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圣继绝的关学学人

　　在陕西文坛，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说有外省作家问陕西作家：你们为什么执着于写长篇？回答是：我们的韩城乡党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拿着木片子都写了526500多字，两千多年后的我们，如果还指望靠中短篇混世，拿陕西话说，就叫“羞先人”！

　　如果这段子流露着陕西人文化使命的自觉与担当，那么，这份自觉与担当源远流长。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报任安书》），再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横渠语录》），乃至“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于右任语），甚至直到今下，如这段子所讲的不羞先人。

　　而其中尤为难能的是北宋以后。西夏立国，进据河西以后，中原（广义）与西土几为绝域。作为挑连东西的扁担支点，四塞为固、颐指天下的关中，免不了遭遇“时也命也”的反噬。丝绸之路不再来财，戎、羌、狄、黄巢几度铁蹄，八百里秦川已无力给养帝国心脏，皇王贵胄，免不了移都就食，先东而南。天府关中成了靠边的西北，仿佛成了民族的药渣，已在滚烫沸腾之后，耗尽所有的元气与灵气，被无情地倾倒在历史的灰坑，任其风干齑粉。就连鲁迅也说，“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1934年1月11日致山本初枝》）。

　　然而面对自古帝王州、花柳繁华地，沦为直入宫门一路蒿、鸽翎蝠粪满堂抛的不争事实。“被抛”（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于周秦汉唐荣光之后的关中士民，依旧还得理荒秽、捡残砖、割砌草，于这黑灰堆里起厨灶。关中夫子就在这样的遭际下，仍然以道自任，敦本尚实，崇真践履，宗圣继绝，承古开新，其造道不辍的毅志笃行，当得起“大哉乾元（西北为乾位）”（《周易·乾卦》）。

　　肇于张载（1020—1077）的关中理学，在北宋时只有学派之实，未有关学之名。到南宋初，理学家吕本中（1084—1145），虽已提出“关学”这一概念，但未被重视和光大。至《伊洛渊源录》（成书于1170年至1176年），朱熹虽首次将张载与周敦颐、邵雍、二程（程颐、程颢）的思想并列考察，有了关学思想学术研究之实，却仍未将之与“关学”之名相合。直到明初，宋濂等编纂《元史》（成书于1370年）时，才将关学与其他理学流派并称为“濂洛关闽”，使关学有了名实相符的官方记述。逮至冯从吾（1557—1627）著成《关学编》（成书于1606年），有意识地将关学之名用于关学史研究著述，明确将肇自张载的关学纳入理学范畴，使关学特指传衍于关中地区、有独特思想旨趣和风格的地域性理学流派。经过冯从吾的昌明广大，关学得以显于天下。被《明儒学案》（成书于1676年）、《宋元学案》（成书于1676年至1836年）、《关学宗传》（最早排印于1921年）等重视和研究。

　　及至学术研究转入现代理路，20世纪30年代前后，钟泰《中国哲学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等，多在泛论宋代濂、洛、关、闽之学时，对张载思想略加论述，但对关学以及关学史则鲜少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才首次以现代学术眼光对关学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有意义的论述，厘定关学概念，详述传人。20世纪的后50年，相继出版了不少有关张载的研究著作，在对张载思想进行多角度考察研究的同时，对关学学派的源流也作了很有见地的探讨和梳理；此外，这一时期对明清时期的关学研究也有收获。21世纪以来，关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产出了以《关学文库》为代表的一大批标志性成果，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并行，大型丛书与研究专著齐丰，且相关学术研究在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呈现出跨学科、创新范式、注重当代价值挖掘等新特色。

　　赖编辑提携，我有幸以《关学文库》出版单位工作人员的身份，试写一组关于关学学人的“塞缝儿”小文章。但我深知学力有限，穷尽今生，难望陈俊民、刘学智、林乐昌、丁为祥、魏柏麓等学贤项背。但仍不揣浅陋，强效西子捧心之状，作一忸怩效颦之舞。仅以关学学人的生命与生活为着眼，注重发见学人之间的交互关系，以见时代、人生、学思相化合而成学术之理路。为好看起见，不揣有演绎乃至“八卦”倾向。相关史料引用及称述判断，对一众学贤多有借鉴，甚至转录，致有“剽窃”之嫌，也于此先行谢罪。凡此种种，所望非奢，仅想为关学的传承弘扬尽一点微力；退一万步讲，权当为《关学文库》以及《关学文献整理续编》的销售，出一些宣传分内之力。

　　《法华经·譬喻品》有“火宅三车”之喻，意谓：先以常理常情所易解易得的羊车、鹿车、牛车，行方便权教，劝引有缘修行人出离危险火宅，再交付代表真实法门的大白象车，使得有缘人最终证悟无上微妙法。我力求这一组“关学学人”小文章，做尽量合格的羊车、鹿车、牛车，劝得诸有缘善知识，近于关学乃至理学之门，得以悠游于“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的华夏文化，得大自在、大喜乐！

　　至今犹记得十六七岁时，在秦岭莽山之中的校园阅报亭，于方立天先生一个整版文章中，劈面张载“四为句”的那个夏日午后；震惊的当时，仿佛听清了身后整栋教学楼同学蓬勃的心跳摇颤了八百里秦岭的每一片树叶；如今回想，这或许是一种蒙昧的“民胞物与”。到30岁前后写长篇小说时，我毅然为全书的灵魂人物取了“赖方生”这个名字，感念赖永海、方立天，两位先生曾给我带来巨大启悟和安慰；“赖方生”，赖以泳于无边法海、立于亘古长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运化无穷。在陕西省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打杂期间，因工作之便，得以谒李二曲、王徵等关学先贤丘墓。后来又赖于面试会上对“四为句”的分解，得以入职西北大学出版社。我与关学，可谓缘深情浓，故而我最初拟以“叩关问学”为题。因在门外，所以叩敲；因是朝圣，所以叩拜。

　　在此发下宏愿，希望这一遭功德圆满，不负宿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