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家眼中的诸葛亮

　　为一个在正史中已有详实传记的古人再立传，这种情况在史学史上并不常见。而宋以后却有数部重撰的《诸葛亮传》。宋人胡寅《斐然集》、郑樵《通志》中都有《诸葛亮传》，元明时代郝经、李廷基、李贽亦有创作，甚至明宣宗在敕令编撰的《历代臣鉴》中，亲自撰写了《诸葛亮传》，可见这一题材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其中，南宋理学家张栻的《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是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部。

　　今见《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版本主要有宋刻本、宛委别藏本、明辨斋丛书初编本、十万卷楼丛书本等。考察这些版本，仍应以宋刻本为善。浙江古籍出版社“宋刻大系”此次原大高清影印的《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即为宋刻本。该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曾先后为刘汉英、文徵明、黄丕烈、刘体智、刘承干等大藏家鉴赏、收藏。1923年刘承干曾将其借与张元济影印，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续古逸丛书》，1933年又收入《四部丛刊续编》。

　　一、理学家眼中的诸葛亮

　　重撰《诸葛亮传》意味着宋以后人对正史的不满。张栻在传后跋语中说明了自己立传的动机：“予每恨陈寿私且陋，凡侯经略次第，与夫烛微消患、治国用人、驭军行师之要，悉暗而不彰。”

　　陈寿《三国志》自成书起就被视为良史，既善于叙事，又“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晋书·陈寿传》）。刘勰也盛赞《三国志》之文：“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文心雕龙·史传篇》）。然而，《晋书》也同样记载了时人对陈寿的指摘，争议很大程度上正是聚焦于《诸葛亮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髠，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但对陈寿的这种批评能否成立，历代也有不少史家有不同看法。至少从体量上看，陈寿对诸葛亮是极为重视的。根据渡边义浩的统计，《三国志·诸葛亮传》去除诸葛瞻的部分，尚有4310字，远远超过五虎上将的关羽（953）、赵云（246）等人的传记。北魏崔浩以陈寿“不负”诸葛亮，认为诸葛亮数次北伐无果等，皆为战略上的失策。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批评陈寿“私憾”诸葛亮说，因诸葛亮“不可及处，原不必以兵见长”。

　　后世读者对陈寿的苛责，实则是对诸葛亮的极度偏爱。从《晋书》的记载可见，这种偏爱在西晋已颇为流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世对诸葛亮的推崇更是有增无减。但是，对诸葛亮却有不同的评价维度。崔浩着眼于诸葛亮的谋略和事功，赵翼则推崇其“将略”之外的治国理政之才，而张栻特别表彰的，是诸葛亮之“一本于正”。

　　除了奉刘备建立的汉政权为正统之外，张栻为表彰诸葛亮功业，对《三国志》多有增益，但“其妄载非实者则删之”，其中最重要的一例是删去了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之事：“始侯在隆中，传称以管、乐自诩。予谓盖侯师慕王者之佐，其步趋亦然，岂与管、乐同在功利之域者哉。意其传者之误，故不复云。”这一写法也引发了朱熹与张栻的争论。朱熹以诸葛亮曾为后主写申韩之书，可见其学术面貌的复杂性。张栻为此再作跋文，认为诸葛亮尽管或有不得已的“谲计”，然“告后主一本于正，其所以望其君者殊非刻核阴谋之说”。

　　《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作于张栻在岳麓书院讲学之际，因此也被认为是理学中湘学的代表。张栻删“管乐”，从史学求真求实的角度来看未必合理，王利器、万绳楠都曾对诸葛亮学术中的“名实”之学进行过可信的考证。然而，张栻看重的并非汉末以来的“名实”之辨，而是“义利”之别。他对诸葛亮的表彰，是在谋略、才干之外的另一个维度，他推崇的，或者说重塑了一个“坚守其正”的“真豪杰之士”，这或许并非是一个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却是一个在南宋焕发新生的诸葛亮。

　　二、“超级英雄”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人物是被迅速经典化的“风流一代”，他们的故事几乎从时代结束那一刻起就被反复书写，直到当代，其影响也早已超越了国界。有趣的是，汉文化圈中的日本读者虽然亦热衷于三国故事，但对于一众三国人物，却独青睐孔明。暂且不谈流行文化、民俗文化中的“孔明热”，仅仅是学者创作的重要诸葛亮传记，就有内藤湖南《诸葛武侯》（1897）、宫川尚志《诸葛孔明》（1940）、植村清二《诸葛孔明》（1964）、狩野直祯《诸葛孔明》（1966）诸种。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不少诸葛亮传是这些著名史学家的少作。宫川尚志和狩野直祯的两部都写于学生时代，内藤湖南则创作于初出茅庐，于东京辛苦谋生之际，正期待可以和诸葛亮一样“华丽转身”（《诸葛武侯》译者序）。美国汉学家柯睿曾经提醒读者注意，公元3世纪的杰出作品大多出于少年人之手，他们“在三四十年的时间中达到了其他人六七十岁的一生才能达到的成熟与辉煌”（《中古中国文学与文化史》）。诸葛亮为《隆中对》时年方二十七岁，是当之无愧的少年英雄，这或许是他总是能引起年轻人热血共鸣的原因之一。

　　美国军事史学者拉尔夫·索耶尔（Ralph D.Sawyer）形容诸葛亮在中国的地位是“superstar”（Zhuge Liang: strategy, Achievement, and writing），但这本质上并不来源于诸葛亮的历史传记，而是由于历代的故事和传说。但中国人对诸葛亮的推崇由来已久，这显然不能完全归因于小说塑造。裴度就在《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开头写道：“度尝读旧史，详求往哲，或秉事君之节，无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无治人之术。四者备矣，兼而行之，则蜀丞相诸葛公其人也”，这是裴度从“简策”中读出的诸葛亮。

　　更重要的是，索耶尔忽略了儒者对诸葛亮人格的推崇。张栻甚至有意地消减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形象，他希望读者可以借此传得武侯之“心”。智谋的诸葛亮或许可以赢得一场战役，却未能匡扶汉室，但借助“不以一时利钝易不共戴天之心”的诸葛亮，却可以匡扶“功利之说盈天下”的世界。这是张栻的热血，从这一角度来说，张栻笔下的诸葛亮当然也是“超级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