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进来”与“走出去”：吴文藻建设燕京学派的国际面向

　　吴文藻在1929年回到燕京大学后，短短数年间便在学术生涯上收获显著：很快评上了教授，同时深得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信任，早在担任副教授期间，就已出任燕大社会学系系主任；1935年2—6月，又兼任了文学院代理院长。

　　在这样的条件下，他获得了更为充分的空间来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设想。这些设想除了改造课程体系、强调田野调研和立足中国实际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之外，还涵盖邀请海外知名学者来访交流和他本人赴海外游学两方面内容。

　　“请进来”：

　　派克与拉德克利夫-布朗

　　1932年9月，芝加哥大学著名社会学家派克（Robert E. Park，今译帕克）受邀来燕京大学访问讲学。派克在燕大逗留了三个月，教授了两门课程，分别为“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又称“诊问社会学”（clinical sociology）和“集合行为”。研究方法的课程不是采取讲授的形式，而是要求学生读书之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做论文。派克把芝加哥大学优良的教学风格和实地研究风气带到了燕大，不仅到北平的各个社区做调研，还亲自带领学生展开实地调研。这一新鲜的授课方式和研究方法在学生中引发了“派克热”。费孝通回忆说：

　　派克带着我们这些学生到北平去，去现场参观贫民窟、天桥、监狱甚至八大胡同，从而领会了派克所说要从实际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中去体验社会的实际。

　　吴文藻此时正考虑如何能培养出一批可以胜任社会学调查和研究任务的学生——因为学术改革必须以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支撑，才可能成功。中国当时确实有社会学方面的调查，但吴文藻对其都不甚满意。派克此种对于社会学的理解和教育方法与吴文藻对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解完全一致。正如费孝通后来所说：“这正是吴老师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时要求我们用理论去结合的实际。这个实际就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实际。这个中国是中国人生活在其中的中国。”

　　在派克离开中国时，学生们出于感激，编辑出版了一本《派克社会学论文集》送给他。一直到20世纪末，费孝通还专门写作文章，回忆派克对他的深刻影响。看到派克来访产生的良好效果，吴文藻于1935年又抓住了另外一个机会。这一年，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到日本讲学，吴文藻趁着这个机会在10月邀请他来燕京大学讲学。

　　拉德克利夫-布朗在燕京大学开设了为期一个半月的“比较社会学”课程，还主持了“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讨论班。这个讨论班的前两次课由拉德克利夫-布朗主讲。他希望以比较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开展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在他的建议下，讲座题目定为“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社会学调查计划”。讲座文稿后来由吴文藻编译，以《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社会学调查的建议》为题发表于《社会研究》。在这篇文章里，拉德克利夫-布朗建议，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要区分学术性的“社会学调查”和简单的“社会调查”，由人类学发展而来的“社会学调查”注重实地，注重理论指导下的调查，尤其强调要重视结构与功能。他认为，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应该集中在乡村，要以社区研究的方式来开展研究：

　　在中国研究，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住在乡村里；而且乡村是够小的社区，可供给一两个调查员在一二年之内完成一种精密研究的机会。

　　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访华的两个月时间里，吴文藻与其“终日相处……大恨相见之晚”，敦促并且帮助拉德克利夫-布朗把讲授多年的“比较社会学”讲义整理出版，名为“比较社会学讲义笔记”。吴文藻还特意将1936年燕京大学出版的《社会学界》第九卷编为纪念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来华讲学特辑，“以致敬意”。这期专刊刊登了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四篇论文，分别是：《社会科学中之功能观念》《人类学研究之现状》《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和《原始法律》。

　　拉德克利夫-布朗对吴文藻的影响显而易见。1933—1936年，吴文藻的学术工作“几乎只有一个主题，就是不厌其烦地介绍‘社区研究’的理论、方法与代表人物……在所有这些学术努力中，吴文藻几乎言必称‘布朗’”。作为人类学家和功能学派代表的拉德克利夫-布朗，成了吴文藻在中国破除社会学与人类学界限、推行文化人类学或者说社会人类学的重要理论资源。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发达地区和原始社会，这正好“与从事都市社区研究的派克形成互补”。吴文藻甚至一度想要借用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名义，在燕京大学成立一个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会，把各方面有志于和有益于中国社会研究的学者汇聚在一起。不过，这一设想最终并未实现。

　　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时期请来的西方学者不仅仅包括派克和拉德克利夫-布朗。1924年，吴文藻在达特茅斯学院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中文部主任戴维·拉铁摩尔（David M. Lattimore）教授。吴文藻到燕京大学任教后，老拉铁摩尔家里那个已经成长为汉学家的儿子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及其夫人，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到燕京大学小住，由此与吴文藻相识。由于吴文藻在九一八事变后尤为关注边疆问题，并力图把民族理论与边疆研究结合在一起，他此时已经几乎阅读了拉铁摩尔的所有著作。两人一见如故。吴文藻请拉铁摩尔给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们作讲座，也特意安排李安宅和林耀华与他接近，以便他们在学术上能受到其影响。

