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深描与游历之眼

　　游历者的眼睛，是季进教授多年来的微信名称，也是其多年来的研究心态自况，取自其博士论文研究对象钱锺书。不妨稍加回顾，钱锺书牛津大学的文学论文题目正是《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两种文化理路的汇合，贯通中西之后回归主体，这是游历之眼的落点。暮年之际，钱锺书曾打算以“感觉、观念、思想”为题著书，从其择选的词语不难看出现象学之于其研究之影响，游历之眼正是现象的前提，批评由此开始。钱锺书年少之际颇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好钱锺书的季进教授虽也喜才子风雅，却更为朴实宽厚。

　　近来季进教授推出《世界中的当代文学》（译林出版社，2025年11月）一书，既是批评深描，又是游历眼光的呈现。这本围绕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走出去”与“走回来”的批评合集不仅是季进教授多年来个人批评体系化的一次纸质表达，也是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积极对话的一次集中实践。世界是一个相当宏大的阐发议题，新书正新，我们没有必要立刻开始封神运动，这是对书籍自身的伤害，真正需要引起读者注意的是当代文学“走”的热情与可能，以及当代文学批评的限度、广度、深度。书分六辑：讲故事的人、人间世相、历史镜像、生命的共情、世界中的传播、理论的观照。就其划分来看，体系建设之整体观尤为明显，事实上这也与季进教授近些年的工作重心相呼应：如何将当代文学内在特质与海外传播的外在机制有机融合。融合不是目的，而是过程，如作者所言“以迂回的方式重建文本旅行的方向和效果”。这是游历者的期待与尝试，也是思索理想文学批评的自省与实践。游历者的眼睛既看向世界，又看向自己的内心。游历者提醒我们，追寻理想批评首先要开眼看世界。

　　首先要看的是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这位一生都在追寻“正典”并捍卫其力量的批评家在2019年离世，但是他的产量如此之高，即便其身已逝其文字也将永久流传，我们文学系学子不可能不读哈罗德·布鲁姆。审美可以多元，但不能没有。一切都可以影响艺术创作，但是一切都不应该凌驾于艺术评判之上。在布鲁姆这里，文学之伟大其实只有三个标准：审美光芒、认知力量、智慧。审美始终是第一要素，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展开分析与评估。如其所言“随着我们的社会（迟缓地）改正偏见和不公，如今所谓的‘相关性’，不出一个世代，便会被弃掷在垃圾桶。文学与批评界的时尚人士总会衰退过时。结实的老家具尚可作为古董流传，而糟糕的文学和意识形态的劝诫不会有这样的命运”。正典，暗含必须流传的意味，这正是布鲁姆强硬的批评底线。布鲁姆记忆力非常出色，据传他可以整篇背诵弥尔顿的长诗，在无数个难以安睡的夜晚都是靠着背诵那些盘旋在脑海中的美丽诗行来疗愈自我，可以想见，这样一位拥有出色记忆的批评者所摘选的必然是抚慰心灵的篇章，审美性贯穿始终，也给予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现场以重要启发。

　　在布鲁姆去世前，这位已编写过若干书籍的批评家为自己编选了一套“文学回忆录”，或者说这是他为自己摘选的文学墓志铭，此书引进中国之后叫《记忆萦回》。相较布鲁姆的其他书籍而言，论述少，摘引多。布鲁姆在其很多篇目中长篇大段地引用那些他曾被深深触动过的片段，那些他在生命的暮色中依然觉得能够照亮自我的片段。这本书中的布鲁姆不是一生出版了四十多部著作的批评大咖，也不是那位耶鲁学派的领军人物，甚至不是曾执教于多所大学的文学教授，他只是一个阅读者，真诚地用这些文本来缝合自己生命最后的片段。这其实是一个相当伤感的译名，萦回意味着某些事物已不可避免地消散；这也是一个相当鼓舞人心的译名，诸多事物消散，而我的记忆——那些我投诸以真心的文字会将随我洞穿生死之门。此般记忆萦回的时刻就是一个文学理想之光闪烁的时刻。

