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脉里的营口

　　营口，这个地名，我是在小时候填表时认识的。在哈尔滨读小学时填写表格，第一次看到“籍贯”这个生词，我爸指着这一栏告诉我：籍贯就是老家，咱们老家是营口。爸爸用铅笔写下“营口”，我抄到表格上，工工整整。

　　从此，营口就是一个又近又远的存在。

　　我于是知道了，籍贯是指父亲的出生地。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爸爸成年后也没有回去过，也没有哪个亲戚从营口来，我有些不解，为啥要在我的表格里填写那么远的地方呢？而那个地方总是伴随我，出现在我从小到大的各种表格里：国庆小学校学生登记表、44中学学生登记表、黑龙江知青登记表。

　　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填表时有了新要求，籍贯写自己的出生地，于是，我开始写：哈尔滨。好像离那个营口远了。

　　但是爸爸的口音还是在提醒我，老家在辽宁，在营口。我以哈尔滨人自认为的标准普通话纠正着爸爸：

　　“爸，不是桌纸，是桌子！”

　　“不是红 shai er娘子军，是红色！”

　　1980年公审“四人帮”时，我爸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担任王洪文的公诉人。我在电视里看到他在读公诉词，辽宁营口的口音依然浓重。我那时经过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专业科班的训练，更是要纠正老爸的非普通话发音：“爸，四人帮，si，不是shi！”

　　我年轻的时候，没去老家营口，也没想到寻根，到了60岁的那个夏天，出版社计划安排我去辽宁参加读者交流活动，我问：“可以去营口吗？”“好，安排。”

　　60岁，才第一次去了老家营口。

　　从沈阳到营口，又到那个叫大石桥的地方，再往下走，就到了“柳树”。成片的平房，没见多少柳树。前前后后的房子里，都是老敬家人。他们招呼我的声音，有一种特别熟悉的味道，这就是乡音。

　　我寻寻觅觅，房子不知更新多少代了，在爬满藤蔓的栅栏前，本家人告诉我：“你家老宅就在这儿。”

　　我低头看脚下的土地，爷爷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后来，爸爸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早逝的爷爷，未曾谋面的爷爷，对我们孙辈来说，爷爷的形象太模糊了。那时，他什么样儿？他身边的人什么样？那时的环境什么样？后来，我爸爸回忆，在“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照片里，有爷爷与十几个同事合影，也有奶奶和家人的合影，爷爷的形象是30多岁，穿着大褂，挺拔饱满。可惜的是，那些照片在非常岁月中失去了。

　　我的爷爷叫敬德峻，是个读书人，师范毕业，在“九一八”事变前，任营口市市政筹备处科长，不久调到专卖署，专卖署主要是办理食盐、火柴等物资专卖经营事务的机构。他最后的职务是齐齐哈尔专卖局庶务科长，中年病逝于齐齐哈尔。

　　在我爸爸眼里，爷爷一生谨小慎微，没有十分要好的朋友，也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每天早晨上班，晚上下班回家，天天如此。他很关心儿女的学习。

　　我爸的小学是在辽宁营口盖平（今盖州市）念的，从小就是好学生。我爸曾回忆：“我上中学时，父亲曾说你上中学了，要好好念书，每次期末考试，他都问问考试的情况，我那时念书还不错，差不多每次都是前三名，他听了也挺高兴，鼓励我继续好好学习。”

　　我问我爸：“爷爷说过什么话影响了你？”

　　我爸回答：“要说对我影响最大的话，是在开原的时候，那时他担任专卖局局长，一次吃晚饭，他喝了点儿酒，唉声叹气地说：‘中国人，都不让说是中国人，什么事情必须日本人说了才算，唉！’说着说着，他就掉下了眼泪，使劲用拳头敲打桌子。那时我才十几岁，也哭了。他指着我说：‘你记着，你不是满洲人，是中国人，是亡国奴。这些话不要对外人讲，但一定要记住。’这一次父子谈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父亲有时候一个人坐在那里，或者躺在那里看书，半天也不翻页，只是在呆想。这时候我就想起他说的关于亡国奴的话，猜想，他一定在想这些事情。”

　　后来，我爸随父到通化念中学。那时的国民高等学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国高，学制四年，两年时就住校离开了家，每年只是假期回家。

　　我问我爸：“当时喜欢什么课？不喜欢什么课？”

　　我爸说：“当时的满语课，也就是国文课，老师很好，是个老教师，姓刘，课讲得很风趣很幽默，除了正式课本外，还从《古文观止》等书中选讲一些课文。这是我喜欢的课。

　　“不爱学的，是日语，当时有一句话说，‘日本话不用学，再过两年用不着’。这是当时东北人普遍的心理状态。

　　“我在读国高的时候，住宿是大通铺，同学们躺在被窝里，什么都讲，杨靖宇将军的牺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听到的，说他是英雄，是‘反满抗日’的将军。”

　　后来，我爸越走越远，家人也离开了老家，营口成了他履历表上的痕迹，成了我登记表上的信息。

　　我成年以后，很想知道爸爸的经历，离开营口，读国高，后来呢？爸爸写下这样的文字：

　　后来读了军医学校。1943年2月，我到军医学校报到。当时，有两位同学思想进步，态度友善，经常介绍一些书刊给我们看。开始时，主要是文艺小说，如鲁迅、郭沫若、茅盾、曹禺等人的作品，后来又看了些俄罗斯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这些东西打下了思想基础。后来看书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如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共产党宣言，等等。这些书都是互相传阅，有的是在旧书摊上买的，没有公开渠道。当时这些书大概有200多本，平时同学分散保管、传阅，书都包上封皮儿，写上《内科学》《外科学》等名字。

　　“8·15”光复以后，进步学生保护了学校的医疗器械和衣物粮食，学校中的日本人被集中送走，中国人教官董连铭负责日常管理，他秘密联系校外的地下党同志，聘请了孙平化同志来校讲课。孙平化同志的公开身份是银行职员，他讲课的内容是中国近代史，内容很精深，很受欢迎。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我党晋察冀边区党委派到哈尔滨市的三人小组成员。“8·15”以后，孙平化同志到军医学校秘密组织发展了“新知识研究会”。这个组织是在读书活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秘密的进步群众组织。1945年10月，李兆麟将军来校视察，校名改为东北军医大学。

　　1945年末，我们20多名同学参军，我被分配到政治部保卫科任干事。

　　这一段历史，家里人都不知道。当时秘密的“反满抗日”活动，要求“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子女”，对外严格保密。直到1946年春我才回家，这时，家人才知道我的消息。

　　我端详着营口，想象我爸当年的模样，一个家庭的长子，一个忧国的少年，一个没有再回来的营口人。

　　而我，六十岁才回老家，还是太晚了。

　　在老家，第一次看到敬氏家谱。那些名字，那些辈分，那些分支，都连着血脉。

　　从营口回来，我有点儿兴奋地告诉老爸：“我去老家了！”九十岁的老爸平静地听着，目光中没有波澜，也没有打听什么，毕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老爸晚年笼罩在阿尔茨海默病迷雾中，如遭遇了橡皮擦一样，擦去了很多记忆，甚至忘了我的名字，但他没忘了老家。我在卡片上写“营口”两个字，老爸拿起笔，写了“营口柳树屯”，这是老家。

　　我遗憾，如果早几年陪老爸回老家就好了，他会想起营口的事、营口的人、营口的年少时光，他也会讲起更多的营口故事。

　　（本文摘自《走过》，敬一丹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9月第一版，定价：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