　　“走出去”：欧美之行

　　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所做的所有这些工作，都得到了校方的支持。司徒雷登一直非常看重和倚重吴文藻。1936—1937年，已经回国工作七年的吴文藻迎来了他的学术休假年。经司徒雷登推荐，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吴文藻和冰心以游学教授的名义，经日本前往美国和欧洲游学。这次出行，燕京大学对吴文藻提出的要求，以及他为自己制定的工作任务，共有三项：一是先到美国，代表燕京大学参加1936年9月举行的美国哈佛大学成立300周年纪念大会；二是到英国，与牛津大学洽谈与燕京大学合作的事宜，经费出自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三是个人的进修，即考察功能学派的社会文化理论和实地调查方法，与英法德三国权威知识分子接触，附带观察国际大势。

　　1936年8月25日，吴文藻和冰心再度从上海出发，经日本横滨前往美国。他们依旧从西雅图登陆，经芝加哥前往波士顿。

　　吴文藻不虚此行。在日本，他见到了著名学者鸟居龙藏。在美国，经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引荐，他结识了芝加哥大学的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还见到了耶鲁大学的知名学者、博厄斯（Franz Boas）的学生萨丕尔（Edward Sapir），哈佛大学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还有林顿（Ralph Linton）、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学者，以及年轻一代学者的代表人物阿伦斯堡（C. M. Arensberg，今译阿伦斯伯格）。吴文藻此前已经读过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因此与受到韦伯影响很深的帕森斯非常有共鸣。在哈佛大学成立300周年纪念大会上，哈佛-燕京学社的多纳姆（Wallace Brett Donham）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人将吴文藻介绍给了心理学家梅奥（Elton Mayo）。吴文藻向梅奥介绍了中国学术界的情况和自己的工作。由于学术立场相近，梅奥与吴文藻一见如故，还向他讲述了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之间的微妙关系，以供吴文藻与两人打交道时参考。后来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访美并把史国衡在昆明所做的调查材料整理出版，以及史国衡后来赴哈佛留学，都是吴文藻在与梅奥的会谈中初步安排好的。这次大会上，他还结识了在学术上彼此久已熟知的马林诺夫斯基，并与其约定10月在伦敦见面。

　　在大会间歇，吴文藻和冰心收到了老朋友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夫妇的邀请——请他们到家里做客。吴文藻还在达特茅斯读书时，就和费慰梅（Wilma Fairbank）认识。费慰梅当时已是林徽因的好友。后来费正清夫妇在北平时，与梁思成夫妇多有来往，也因此与吴文藻夫妇有交往。这次吴文藻到哈佛参加盛会，费正清夫妇特地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同时请了许多社会科学领域和中国研究方面的教授前来，一起聚餐。

　　哈佛盛会结束后，吴文藻和冰心前往纽约。吴文藻回到母校，再次见到了博士导师张伯伦，并在老师家里住了一夜。在纽约期间，吴文藻与教授、同学们讨论学术，前往图书馆查阅资料，旁听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部分课程。他和冰心还在百老汇看了戏，重温了十年前的缱绻。10月，他们前往新泽西拜访冰心的同学斯泰莎女士。11月下旬，吴文藻和冰心去往华盛顿，拜访了施肇基大使。在华盛顿的几天，吴文藻每天都泡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早出晚归，还对冰心说自己收获很大。12月，他们回到纽约，由张伯伦教授送行，从纽约上船，前往伦敦。

　　吴文藻如期在英国见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由于此前已在国内介绍过其学说，吴文藻特意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在伦敦停留三个月，完整参加了马林诺夫斯基一个学期的研讨班——他将其称为“席敏纳尔”（Seminar）。在此期间，费孝通也到达了伦敦。吴文藻多次带着费孝通到马林诺夫斯基家里，共同讨论社会调查的方法论问题。吴文藻向马林诺夫斯基介绍了中国的社会科学进展，尤其是“社区研究”的计划。吴文藻告诉马林诺夫斯基，费孝通的研究工作也在这个关于中国的“社区研究”计划里。在得知中国社会学界已采用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化之后，马林诺夫斯基非常兴奋。在吴文藻的强烈建议下，他最终决定亲自担任费孝通的博士导师。在离别之际，马林诺夫斯基向吴文藻赠送了尚未发表的手稿《文化论》和《文化表格》。吴文藻安排费孝通等学生将《文化论》翻译出来，他自己则将《文化表格》翻译出来并取名为《论文化表格》，将其作为《文化论》的附录，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随后，吴文藻和冰心前往法国，然后经由巴黎前往意大利罗马。他们在罗马度过圣诞节，逗留了一个月，游览了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然后到了瑞士日内瓦，逗留一周，再从瑞士回到了巴黎。

　　在巴黎，他们见到了莫斯（Marcel Mauss）、布格雷（Célestin Bouglé，今译布格莱）和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葛兰言（Marcel Granet）等，还在巴黎大学民族学研究所跟随莫斯学习了一段时间，所学内容主要为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思想。对吴文藻来说，因为涂尔干是拉德克利夫-布朗比较社会学的根源，所以他非常看重这次学习机会。