　　让自我审美贯穿始终，并将此系统化，这是布鲁姆在照亮文学理想之后给予当代批评的另一重要启示。近来，《诗歌与压抑：从布莱克到史蒂文斯的修正主义》面世，这位已故批评家仍有新作面世，除却感慨强悍创造力，也需注意，这是一种体系性的建构，体系并不局限于布鲁姆一向喜好的“崇高”，还蔓延至抒情主体性的辩证特质。为了说明此，布鲁姆择选了一系列诗人。并非简单的列举，而是布鲁姆耗尽心力将那些诗歌史中一次次的神性超越弥合。在这本书开始之前，布鲁姆引了自己深爱的《失乐园》，还引了《自己之歌》——过去和现在凋萎了——我已充满了它们，又倾空了它们，又要去充满我将来的下一重风景。当代文学，不论国别，从数量上来说都已丰富得前所未有，但是就体系而言，有多少作品能够进入文学回忆录并被批评体系所整合？其实这正是一代代有志于批评之人需要探索的下一重风景。

　　其次也应该看看科尔姆·托宾（Colm Tóibín）。2025年9月19日—28日期间，爱尔兰作家访华，这一定是一组应当存放进中外文学交流史的重要存片。事实上，这并非是托宾首次访华，此前托宾已与王安忆、苏童等作家有过接触，本次中国行，托宾在五座城市（上海、南京、广州、成都、北京）与中国作家、学者们进行对谈。自1990年发表首部小说《南方》以来，托宾成果颇丰，十一部长篇、两部短篇、若干戏剧、游记、散文集。截至目前，国内的托宾作品较成体系面世的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与群岛图书合作出版的十部作品，此次中国行的对谈内容也围绕其作品展开。对此次对谈稍加回顾梳理，《长岛》与《魔术师》占据了九场对谈中十分重要的篇幅。一方面，《长岛》呼应前作《布鲁克林》，随电影（2015）面世，小说借由影视化强化了其影响力与传播范围；另一方面托马斯·曼诞辰150周年，当代爱尔兰桂冠小说家如何与现代小说巨匠借由文字展开对话其吸引力不必多言。

　　托宾风头正盛，也引导读者进一步思索当代世界文学的多元复杂。首先，为什么托宾作品能够触发如此多读者的阅读热情，几场线下活动颇为热闹，少有作家有这样的吸引力。其次，在国别、族裔、地缘、年代等更为宏大的标签之下，我们是否能够建立当代文学的评价共识。更进一步，若能，如何构建？不如以《长岛》为切口，尝试解答。小说延续《布鲁克林》故事，艾丽丝人至中年，命运改换曲谱，“如果当初……就好了”的遗憾与畅想重新带领艾丽丝走上纽约—爱尔兰的行旅，小说由此开始。托宾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女性，而且写作者对其充满敬意与同情，这份不因性别而流失的对人的敬意，在中国当代绝大多数乡土题材小说中几为神迹。正是因为托宾真诚地将艾丽丝视为一个人，小说十五年后才能“起死”复活，自现代文学大踏步向内转以来，心理描写便呈显流，但理解人物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心理描写这一技法，真正重要的是把人当人。由此，《长岛》作为起点，艾丽丝的中年故事重新启航；漂泊、归乡的文学母题才能唤醒众多读者的共鸣。不需要任何营销榜单作为参照，我们可以大声说，这就是一部当代经典之作，隽永清丽，意犹未尽。文学批评的标准或许很多，真正重要的或许只有一句话，你是否在某一瞬间为真诚所动？

　　批评也是创作，在很多卓越的小说家笔下都潜藏一位理想读者与一位理想批评者。他们在下笔的时候会有估量，在完工之后还会再有一次估量。很多时候，他们都将这两位重要角色“外包”给了学术圈。但是不必为此遗憾，真正卓越的写作者不会只有一支笔，正如托宾，当他开始重写布鲁克林往事时，属于他的内心的批评者早已现身，他明白有些环节必须重启，有些故事必须重头来过。这份不满足，正是当代批评所需要的。

