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行者”对“胡适之”？

　　1932年秋,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陈寅恪拟定的国文试卷出现对子题，一时引发社会热议。杨树达时任清华大学教授，大概率是事件的亲历者，阅读新出版的《杨树达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果然有所发现：

　　晨到法学院第一院监清华入学考试，余分配在第一试场，即前众议院议场也。国文遵寅恪之说，出对子二事，一为少小离家老大回，一为孙行者。不能答者居多。孙行者有对胡适之、韩退之、陈立夫者，最妙者对祖冲之，似不可多得矣。

　　这是杨树达1932年7月30日日记的一部分，以其人严谨而所记当可信。同日，钱玄同日记有“今年清华考对对子，陈寅恪之主张也”。巧合的是，钱之第三子秉穹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就在杨树达监考的地点参加考试并被录取，即后来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钱三强。从杨、钱二人的语气来看，并不反考对对子，且杨、陈事先已经交流意见。

　　再综合《世界日报》、天津《大公报》、《礼拜六》等报刊文章以及蒋天枢等人的回忆，此次对子试题共有如下八道：

　　孙行者；

　　少小离家老大回；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清华大学，水可清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人比黄花瘦；

　　墨西哥；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按照常理，清华大学本次考试有五类考生：报考清华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大学预科生，报考转入清华大学二、三、四年级的外校大学生，报考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的考生。据蒋天枢的回忆，外校报考转入清华大学二、三年级的试题相同，那么按每个类别两道对子题的标准，总数就是八道题，刚好相符。可以明确的是,“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是一年级新生入学试题；“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是报考转入二、三年级试题；“墨西哥”是报考中国文学研究所试题。其余试题所属类别则不明。考试刚一结束，舆论即起，《世界日报》从8月7日到19日开辟专栏，发表讨论文章18篇，无一日间断。《清华暑期周刊》、天津《大公报》，《礼拜六》《广智馆星期报》等也发表了零星文章。舆论热浪滚滚，反对者多，赞成者少，反对者聚焦两点：对对子是落后腐朽的旧文字技艺，以此为考题逆时代潮流；对子题违反部颁高中毕业生最低国文标准。有反对者明显外行而出言不逊，似有上纲上线的味道，让向来低调平淡的陈寅恪颇为不快，破例接受《世界日报》记者采访，稍后又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回应质疑，全面阐述对子题的出题意图以及对国语文法建设的设想，饱含对文化传承的忧思。八道对子题涉及的话题很丰富，但无论是当时的讨论者，还是其后数十年来的研究者，都不约而同聚焦于“孙行者”这一题。

　　“孙行者”的最佳对句是什么？当时就有不少讨论。例如，杨树达认为是“祖冲之”；陈寅恪答记者问时就所见答卷最推重“王引之”，但并未认定最佳对句；还有人认为是“胡适之”。多年以后，陈寅恪为《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作附记，表明其时预定的最佳对句为“胡适之”。今人陆扬推测：陈寅恪对《西游记》玄奘弟子的研究正是促使他将“孙行者”与“胡适之”联系起来的最早因缘，或许就是陈氏在构思研究文字时无意中的收获，恰巧这两个名字从形式上讲又对仗得天衣无缝。王震邦认为：胡适早年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曾经“以重话批判了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两人学术立场各异，陈寅恪以“孙行者”引出“胡适之”，不无促狭之意。

　　如此分析自然有道理。但是，窃以为“孙行者，胡适之”一联尚另有深意。33个年头过去，陈寅恪通过《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的附记对当年受委托出题、出题意图、最佳之对等做了说明，表达对早年观点的坚持、对胡适和冯友兰的褒贬态度，五百余字的附记多年来被研究者反复解读，但还有值得深究之处，我们看看最后几句：

　　又正反合之说，当时惟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者。盖冯君熟研西洋哲学，复新游苏联返国故也。今日冯君尚健在，而刘、胡并登鬼录，思之不禁惘然！是更一游园惊梦矣。一九六五年岁次乙巳五月，七十六叟陈寅恪识。

　　1933年暑假，冯友兰在清华大学任教满五年，照惯例休假一年，先后游历了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士、德国、苏联、布拉格，在1934年暑假年回国。对对子风波发生之时冯友兰尚在国内，回国之时风波已经平息。冯友兰“复新游苏联返国故也”，陈寅恪记忆误差的可能性很小，显然是有意如此表述。此处细节向来被研究者忽略。可以推测，陈寅恪特意扯上冯友兰和苏联，就是要表达对苏联的态度。

　　1930年代初，苏联“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工农业建设成就巨大，与欧美国家经济危机时期的大萧条形成鲜明对比，国内知识界掀起了“苏联热”。大量的报刊文章和著作，对苏联经济建设、“一五”计划等全面介绍，一片溢美之声。曹谷冰的《苏俄视察记》、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张君劢的《我之俄国观》等，更以亲历者身份力挺苏联模式，认为苏联“政策渐合于人性”，“苏俄是成功了”。胡适、丁文江、罗隆基、蒋廷黻等自由主义者对计划经济大加赞赏，将学习苏联模式作为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面对如此一边倒的社会思潮，陈寅恪却是罕见的冷静者、异见者。

