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伦影响比尔的两封信

　　2015年，伯克希尔举办活动庆祝沃伦·巴菲特执掌公司五十周年。2016年，自沃伦向盖茨基金会许下捐赠承诺已经过去了十年，他已是八十六岁高龄。他送给自己一份豪华礼物：以323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美国精密机件公司，一家总部在俄勒冈州的航空航天零部件制造商。这是他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收购。沃伦虽然年纪大了，但劲头可是一点都没减。

　　为了纪念这接二连三的喜事，他还特意写了两封信。2015年，他给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们写了封信。第二年，他给比尔和梅琳达也写了一封信。

　　沃伦风格直接的第一封信，阳光灿烂。信的标题很朴实：“伯克希尔——过去、现在和未来”。信里，他回顾了自己跟这家让他声名鹊起的公司的历史，画了一幅公司从一家所属行业“不论是字面意义上还是比喻意义上都在日渐南下”的新英格兰纺织厂到如今“不断寻求进一步扩张的庞大集团”的变迁图。这描述，可能会让看《机械战警》长大的那代人联想到某些噩梦般的场景，但在沃伦眼里，却是绝对地好。因为伯克希尔各行各业都沾点儿边——他写信那会儿，公司手里攥着喜诗糖果和可口可乐这样的消费品品牌，还有保险公司、工厂、车行，甚至还有条铁路，简直就是整个美国经济的缩影。所以他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以合理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分配资本”。要是人寿保险的回报稳定，但机械零件这头需要增加投资，他只消动动手指头，就能轻松完成资金调配。

　　沃伦说起自己的错误也毫不遮掩，还特别提到那些帮助他改进投资策略的人（主要是查理·芒格）。作为一个惯会派活儿的“甩手掌柜”，他乐于承认，这个过程还会继续下去。他描绘的伯克希尔，就像是一场大型联合冒险游戏，大家都是伙伴。在这场游戏里，沃伦做出一些决策（不管是对是错），但他从不会自大到听不进好建议。他在信的末尾提到了最近的一次股东会决议投票，决议内容如下：

　　决议：鉴于公司持有的资金已超过其需求，且大多数股东与沃伦不同，并非亿万富翁，董事会应当考虑每年向股东派发可观的股息。

　　结果，伯克希尔的股东们——要是算上所有人，怕是有将近一百万号人——以压倒性的票数否决了这项提议。他们并不想马上捞一笔，只想让伯克希尔继续做它一直在做的事：让他们的钱复利。

　　“我很幸运，”沃伦在信的结尾对一百万名股东说，“能有你们当我的搭档。”

　　这封信获得了不少好评——最捧场的非比尔·盖茨莫属，他直呼这封信是“沃伦这辈子写过的意义最重大的信”。于是，沃伦在第二封给比尔和梅琳达的信里就建议他们俩也这么干。说到自己执掌伯克希尔五十年的经历，他在信里是这么写的：

　　我借此机会给公司的所有股东写了一份特别报告。我回顾了哪些事情特别成功或失败，我学到了什么，以及我对未来的期望。

　　你们可能已经猜到了，最终我自己成了这份报告的最大受益者。没有什么比亲自动笔写下来更有助于理清思路的了……

　　我想你们兴许也会喜欢这个法子，写一份类似的回顾和展望。

　　不只是我想读，还有很多人想了解你们过去的历程、未来的方向，以及背后的原因。我也认为，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慈善事业的成功标准与商业行为或政府行为不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们在信中可以说说你们怎么评价自己，以及你们希望最终的成绩单是什么样的。

　　比尔和梅琳达照单全收。不过他们的信比沃伦那封要讲究些，加了很多花花绿绿的图表。他们要描述的那些不幸，不允许他们用沃伦那种谈笑风生的口吻，但他们的信中也满怀乐观。信中写道，在过去的一年里，有100万婴儿在出生当天夭折。他们注意到，45%的儿童死亡多少与营养不良这个棘手问题有关——这些孩子倒没有挨饿，但就是营养不够，抵抗不了疾病。信中还提到，发展中国家有2.25亿妇女想要避孕却没有获得避孕用品的门路。但是，对于每一个问题，他们都觉得情况正在逐步好转。

　　既然是盖茨的报告，当然是有数据支撑的：自1990年以来，有1.22亿儿童的生命得到挽救。报告中写道：“这有一部分是因为基本儿童疫苗的覆盖率现在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为86%。而最富有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也达到了历史最低点。”不过，他们推崇的一些解决方案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比如，在卢旺达仅仅通过鼓励母乳喂养和母婴肌肤接触，就让新生儿死亡率下降了30%。

