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迁：聚光灯外的文学潜行者

　　改革开放初期，少年习画的范迁赴美留学，在绘画艺术领域深造。画画之余，他也会写东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玩票性质”。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一次偶然契机，让他正式开始小说创作，就此走上文学之路至今。他早期的作品带有一些自由主义气质，个人色彩强烈，题材也颇为宽泛，画家的细节把控与审美意识在那时已根植于他的小说中。不过，接下来多年相对平稳的写作状态似乎并未得到与之相称的认同。

　　2019年，范迁的长篇小说《锦瑟》在中国内地出版，这部作品以李商隐的《锦瑟》为字里行间的意象，书写了主人公在历史变迁中的心路历程，在评论界与读者中反响颇佳。此后他的长篇小说《惊鸿》的故事从上世纪80年代初巴黎举行的一场中国画家画展开始，以几位人物几十年间在东西方追寻艺术理想的五味人生勾勒出一代海外艺术家群像，绘画一般的笔触贯穿这部作品始终，凝聚了他旅居海外多年的人生阅历与深厚的艺术底蕴、文字功力。范迁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十面埋伏》延续了他的前作中厚重的历史感与浓郁的人文韵味，从烟雨迷蒙的西浔镇到上海、延安，从上海到伦敦、南洋，半世纪中江南霍家几代人在大时代下历经命运起伏，体会着家国情怀、俗世悲喜中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纠结，书中人物的遭际彰显“十面埋伏”这个书名的意味深长。

　　长居美国旧金山的范迁日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担心自己的南方口音影响交流，他还严谨地先以文字方式回复了一部分问题。年届七十的他“心智依然敏锐，写作引擎还在良好运转”，他非常在意写作气韵的连贯，于是计划每天至少写五百字，“不管这五百字是否以后会在作品中删掉，至少让我在那个‘场’里”。平日他的生活简单，极少社交。写作、画画，游泳、遛狗，“给自己烹饪一砂锅红烧肉，包两盘馄饨”，或者读读雷蒙德·卡佛、迈克尔·翁达杰、裘帕·拉西莉等作家的作品。他说自己的电脑里存着好几篇写到一半的小说，但不勉强自己非得完成，“写作是一种召唤，没有感觉时，无论怎么努力都是憋不出来的。而当被召唤之际，你会不舍昼夜地投入进去”。他也想过写完手头的作品就此封笔，享受人生，但真的停下又觉得百无聊赖，“我大概还会继续写下去”。

　　中华读书报：《十面埋伏》在叙事结构与人物塑造上与您的几部前作相比要更丰富、深邃，这部新长篇的灵感、素材从何而来？

　　范迁：《十面埋伏》是我写得很痛的一部作品，缘起于半世纪之前的一场悲剧。书中人物朝儿（徐朝）原型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她也姓徐，就坐在我前面一排，是个活跃、爱笑的女孩子。一天我到学校去，听说她跳楼死了，在十五六岁的花季陨落。那个消息真是我当时的人生中感受到的最大一次冲击。那段记忆犹如一枚深扎在指甲盖下的木刺，虽然年深日久，不小心碰到了还会疼得一哆嗦。所以说，这本小说不是我去寻来的题材，而是它找上我的。

　　为什么到现在才把这段记忆写出来？首先，我以前是画画的，到了四十多岁才开始比较认真地写作。我料到写作过程中会挖开很多回忆、痛点，几次下笔，写了几章又搁下。但是，有些文字，到了一个时间点不写不成了，回忆会催促我，给我压力，那女孩子就会在我的恍惚中出现，不声不响地注视着我。啊，那就写吧。

　　中华读书报：以那位女同学为原型的人物的故事在《十面埋伏》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动笔之前您在这部长篇的结构和人物设定上还做了哪些准备？

　　范迁：那位女同学只有十五六年的人生，我不可能以此为素材写出太多。所有的写作都有一个大趋向，决定了很多小趋向，小趋向再决定每个人物的趋向。这部长篇小说分为四部分，徐朝的故事主要在最后两章中，前面都是铺垫。历史就是这样形成的，决定了故事的走向。

