我便逐渐确立了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之间探索近代文化的研究思路。在传统与现代的接榫处，通过具体的历史研究，来认识和思考中国文化问题，这是我多年来一以贯之的理念。”张昭军说。

　　北师大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重镇，张昭军曾在该校龚书铎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工作以后，张昭军一边从事近代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一边潜心学科建设。2012年，他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入选“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并荣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和重点优质教材。2018年，合作主编的《柳诒徵文集》12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22年，其著作《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梳理和总结了中国文化史学科产生发展的历程，回答文化史学的内涵、理路与风格等学科基本问题。2023年，为了赓续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学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北师大历史学院与中国史学会传统文化专业委员会联合创办《中国文化史研究》集刊，张昭军担任主编。

　　近日，本报实习记者就中国文化的近代变迁、中国文化史学科的当代建设等问题采访了张昭军。

　　寻找传统与现代的接榫处

　　中华读书报：自大学时代开始，您多年深耕晚清民国时期的传统学术与儒学思想史。是什么让您对这个领域产生了兴趣？

　　张昭军：这得从我求学时的社会与思潮说起。我是1989年上大学，1993年读研究生。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全社会迎来商品经济大潮，并向市场经济转型。思想文化界也随之调整，表现为两股思潮：其一是以文化保守主义为取向的“文化热”，其二是现代化思潮。

　　90年代的 “文化热”，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第二轮“文化热”，也有人称之为“国学热”，带有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自五四以来，国学在主流文化中是与“腐朽”“封建”挂钩的，新式知识分子大都对其持批判态度。1993年，对其评价出现了大的转变。这一年，以北京大学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等为代表的著名学者，从正面倡导国学。大约与此同时，海外新儒家的著作受到大陆学界重视。受大环境的影响，我在图书馆的古籍部和港台书库泡了三年，读古籍，读港台学者的著作，钻研经学史，重新认识传统文化。

　　现代化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成为一股思潮，但上升为理论，为史学界普遍重视，则相对较晚。当时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对现代化理论还存在一定的争议。1993年出版的两本书，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新论》和章开沅、罗福惠先生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直接引发了我对现代化理论的兴趣。我找世界近现代史专业的同学，要到现代化理论课程的书单，抄过来一本一本地看。

　　我之所以对近代儒学研究产生兴趣，今天想来，很可能是受这两股思潮的影响。究其实质，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我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读书计划，按照近代史大事件的顺序一路读下去。当读到汤志均先生的《戊戌变法史》时，我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问题：以往我们讲儒学都强调它是保守的、非宗教性的，但是康有为竟然要用儒学来变法，并且主张将儒学改造成宗教。我从这个矛盾处入手，写了第一篇论文，也就是《纳儒入教——康有为对儒学的改造与重构》。由此，开始专注于近代儒学问题，并逐渐形成了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近代变迁的研究思路。接下来，我按照这个思路，继续聚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接榫处，研究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而后进入了章太炎学术思想研究，并将其发展为博士论文。

　　工作以后，我把这几篇文章合在一起，以《传统的张力——儒学思想与近代文化嬗变》为题出版。“传统的张力”这个书名，就是这些论文背后一贯的关怀。从传统看近代，强调传统文化在近代的连续性和多样性，反对以西方现代化为绝对标准来要求传统文化，这一观点可视作是我在求学阶段对时代思潮的一种回应。

　　中华读书报：章太炎作为您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后来不断回到您的研究视野中。对于您而言，章太炎研究在您的学术生涯中居于怎样的地位？

　　张昭军：准确地说，不是章太炎不断地回到我的研究视野中，而是我在推进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地回到章太炎。博士论文是一个年轻学人进入学界大门的敲门砖。对我来说，博士论文的意义还不限于此。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此后的研究方向。我此后的研究始终围绕着学术思想史，以其为据点向外拓展。