　　最后也该以阅读目光向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致敬。每一位读过《撒旦探戈》的读者都能立刻领悟到，拉斯洛不仅不喜欢句号，而且喜欢使用超级长难句。他热爱语言游戏，并想以此编造文字迷宫，尝试将所有读到文字之人都拉入迷宫之中。2025年10月9日，瑞典文学院不仅又送给各大出版社一笔巨额文化商单，而且也提醒一些读者：我们此生此世还能读到这样一位好作家的好作品。匈牙利平原上挥之不去的文学浓雾将蔓延全球，所有人都可以进入哲思迷宫中深省苦难与折磨。拉斯洛其实是一个中国迷，他给自己起的名字叫“好丘”。1991年他曾以记者身份游览中国，他也表述过自己对《道德经》和李白的喜爱。尤其是李白，“我喜欢他谈醉酒、谈月亮、谈生活、谈分离，谈朋友——我喜欢他的律动，他无尽的能量，他流浪的心性”。作为李白“迷弟”的拉斯洛在七年后再次踏上中国大地的漫长行旅，这趟旅行的主题是李白，拉斯洛沿着李白的足迹游走中国的多个城市，一个当代的匈牙利作家尝试用自己的脚步感知一位唐代的中国诗人。拉斯洛写了那么多关于隔绝的情境，但是1998年的他试图自己用脚步越过这些隔绝，彼时读到这条新闻的我颇觉梦幻，一时之间分不清现实与文学的界限究竟在何处。或许本也就不必区分，“太阳升起，像个乞丐每日准时出现在寺庙台阶上自己的位置，满心悲伤与苦楚，准备好构建一个影子的世界”。光明的到来如末世，可这也正是光明最终究的奥义，在很多时刻，文学批评就是在末世中寻找光明，或者说这不仅是文学批评的任务，也是文学的使命。“世界在前进”，文学在前进，当代批评也应前进。寻找一位自己所爱的作家，沿其文字踪迹不断向前，这是宏愿，更是读书人的自我祝愿。

　　让我们将讨论范围的经纬度再次挪回东八区，当代文学的建构尚处于“正在进行时”阶段，无论是以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作为节点，还是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起点，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始终与历史紧密交缠，又凭其时效性与“历史”较劲。若以新时期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衡量坐标，当前出版行业不可谓不兴盛，每年新作频涌，新作家们畅所欲言，老作家们也尚未封笔，于是批评显得尤为重要，随之而来的则是批评与文学史、文学理论的较量更为激烈，一时之间三者之间的差异似不甚明显，相互依存之态势渐浓。

　　大作家，大作品，在相当一段时间之中都是当代文学乃至现代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以“鲁郭茅巴老曹”为现代文学史中心的学术图谱影响了多代学人，无论是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还是唐弢、严家炎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大作家们的“宗师”地位被不断强化，多种“研究会”及相关年会的举办召开正是对此种强化偏向的延续。及至当代，似乎研究者们都有心复现“鲁郭茅巴老曹”神话，于是纷纷在此框架内填补作家文本，各占山头乞求共鸣，稍显急躁的心态导致当代批评中出现大量先验的“历史化”论断，难以经受长时段考验。也因批评不断地自觉靠近文学史构建，忙于为某一现象定性，乃至缺乏后续跟踪与相关材料的整合分析，着急忙慌越过了沉淀阶段，以至于大量批评自身的审美性与学理性严重流失。更有甚者，在当前的学术生产链上借西方文论强行炮制批评预制菜或表扬稿，无数个看到期刊预制论文的无语沉默时刻都让有志于学术者、醉心于文学者食难下咽。消化不良，这是当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学批评的普遍症候。

　　事实上，当前的我们并非是第一批面对文学危机抑或处理批评焦虑的人。1964年12月，米歇尔·福柯在布鲁塞尔的圣路易大学发表了两场讲座，讲座的名称都很宏伟——《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语言？》题目虽宏伟，论述核心却精准聚焦，在很大的篇幅之内都在探讨“批评”。随着批评活动自身所涉及文本体裁的扩展，批评不再是一种中介，这是对批评自身重要性的一次严肃肃清，也正是基于此福柯再次发问：“从圣伯夫开始到现在，批评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某种最初的、优先的阅读，一种先于其他所有人并可将作者的作品——特别是有些晦涩的、模糊的、难懂的作品——解释给后来读者群体的阅读，这一群体包括我们所有人，包括我们所有需要借助批评来理解作品的读者。换言之，批评是优先的、绝对的，是阅读的第一种形式。”之所以不惧繁缀地引用这一段，恰是因为福柯肃清了批评的基础，阅读的重要性需要被反复申明其实是一件相当荒唐之事，足以借此嘲讽当下文学生产、批评现场的大部分乱象，但是所有爱书之人也都会不厌其烦地申明阅读的重要性，这并不仅仅是批评的要义，更是当代中国文学自我建设、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要义。建构当代文学，批评首当其冲，这既可以是方法论，也可以是实践。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从来不需要放置在对立站位上，融合互助始终是理想形态，但相较于一次次“重写文学史”，批评实践显得更为精炼。在这样的意义上《世界中的当代文学》是一次目标明确的批评尝试，尝试厘清、尝试沟通、尝试前进。写作者从不遮掩钱锺书对其的影响，基于此，文学研究的主体弥散特征在批评中强化，又借由“世界文学”的观念重新折返自我，在某种意义上，游历之眼抵达了批评深描，与此同时批评深描又折返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