　　我的写作从不事前撰写提纲，也不提前设置人物，我认为最好的写作方式是让小说像生活一样自然生成，但我始终把握住那个终极走向。我在写作过程中非常在意那个“场”的氛围（在场），动笔之始，一直到小说完稿发给我的编辑之际，始终让自己置身于故事之中，参与人物的对话，设身处地感受人物的悲喜，引导故事进展，像个戏剧导演一样沉浸在剧情冲突之中，同时又掌控着剧情进展。有时在作品发表之后，我还会恍然游走其间。

　　中华读书报：读完全书，对书的腰封上“人生如十面埋伏，困境无处不在”这句话有了更深理解。我想，有些困境也许不是必然，而是时代变幻中的偶发事件，但会带给全社会剧烈的震荡。您能具体阐释一下《十面埋伏》这个书名的含义吗？

　　范迁：你讲得很对，历史上就是会有很多偶然，左右了今后的去向。我的写作中常会写到这些，之前的《锦瑟》和《惊鸿》里都写到了历史转折对小人物人生的影响。《十面埋伏》这个书名定得比较早，大概第一章写完就定了。“十面埋伏”并不一定就是指战场上的处境，一个人，本来身体很健康，到了老年，中风了，很多事情自己不能料理，被生活和疾病包围了，也是十面埋伏。书中有一位叫霍文田的人物，他会弹琵琶，我不止一次写到他弹《十面埋伏》，这是与书名有关的重要段落。除此之外，《十面埋伏》还表达了另一层意思——我们生而为人，每时每刻都在某种困境中，过了一个困境，还会有新的困境出现。面对困境，我们怎么自处？怎么跟困境相处？怎么走出来？

　　中华读书报：书中后半部分写到人物置身于几次社会运动所掀起的时代浪潮中，您在写作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在个人情绪与写作者的理性之间如何把握表达的分寸感？

　　范迁：写作中应该尽量收敛个人情绪，要准确、真实地写出整个社会是怎样走过那段历史的，这比个人情绪和观感都重要。我是写出我心中所想，至于写出来之后是否能出版，读者是否喜欢，是放在后面考虑的。

　　中华读书报：关于这部长篇中的人物刻画，感觉您的笔下是霍家几代诸多人物的群像，并未在某个人物上着墨太多。我个人比较偏爱霍文田这个人物，从作者角度，您有没有偏爱哪个人物？

　　范迁：应该说没有。对书中每个人物的描写和对他们故事的讲述都是支撑主题的一部分，人生中会出现各种场景，每个人有不同的应对，霍文田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写作者的视野，但不完全是。他经历很多不能改变的事情，很多无可奈何，他能够做到的只是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和亲情。我们在一个非常复杂的、不能掌控的世界中，惟内心的平安和亲情不可辜负，这是个人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其实，文学作品中的每个人物身上都会有写作者的印记，书中的人物身上也有我们身上或者说我个人身上的印记，他们经历的也是我们生活中会经历的那些东西。

　　中华读书报：我是从《锦瑟》开始注意到您的写作，这部长篇连同之后的《惊鸿》和最新的《十面埋伏》皆呈现出厚重的历史感与明晰的人文气质，人物个性鲜明而鲜活，叙事用心精巧且从容，说说您从《锦瑟》至今的创作状态和作品走向吧。

　　范迁：《锦瑟》是2015年底完稿，2017年发表在《收获》上。在这之前，我已经陆续有好几部长篇在国内出版，不过都是反响平平。这倒也符合我的期望——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小众作家，写作只从我个体的经验和兴趣出发。我也一直认为，作者和读者必须在某个人性的纬度上有着共鸣，在感受的十字交叉路口相遇相知。

　　《锦瑟》出版之后，我的心态并没有因此改变，近作《惊鸿》和《十面埋伏》依旧是小众化的。如《收获》主编钟红明老师所说的，我文学的底片感光度跟别人不一样。其实文学就如人世，既有当红作家在聚光灯之下，也有不为人知的文学潜行者。正因为如此，文学才有明暗度，才有可能从多维度审视人间。