　　进而言之，章太炎的学术和思想，给我提供了一个学术坐标。章太炎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座高山，是北斗式的人物。当考察近代史上的人物或学术时，我总会自觉不自觉地以太炎为参照。不管是研究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钱穆、柳诒徵等人物，抑或研究近代经学、史学、新思想、新文化，我总是不断地回到章太炎，他成了我经常回去的学术“故乡”。

　　章太炎还是我学习和请教的“百科全书”。历经长期的阅读和研究，章太炎逐渐从文本中活化。他就像是身边的良师，我们可向他请教，可与他对谈，甚至可以与他讨论。这是研究人物特别是研究学术人物，带给我们的不同体验和非同寻常的收获。

　　建设“有意义之史学”

　　中华读书报：您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最初主编这一刊物有怎样的考虑？希望能够将它打造成一个怎样的平台？

　　张昭军：本来是北师大历史学院领导约我办一个包括古今中外历史在内的综合性院刊，但我有些犹豫，因为综合性的历史学刊物不容易办出特色来。我是学文化史的，于是便考虑办一个文化史刊物。中国近代文化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长期没有自己的专业刊物。上世纪80年代，丁守和、朱维铮等老辈学者曾合作办过《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不过到第五辑就停办了，此后文化史研究刊物便一直空缺。

　　我们办这个刊物，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为文化史研究者开辟一个属于自己的园地。文化史有它的独特性，不能以政治史、经济史的研究模式来要求它。文化史研究有其独特的价值追求。在社会功用上，它既重视作为个体的人的尊严、自主和解放，又关注作为群体的人及其认同问题。我们在创刊号提出“建设有意义之史学”，目的即在于突出文化史的特色。

　　而时代也呼唤这么一个刊物。文化复兴不是文化考古、文化复古，文化史研究不能简单地回溯过去，而是要“入古出新”。我们擅长的是历史研究，应有历史学的特色，要做历史学家的文化研究，在中国历史中寻求中国文化之新义。既有的中国文化研究刊物，多是文、史、哲、艺等的组合，并不能替代专门的中国文化史刊物。

　　至于对这一刊物的期望，则与文化史研究的现状有关。目前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一方面在历史学大家族中有被边缘化之嫌，另一方面比较缺乏贯通性、整体性研究，存在分散化、细碎化的问题。这种现状与社会、国家、时代的要求有较大距离，同时也不利于中国历史学的全面发展。有鉴于此，有必要改变各自为战的现状，加强学科和平台建设，办一个刊物。希望通过这个刊物，为大家搭建平台，做一些服务，让做文化史的同人有一定的归属感。

　　中华读书报：您曾经在文章中强调过，中国文化史研究需要加强理论建设。这样的倡议是立足于怎样的思考？有哪些可以利用的学术资源？

　　张昭军：理论与史料是史学的双翼。梁启超说理论是实践之母，历史研究同样离不开理论指导。文化史研究要走向深入，一定要重视理论建设。社会史取得蓬勃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社会史理论的讨论带来了活力。新文化史之所以能形成一股颇有影响力的潮流，也离不开新文化史家重视理论层面的讨论。

　　文化史研究加强理论建设，实际上有比较丰富的学术资源可供利用。从史学史角度看，20世纪初以来，已涌现出十分丰富的文化史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作理论提炼准备了条件。我撰写《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一方面是回顾20世纪初以来的文化史学研究史，另一方面尝试讨论一些理论问题，实际上就是在总结前人治学经验和学术成就基础上，努力为当下的文化史研究在理论建设层面添砖加瓦。

　　除继续借鉴和引进欧美的文化史理论，当下亟待发掘的另一富矿，是中国的传统史学。我们的传统史学是有理论的，而且是独具特色的理论。从《春秋》《史记》，到《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再到《史通》《通志》《通典》《文献通考》《文史通义》，等等。从文化史角度对这一系列史学典籍予以总结和阐发，对于当下的学科建设很有裨益。可以说，整个中国传统史学，就是自成体系的中华文明史或者文化史，它们跟起源于西方的科学史学迥异其趣。“输入外来，不忘本来”，我们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史，重视发掘本民族的文化史理论资源，乃应有之义。