　　吴文藻于1937年2月10日首次写信给莫斯。此前，杨堃已经向莫斯介绍了吴文藻及其来访的意愿。吴文藻在这封信里说明了自己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渊源，还说自己从拉德克利夫-布朗那里听到了大量关于莫斯的知识，希望能够和莫斯约见。

　　吴文藻的态度打动了莫斯。除了让吴文藻参加自己的课程之外，莫斯还让吴文藻阅读了他在法兰西学院的打印本讲稿“民族学方法”，即莫斯去世后于1947年出版的《民族学手册》（Manuel d’ethnographie），并允许吴文藻做阅读笔记。经莫斯介绍，吴文藻又结识了两位学者：一位是与年鉴学派接近的著名学者布格雷，另一位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的专家葛兰言。在与莫斯等人的交往中，吴文藻不仅学习了涂尔干学派的理论知识，增长了见识，如“从布格雷那里我了解到法国社会学从涂尔干起就同法国让·饶勒斯（Jean Jaurès）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潮有很深的相互影响”，还听取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建议，并且与莫斯等人商议，计划推荐优秀的中国学生前往巴黎留学。

　　在1937年4月4日写给莫斯的信中，吴文藻向莫斯提出以下请求：一是为自己和杨堃各写一封推荐信；二是帮忙安排自己与葛兰言教授的会面，以便向他请教——此前写给葛兰言的两封信均未得到回复；三是获取莫斯尚未发表的调查问卷——对方法的探寻是吴文藻此次欧洲之行的主要目的，他渴望阅读莫斯的所有作品；四是询问除国家图书馆外，何处能够查阅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期刊，并希望得到一份欧洲顶级期刊名录；五是请莫斯推荐关于法国（尤其是巴黎）研究机构和大学教育组织方面的著作；六是请莫斯提供《礼物》等著作和稿件的复印本。

　　1937年2—5月，冰心在巴黎居住。其间，吴文藻除跟随莫斯等人学习之外，还时常返回伦敦求学。4月，他前往牛津大学停留两周，拜见了牛津大学副校长、巴里奥学院（Balliol College，今译巴利奥尔学院）院长林赛（A. D. Lindsay），并与其讨论了牛津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试行“社会科学荣誉学位导师制”的计划——吴文藻计划在燕京大学借鉴牛津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培养制度及导师制。“这个计划即从大学本科三、四年级挑选成绩优异的学生予以特殊指导，毕业时授予荣誉学位。”为此，林赛准备让他的儿子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及戴德华（George Taylor）到燕京大学授课和指导学生。

　　1937年5月15日，吴文藻和冰心从巴黎前往柏林，在柏林待了十多天。他们访问了洪堡大学，拜访了德国功能学派学者汤乌德（Richard Thurnwald，今译图恩瓦尔德），了解了他在非洲开展的社会经济调查，还目睹了法西斯主义的现实状况。其间，他们再度返回巴黎，参加了世界博览会。

　　在巴黎期间，吴文藻所获甚丰。他总结了自己此次游学收获的新知识，增编了他的“西洋社会思想史”讲义中关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百科全书的社会思想”那几章，对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相关内容都予以增订，形成了“西洋社会思想史”讲义的第二稿。5月26日，吴文藻和冰心接受巴黎中国学生会的邀请，分别作了一次讲座。

　　1937年6月中旬，吴文藻和冰心离开柏林，前往苏联。在大使馆的安排下，他们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各逗留了一周。此后，他们经西伯利亚回国，于6月底返抵北平。一周后，七七事变爆发。1938年，他举家离开燕大，“社会科学荣誉学位导师制”的推行由林迈可等人负责。1939年夏，林迈可还到昆明向吴文藻汇报了导师制推行一年的效果。不过，受日军侵华的影响，这一计划后来没能延续。

　　这一年的环球游学极大地开拓了吴文藻的视野。他由此接触到了世界范围内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最前沿，学识更加丰富。与此同时，吴文藻也获得了在国际舞台上介绍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以及燕大社会学系的机会，促成了多项合作，并向各国学者推荐了多名燕大优秀青年学生，为他们创造了留学的机会。

　　实际上，吴文藻的“请进来”和“走出去”举措并不止这些。1945年，吴文藻再度访美期间，还努力把费孝通和林耀华等人的魁阁研究推介到英文世界，后来又倾力促成了雷德菲尔德访华事宜。

　　“请进来”和“走出去”的策略对于吴文藻建设燕京学派发挥了巨大作用。燕京学派的许多核心概念和理论，都与此种兼容并包的学术开放格局密切相关。而燕京学派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学派，同样离不开吴文藻主动“走出去”开展对外交流的策略。由此可见，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虽立足中国、面向中国，却并非固步自封，而是抱持着开放的学术心态，在中外学界的密切交流中，才发展出燕京学派这一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高峰。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副主任，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