　　中华读书报：您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赴美留学，从事绘画创作，九十年代初开始写作，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使您的创作有这样的转变？

　　范迁：当初我住在伯克利，那座城市有很多老建筑。有一天，朋友们到我家里来，我们中午一起出去吃饭，路过一幢大概十九世纪的房子，古色古香的，外面全部刷成白色，它所有对着马路的窗口全部放满了蓝色的瓶子。我们路过那个地方，有一扇窗刚好打开，窗帘被风吹起来。那时朋友就说，这个房间里一定曾经有过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范迁写写吧。我那时只写过一点短篇，完全是玩票。被她这样一说，我后来就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也出版了，在那之后，我基本上把工作重心转到写作上。写作需要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独立的人格，对生命有所感悟，执着于自己的使命感。哦，还需要一个契机，你在文学的大门前探头探脑，突然被人在背后推了一把，你不期然地就跌进了文学的深渊。推我入门的就是当年那个老友，我至今仍感激她。

　　中华读书报：您早年学画，绘画天赋和多年画画所积淀的艺术素养对你的写作，特别是小说中的细节描应该有所助益吧？

　　范迁：写作和绘画同出一源，由外及里，再在内心发酵，酿出美酒来。我从十四五岁投身画画，前前后后画了三十多年。绘画一直是我倾注生命的重点，谁想到，在年近不惑之际突然开始写作。我有好长一段日子竟无从选择，绘画已经是我的日常，是我的底色，也是我的生活重心，但写作却是那么有诱惑力。我知道，同时去抓两只兔子可能一只也抓不住。目前，我只能选择去抓手边最近的那一只——写作。

　　所有成功的文学都是有真实的细节描写的，写小说写到大场面，可以别出心裁、天马行空、无中生有，但如何把无中生有写得让人身临其境，就是靠细节。绘画也是如此，一张很丰富很震撼人心的画，往往有很多具体的细节，人物的表情、动作，他所处的环境。绘画可能对我的写作有一些帮助，但最大的帮助不在于如何进行细节描写，而是对审美的影响。

　　中华读书报：多年海外生活经历对你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

　　范迁：影响是有的，但不是决定性因素。纵观文学史，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有杰出的作家出现。写作是个人对人生的思考，是人生经验的总结。宽松、自由的环境对写作有正面作用，但艰苦、逼仄的气候下也会产生伟大的作品。当然，多观察，多体验，从多种角度去了解不同的生活，感受历史，见不一样的人，经历生活的不同维度——富饶和贫困，接受新观念，对写作是大有裨益的。

　　中华读书报：面对这个信息爆炸、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世界，您如何自处？

　　范迁：我们身处的时代一日千里，巨大的信息流量使人目不暇接。我的态度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很多信息，只是看看而已。我有自己的人生日常，有自己的关注点，不会为倏忽而过的信息所卷裹。

　　我不相信AI能替代人类的写作。文学不仅仅是词语的堆砌、知识的叠加。文学还得有体感和温度，有痛点，有笑点，有泪点。有种族的偏好差异，有地域方言的相隔，有沉积在年代里的刻骨成见，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皮里阳秋。还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细微的心理变化，极致的喜悦和极致的悲伤，这些AI都不可能懂的。所以文学的奇点，AI是无论如何表达不出来的。

　　中华读书报：感觉您近年的创作状态很好，陆续完成的几部长篇都颇具水准，《十面埋伏》之后，又有新作吗？

　　范迁：新长篇已经写完了，不同于我以前的写作风格，是一部实验性的小说，关于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移民生活，写下里巴人，写世俗。这部小说着重于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油米柴盐的底层人生，看起来是一地鸡毛，却如同街边的苍蝇馆子，店面简陋，但餐盘里的东西却滋味无穷。之前几部小说都是写实的、比较有历史感的、关联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这类小说我写得太多了。写作不能有固定的思维，新的尝试也会刺激自己一下，不知道发表/出版后反响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