　　陈寅恪早年留学欧洲，熟知沙俄对中

　　国的侵略，对苏俄一直保持警惕之心。1948年底，北平局势紧张，决定去留之际，陈寅恪对浦江清明确表示：“他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不赞成俄国式的共产主义。”正如吴宓所深知，陈寅恪数十年来深思熟虑，对俄罗斯、苏联认识深刻，自然对一边倒的“苏联热”嗤之以鼻。冯友兰从苏联归来后，应邀做了两场讲演，他表达的基本观点是：“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个正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与拥苏派相比，冯友兰表现客观冷静，“正在变化中”，既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走着瞧、半信半疑的心态明显。对于“苏联热”，冯的态度虽然不如陈明确坚决，但是基本倾向是一致的，足以让陈寅恪引为同道。附记以春秋笔法由昔及今，隐含对冯友兰转向的叹息讥讽，但是三十余年前对冯无疑是肯定的。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我国逐渐兴起向俄罗斯、向苏联学习的思潮，首先出现在知识界、在舆论上，而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落到实处，无疑始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早在1920年代初，即屡有称孙中山为孙行者的报刊文章，如1920年8月5日天津《益世报》发表谐文《孙行者与孙先生》，1922年8月15日北京《民本报》发表新闻：

　　黎黄陂推重孙文

　　▲菩萨与孙行者貌离神合

　　昨日（十四日）据接近黄陂者云，政府接到孙文离粤赴沪之报告后，黄陂态度颇异往昔。曾对其亲信某鄂人云：上海乃党人聚会之地，而以孙派者为尤多，此次中山来沪，其中必有若何用意，否则中山决不轻离粤省。盖中山在粤之势力并未完全消灭，陈竞存之材智，亦不能单独驾驭西南。故予屡次派人邀其北来，实为中国统一前途起见。欲谋统一，则西南陈、孙派而外，其余均非足以理喻者，故予甚盼其北来也。今孙氏忽离粤，则两广云贵等省不久将发生变化，而各据一方矣。目标愈多，统一愈难，故中山离粤，实非统一前途之好现象也。

　　孙行者形象谐趣横生，故事流传已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孙行者的电影、戏曲众多，雅俗共赏。胡适是文化名人、青年导师，在文化界知名度甚高。有时候，二者一同进入平民话题，甚至成为报端常用语，是可以检索的事实。例如，1923年5月，《努力周报》发表胡适的《孙行者与张君劢》；1931年1月，《新北方》月刊创刊号发表燕人的《孙行者与胡适之》；等等。

　　以上自然在陈寅恪的感知范围，将孙中山、孙行者、胡适之联系在一起也就完全可能。所以，对子题的孙行者影射着孙中山，那副对联可以表述为“孙行者，胡适之！”或者“孙行者，胡适之？”大意直白说出来就是：“孙中山学习苏联那一套，简直就是随意乱来！”，“学习苏联那一套，为什么到了这个样子？”陈寅恪的观点值得商榷，但可以肯定，考对对子集中体现了他对于文化传承的思考，“孙行者”一题则体现了对国家政治制度和未来道路的思考。在当时的语境下，关心时事、读书看报的人，甚至高中学生，完全可能见过类似“孙行者与胡适之”的表述，所以在陈寅恪看来这并不是一道难题。

　　“九一八”事变后，国家民族危机进一步严重，陈寅恪深感我国十余年来向苏俄学习无成效，对苏联及苏联模式更加反感，几乎到了不吐不快的地步，又不能公开表达，只好将其隐藏在“孙行者”对子题里。面对记者和质疑者提问，陈寅恪郑重申明：

　　有人谓题中多绝对，并要求主题者宣布原对，余以为并非绝对,因其并非悬案多年无人能对者,中国之大,焉知无人能对。若主题者自己拟妥一对，而将其一联出作考题,则诚有“故意给人难题作”之嫌矣。余不必定能对，亦不必发表余所对。考生较好之对,惟考卷尚未完全看完,且非经余一人评阅，但可就所忆者发表一二。一年级新生,对孙行者最佳者,当推“王引之”,因王为姓氏,且有王父即祖父之解,恰与孙字对,引字较祖冲之冲字为佳。

　　此前一二日，阅卷已经基本完成，以“胡适之”作答的试卷，陈寅恪完全可能过目或者听同事议论过，但仍然如此回答，坚决不肯涉及那三个字。一者因为陈寅恪向来谨慎内敛；一者因为一旦被窥破内涵，将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不愿意惹来此等大麻烦。所以，陈寅恪将这一秘密埋藏了三十余年，最后才留下一点解读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