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黄册：沉睡数百年的纸背文书被唤醒

　　■高寿仙　

　　这套“新出公文纸本古籍纸背文献整理与研究”丛书最吸引我的部分，是明代黄册文献。这些黄册文献的发现和出版，打开了一座尘封数百年的历史文献宝库，为我们重新审视、深入探究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制度乃至基层治理生态，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学术价值之重大、资料意义之独特，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明代制度史，特别是户籍赋役制度的研究者，我对这方面的研究进展一直非常感兴趣，仔细研读过孙继民、宋坤、耿洪利先生合作撰写的《新发现古籍纸背明代黄册文献复原与研究》一书以及一系列相关论文，内心充满了震撼与激动。

　　众所周知，明代的赋役黄册制度，是朱元璋及其后继者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基石。它上承宋元之制，下启清代之基，将户籍管理与土地、赋税、徭役紧密捆绑，形成了以“里甲”为纽带的、高度组织化的基层控制网络。这套制度运行了二百七十余年，理论上每十年一大造，所积累的册籍浩如烟海，曾专贮于南京后湖黄册库，据说清初尚存一百七十余万册。然而，由于朝代鼎革、战乱兵燹，这一堪称中国古代社会“大数据”的海量文献，竟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几乎消失殆尽。长期以来，学界所知传世的明代黄册原件屈指可数，且多为地方存留的草册、底稿或私家抄本，作为制度核心的、进呈户部并收藏于后湖黄册库的“正本”或“进呈本”，学界却始终无缘见其真容，这成为明史研究，特别是经济史、社会史研究一个巨大的、令人扼腕的缺憾。

　　然而，孙先生团队的工作，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他们独具慧眼，将目光投向了长期被忽视的“公文纸本古籍”。通过系统整理上海图书馆等机构所藏此类古籍，团队竟然在《乐府诗集》《后汉书》《魏书》《梁昭明太子集》等十余种古籍的纸背，奇迹般地发现了大量明代赋役黄册的残叶。这些黄册文书最为系统完整的，当属洪武三年处州府小黄册原件，它首次以大量原始实物，证实了洪武十四年全国推行赋役黄册之前，曾在南方部分地区实行“小黄册图之法”的史实。这批小黄册原件，完整展示了“册首总述—里甲轮流图—人户信息—册尾押署”的册籍构成，揭示了“每百家画为一图”的“图”最初就是指“里长甲首轮流图”这一核心图表，而“图”作为乡村基层组织单位的概念正由此演变而来。它清晰地显示了从元代分离的户籍、税粮册，到明初融合户口与田粮的税粮黄册，再到洪武十四年定型的赋役黄册的完整演变链条。这让我们得以从制度源头，更为精准地把握明代里甲组织的构建原则和内部结构，将相关研究推向了新的历史纵深。

　　对于洪武十四年开始推行的赋役黄册的格式、内容、攒造流程的认识，以往多依赖于《明实录》《大明会典》《后湖志》等典章制度的记载，以及零星的地方性遗存文书。而这批黄册文书，时间上覆盖了永乐、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等朝代，地域上来自浙江、南直隶、山东、山西、福建、湖广等全国近二十五个府州，为我们清晰地展示了黄册从明前期到中后期在登载格式、内容详略、分类项目上的细微演变。例如，山西汾州黄册中有“营生”一项，这连接了元代户籍的旧制，揭示了制度演变的区域差异与历史惯性。同时，不同地域黄册所反映的户籍构成、土地类型、税则差异，为我们进行长时段、大范围的比较研究，理解明代国家制度统一性与地方实践多样性之间的张力，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素材。更令人振奋的是，经过严谨考证，这批黄册文献中的一部分，正是学界苦寻不得的、原藏于南京后湖黄册库的进呈户部本黄册原件。例如，《乐府诗集》纸背黄册中钤有“管理后湖黄册关防”朱印，提供这批黄册为后湖库藏正本的最确凿证据。这真正实现了从一页难见到成规模、系统性发现的历史性突破。仅此一点，这套丛书的出版，就足以在学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批黄册文书，还生动揭示了黄册制度运作中“驳查补造”这一关键动态环节。黄册并非一造了之，入库后还需经过后湖黄册库官员的严格核查。对于有户口埋没、田粮差错等问题的册籍，需要进行“驳查补造”。以往我们仅能从文献中知道有此程序，但具体如何操作、文书形态如何变化，不得而知。这批进呈本原件，特别是带有“驳”字墨戳和“眉批”的册页，以实物形式印证并细化了历史记载。它表明，弘治十二年改革后，驳查方式从整册作废、重造新册，转变为在原册问题户头处标注“驳”字，并将改正信息以“眉批”形式批注于册首或天头。这种从“替代”到“修正”的文书行政变革，体现了明代中后期国家治理在追求效率与防止新弊之间的精细化调整。这些实物，让静态的制度条文变成了动态的行政过程，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明代国家机器运作实态的理解。

　　这批黄册文书，也有助于了解明代军户制度及各类册籍的关联性。明代实行世袭军户制度，军籍管理与民籍管理并行而又交织。新发现黄册中包含了大量军户的详细信息，不仅登记了军户户主的籍贯、应役时间，还详细载明了该户的“充军来历”“勾补户丁”等信息。这正与《明孝宗实录》等所载弘治十三年后要求军户黄册“备开军由”的规定相吻合。更重要的是，这些记载可以与《劝忍百箴考注》纸背的“勾军回答册”以及《明朝档案总汇》中的“武职选簿”等资料相互印证、对接，清晰地揭示了明代“军黄册”“民黄册”“清勾册”等不同册籍之间，为了厘清军户、保障兵源而设计的严密勾稽、互证关系。这为我们从州县基层的视角理解明代军事体制与社会组织如何深度融合，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切面。

　　我认为，随着这套丛书的传播与利用，必将吸引更多学者投身于这批宝藏的研究，催生出一系列新的学术增长点，推动明史研究走向更加深入、细致和立体的新阶段。明代历史的诸多面相，将在这些沉睡数百年的纸背文书被唤醒后，变得更加清晰、生动和真实。

　　（作者为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