　　文化史学的时代使命

　　中华读书报：近年来您的著述重心逐渐偏向文化史与学科史，这种变化背后有着怎样的理论与现实关怀？

　　张昭军：从读硕士开始，我的研究方向便是文化史，在北师大跟随龚书铎先生读博士，学位点的研究方向依然是文化史。可以说从入门、学步，我便是在近代文化史的大范畴里面来做儒学史和学术史的。我所从事的近代儒学和学术史研究，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带有文化史的视野。

　　自龚书铎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开创近代文化史博士点以来，北师大历史系有着良好的近代文化史研究氛围。在北师大任教，我觉得有责任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规划自己的研究，系统地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创造更好的条件。上世纪80年代龚书铎、朱维铮、刘志琴等先生为文化史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21世纪初以来，文化史研究成果虽然异常丰富，但文化史的学科建设和理论总结却是滞后的，甚至可以说是匮乏的。作为这个学科点的一员，我想为此做些努力。

　　同时，21世纪初西方新文化史学传入我国，影响广泛，作为文化史研究者有必要做出本土的回应。今天我们讲“文化主体性”“自主知识体系”，落实到文化史学科，就需要思考如何用本土的文化资源与文化史理论应对新文化史等外来思潮与理论，进一步推动文化史研究。

　　我们经常说“文化反映时代”，同样，文化史研究和学科建设不能脱离时代。上世纪80年代文化史研究复兴，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建设，这再次突显中国文化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文化史研究，有其连续的方面，比如关于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探讨。但中国社会发展迅速，前后相较，毕竟不可同日而语，自然要求文化史研究做出新的调整和改变。就其大方向而言，改革开放之初的文化史研究重在关注如何走向世界，与西方对接，学习西方的现代化；当下文化史研究的使命在于贯通中国文化的历史精神与时代精神，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

　　中华读书报：在您看来，推动近代以来文化史学科诞生、发展、演变的动力是什么？如今的时代对文化史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张昭军：文化史学的兴起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史学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问题，更是中国社会特定发展阶段的需要。文化是活的，无论中外，文化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极其密切。察诸历史不难发现，是现实社会实践需要，赋予了文化史学产生发展的动力，推动着文化史研究前行。

　　我们一般把中国文化史学的开端追溯至梁启超。但梁启超不仅仅是史学家，更是思想家、改革家。他们在20世纪初打出“新史学”旗号、提倡文化史研究，并不只是为了史学的发展，其根本目标是塑造“新国民”，改造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和梁启超等人提倡文化史，有其推动史学现代转型的一面，同时将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作为启蒙民众、“再造文明”的资源。抗战时期，柳诒徵、钱穆等文化史家推出系列文化史作品，文化史研究迎来一个高峰，其最大的动力来自抗战救国、民族复兴，他们期望用传统文化增进民族认同、激发民族精神。

　　如今，人类文明和世界格局正发生结构性巨变，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均需要从中国文化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时代向文化史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诸如，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就需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加强中华文化主体性和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研究，深入开展传统文化生成、发展、变迁的内在演进机制的实践研究和理论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其根本是人的现代化，实质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其核心议题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优秀文化成为中国的，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再如，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首先要做到中国文化有自主的知识体系。如果连用以表达中国文化的话语都是外来的，很难称得上知识体系自主。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停留在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学术的层次。今天，实现民族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从何而来？自然是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而来，从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而来。我们只有深入发掘中国文化和历史中的思想、智慧、理论和话语，加以创新性阐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才有其根本和依归。文化史研究者对这些问题要有所回应，承担起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的使命。我认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史研究者对此应有理论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