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可待成追忆

　　李俊终于决定要写一本书了。去年跟我说这事儿时，他语气轻飘飘地，我无法肯定他只是随便说说，还是真要动笔。考虑到他工作上永远有处理不完的书稿，每天忙到无暇喘息，我不敢给他额外的压力，就没多说什么，但鼓励的话肯定是有的。

　　今年7月初，他突然给我发信息说：“我已经写到最后一章了，写得我怀疑写作了。”又说：“爱情这个东西，我写不出内容。写着写着，让人感觉义山是个渣男。”——他正在写的是本李商隐传。速度之快，有些令我意外。我知道，他能做到这一点，除了准备充分，只有靠勤奋与坚持。这本书，完全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寸积铢累地写出来的。

　　我曾提醒他写作时不要太过理性，对传主要同情地理解。但他的道德理性让其无法回避一些残酷的真相，给我发信息说：“（面对女道士宋华阳）他一味猛冲，从渴求认识，到认识，到亲密，到亲昵，到越界，结果宋华阳怀孕了，他说‘捡与神方教驻景，收将凤纸写相思’，奉上药与思念……后来事情败露，估计有人帮他摆平了此事，宋华阳消失了。多年以后再次遇到宋华阳，又写了挑逗的诗，好在宋华阳没有理他。”李俊很不满地评价道：“他就根本不应该这样，负心薄幸，跟元稹一个德性。”读到这些文字，我眼前很自然地浮现出了他那惯有的，微笑中略带些讥讽的表情。

　　李俊是201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毕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当时我已在古典文学编辑部主任岗位上工作了10年，他是我招的第4个编辑，但入职的过程却充满了波折。

　　我挑选应届毕业生，历来只看人品性格和专业基础，从未照顾过关系。为了保证能选到合适的人才，我让人事部门的同事，把北京高校学生投递的简历先筛一遍，挑了些专业比较对口的同学，提前约过来交流了一下，李俊给我留下了突出的印象。但谁能想到，后来中国出版集团组织统一笔试时，李俊却未获准参加。原来那年集团出了个新规，要求第一学历必须是211院校的学生，才能参加考试。李俊本科就读的安徽师范大学不是211高校，所以初筛时就被刷掉了。得知这个情况，我有些火冒三丈，催出版社的人事部主任去找集团理论，经过反复沟通，集团还是开了绿灯，给他补发了考试通知。那次考试李俊成绩并不理想，于是我们又破格让他来社里参加专业笔试和面试。他的笔试成绩虽不是最好，但面试表现非常突出。大多数同学经过两三轮提问后，就容易方寸大乱，但这小子始终不紧不慢，有问必答。即使答不出来，他也不慌张，会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不知道，沉着又冷静。看得出，他确实读了很多书，而且喜欢书，是个肯动脑子且自信的人。参加面试的几个同事，对他有一致的好评。后来因为落户北京的指标不够，他又差点无法到社里工作，人文社的人力资源部主任徐怡明跟集团反复争取，费了不少口舌，才解决了这个难题。

　　李俊入职后，工作非常努力，进步也很快，没有让我失望。2015年，我们出版了钱锺书、杨绛先生家藏的《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准备开个新书发布会，我把写新书介绍的任务派给了他。他很快就拿出了初稿，这篇文字让我眼前一亮，觉得用作会议通稿有点可惜，就推荐给《读书》杂志，以《钱基博、钱锺书父子与复堂因缘》为题刊登在2015年第7期上。

　　在我印象中，李俊身上有股执着劲，编辑之馀一直坚持专业阅读，总是不停地从网上买书，几乎达到了手不释卷的程度。他脑子里有很多想法，工作累了，就常来找我聊聊读书心得，说说自己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我写了东西，也经常请他提意见。他对我一点也不客气，喜欢就说喜欢，不喜欢就说不喜欢。我的《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是按话题写的，我有自己的结构设计和风格追求，但李俊认为写得太紧，不够恣肆，他嘻嘻哈哈地讲了自己的看法，不绕弯子，不吞吞吐吐，我很欣赏他这种真诚与直率。我曾私下给人讲过：“我在李俊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说这话可能有点托大，但我当时真是这么想的。

　　有一年，中国出版集团时任董事长召集各单位年轻职工代表座谈，李俊的发言引起了领导的注意。座谈会一结束，集团人力资源部主任就给我打电话了解他的情况。对方开门见山地说，董事长要找一个秘书，今天在座谈会上相中了李俊，让我问问本人的态度。对一般人来说，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机会。因为领导的前几任秘书都得到了提拔，有志仕途的人，谁会拒绝这样的“好事”呢？我把李俊叫来，简单给他说了一下集团的意思，他未加考虑就婉拒了。