　　在比尔和梅琳达看来，最大的麻烦似乎不是那些健康问题本身，而是普遍存在的认为情况根本不可能好转的悲观情绪：

　　比尔：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极端贫困已经减少了一半。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本应让每个人都变得更加乐观。但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只有1%的人知道我们已经将极端贫困减少了一半，99%的人低估了这一进展。这项调查不仅仅是在考察大家的认知，也是在考察大家的乐观程度——而世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并不太好。

　　梅琳达：乐观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我们总是需要更多的乐观。乐观并不是相信事情会自动变好，而是一种相信我们可以让事情变好的信念。我们在你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沃伦。不是你的成功造就了你的乐观，而是你的乐观为你带来了成功。

　　神奇的是，比尔和梅琳达在这封信里没有直接邀功，说这些进步是他们的功劳。他们搞慈善讲究量化标准，但要说他们的干预措施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还真是很难准确衡量。极端贫困在减少，没错，但比尔和梅琳达能不能在这个逐步好转的世界里看到自己的功劳呢？还是说，他们一抬眼就会看到一张严肃的脸？（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自1980年以来摆脱贫困的人中有四分之三在中国。）不过，倒也不是说这些难题就完全阻止了盖茨夫妇认领功劳。比如，梅琳达在2019年上大卫·莱特曼在奈飞播的那档节目时，就接受了一番表扬。采访刚开始没多久，莱特曼就问她：“把脊髓灰质炎从地球上消灭了，那是你干的，对吧？”

　　“是我和比尔干的。”她一边点头一边回答，脸上满是得意，不过她还是补充了一句，说他们“就快”做到了。台下的观众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人类消灭脊髓灰质炎这场仗从1988年就开始了，但直到2000年盖茨基金会加入后，胜利的曙光才真正出现。基金会干的都不是轻松活——他们去的是医疗服务近乎没有的国家，被贫穷和战乱折腾得不像样的地方，还有一些几乎与世隔绝的村落。盖茨基金会虽然不是包打天下，但他们的财力和影响力确实是给政府、捐赠者、志愿者和一些非政府组织打了一剂强心针。虽说这几年在伦敦、纽约市等一些地方的废水里还是检测出了脊髓灰质炎病毒，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某些地区，病毒也顽固地存在，但十有八九，再过几年，脊髓灰质炎就要成为继天花之后第二种被人类从地球上彻底消灭的疾病了。

　　如果——但愿如此——脊髓灰质炎在不久的将来真的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将是盖茨基金会努力了二十年才终于看到的确凿成果。谁能说得准未来几十年又会发生什么呢？

　　比尔和梅琳达把信的结尾留给了最重要的数字：0。“这个数字，”比尔写道，“就是我们在基金会里天天奋斗的目标。0疟疾，0结核病，0艾滋病，0营养不良，0可避免死亡，贫困儿童和其他儿童之间0健康差距。”这个目标令人肃然起敬，但有一点是必然的：要实现这一目标，经历的失败肯定比成功多。这是无法避免的。就像慈善评估机构GiveWell （明智行善）说的，慈善事业想解决的许多问题“都是基金会、政府和专家几十年来一直在努力解决的棘手问题”，这令“许多资金充足、执行得当、逻辑合理的项目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随着比尔和梅琳达继续投入他们的钱，还有沃伦的钱，他们就得不停地用数据来回应批评者的质疑——批评者也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用数据来证明，他们确实在进步的路上，只不过这条路十分漫长。

　　不过沃伦的信跟比尔和梅琳达的信有一个大不同。沃伦的信是写给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成千上万把钱交给他打理的投资者，他们都是他一切决策的利益相关者。沃伦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在干的事。这个“我们”是包容性的。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每个投资的人都可以投票决策。而比尔和梅琳达的信是写给沃伦的。除了他，还能有谁？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可没有几十万股东，它就只对基金会名字里的那两个人负责。当比尔和梅琳达说“这就是我们在干的事”的时候，这个“我们”指的就是拿了沃伦巨款的梅琳达和比尔。

　　沃伦花了很长时间教比尔怎么更有效地沟通。他建议比尔写年度信来介绍基金会的工作。他帮助微软的科技暴君变成全世界最受人尊敬的慈善家之一。

　　（本文摘自《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改变世界的友谊》，[新西兰]安东尼·麦卡滕著，张悠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6年1月第一版，定价：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