　　李俊身上有江南人的灵秀，有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也有重情重义的厚道与真诚。作为曾经的同事，在工作上我们现在已无任何交集，但读书每有心得，总愿意相互交流一下。我新写了东西，还是愿意听他不带客气的批评。每想到李俊和人文社古典部那些昔日的同事，我心中总有一股暖意涌动。

　　一晃十五年过去了，当年那个朝气蓬勃，时不时微露讥讽表情的青年，转眼已经儿女成双。在单位里，年轻的“后浪”，已经把他推到了我当年经常自许的“老同志”行列中。然而李俊并没有放弃当年求学时许下的心愿，一直在默默准备着，希望能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东西来。在出版社工作多年，他对当代学术的江湖生态和八股文风早已司空见惯，不愿再随人作计，总想做点新的尝试。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把注意力放到了李商隐身上，立志写一本有意思的传记。

　　今年8月初，他把稿子寄来，要我写点东西放在书前。虽然我对李商隐并无研究，但关于李俊，还是有很多话想说，故未作推辞，应了下来。看着这厚厚的一叠书稿，我不由得想起他们那人人被书稿包围、拥挤不堪的工作环境，和李俊低头擦眼镜时那略带疲倦的面容。作为过来人，我深知这部稿子完成不易，既为他感到高兴，也担心他拼坏了身体。李俊家离单位很远，上下班要在路上花很多时间。他告诉我，这本书就是他在通勤路上，在手机记事本中敲出来的。

　　拿到稿子以后，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感觉非常轻松。李俊有多年的出版经验，很注意从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他想打破学术著作的论证模式，尝试用一种新的表达形式，经过反复斟酌，最后采取了内视角的代言式叙述策略。这样写的好处是，读者仿佛在听李商隐讲本人的故事，能迅速拉近与传主的距离，有很强的代入感，读起来不感到生涩。困难在于当材料不足的时候，如何填补人物生平的空白。如果是评传，作者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认因材料匮乏，有些过程无法弄清。但若是传主的自述，他怎么可能对自己的经历说不清楚呢？这就免不了要借助合理的推测。如何拿捏推测的分寸，是李俊在写作中必须面对的挑战。

　　关于李商隐研究，学术界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相关话题的讨论都很成熟。李俊对既有成果皆谙熟于心，尤其对李商隐的作品，花了很大精力反复研读，从中发现了许多有意味的细节。在写作过程中，他尽量立足于义山的诗歌，结合他的人生经历及时代背景，去追溯和还原他的内心世界，把握其行为逻辑，然后通过第一人称叙事，重塑了这位感性诗人的立体形象。这是既有别于评传类的学术写作，又不同于虚构性的文学传记的一种非虚构写作。所谓非虚构，并不完全排除虚构，但要求所有虚构须在事实基础上展开，而且仅限于对场面、细节和人物心理的合理推测与揣度构拟。这个尺度，我认为李俊把握得还比较好。比如关于李商隐与女道士宋华阳的恋情，虽然没有完整的文献记录，但李商隐的诗作曾反复提及，尽管他取象朦胧，语焉不详，但又缠绵悱恻，念念不忘。李俊敏锐地抓住了诗中的各种蛛丝马迹，结合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很好地还原了整个过程，叙述生动，又不流于臆测。

　　李俊说话做事，向来不紧不慢，有条不紊，这个特点在他的写作中也有体现。他把叙述时点定在李商隐的晚年，以追忆的形式自叙自评，使全书节奏显得松弛。虽然人物经历有悲有喜，但整体语调却风清云淡，带有人生暮景回首往事常见的平静。对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和叙述节奏的这种设置，与义山诗那特有的凄迷、朦胧十分相称。从这一点看，作者够得上传主的异代知己——义山不负责任的多情应当除外。

　　为了尽可能缩小与读者的距离，作者在写作时选择了拟口语的自述风格，也没有对结构刻意设置，全书按李商隐的生平顺序，以他个人的口吻娓娓道来，如拉家常一般。其中凡引用义山的诗文，都通过叙述文字，解释得清清楚楚。对于书中涉及的复杂历史背景和人际关系，特别是那些令普通人望而生畏的典章制度和专业术语，他都用最通俗的语言，和最易被人理解的方式作了介绍。我能一口气读完，就证明他的努力是成功的。也许挑剔的读者会认为此书不够学术，其实作者是把学术揉进了自己的文字中，使它避免了学术腔，这对读者是友好的。为了防止有的人误会，我认为有必要在此提醒一下。

　　（写定于2025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