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是历史实录吗？
■张继海
《盐铁论》是历史实录还是某种程度上的虚构作品？说实话，往前推几个月，我根本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事情的缘起是，这一两年《盐铁论》的市场热度忽然飙升，中华书局某个版本的《盐铁论》， 2024年卖到惊人的9.8万册。有人来问我，《盐铁论》按说不算一线古籍，怎么就火了？这个现象值得关注。
我以前读研究生时，《盐铁论》是通读过的，不过当时对该书没有特别的感觉。现在随着年纪渐长，经历了一些事，回过头来再想它在当下走红的原因，大概也能猜到几分。此书在当下受人关注，可能还是由于它的内容的特殊性，那就是《盐铁论》一书集中地讨论了经济问题，而放眼整个中国古代，这样可称为“经济学专著”的书都是极罕见的，只有早于它的《管子》一书差可相比。即使是《管子》，也是把经济问题与治国理政的诸多问题裹在一起，很难彻底分开。汉代之后，能够与《盐铁论》相提并论的经济专题古籍也不多见。古人关于经济问题的见解，除了见于“二十四史”中的《食货志》等专志之外，还有就是“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中的专题文献，以及历代大臣的奏疏和朝廷的诏令，而这最后一部分材料往往散见于个人文集，以及后人编的《历代名臣奏议》《经世文编》之类的书，要么是零星分散不易查找，要么是部头太大如同大海捞针，都不容易入手。只有《盐铁论》，篇幅适中，论题集中，而讨论的话题涉及到国营经济（或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国家财政需要与藏富于民等问题，容易在现代读者中引发共鸣，且全书采取论辩的方式，你来我往，唇枪舌剑，语言流畅，追根究底，读起来非常畅快过瘾。我想这大概是《盐铁论》能够走红的主要原因。
为了验证自己的观点，近期我把《盐铁论》又快速过了一遍。正因为这次读得非常快，才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平常我们慢慢读，很容易被《盐铁论》中犀利的观点、繁密的论证、优美的文辞所吸引，而忽略它的整体框架与叙事结构。当我们把辩论的内容剔除或高度浓缩，只留下骨架时，意外地发现《盐铁论》可能是一部文学作品，或至少是一部虚构成分很多的作品。
《盐铁论》全书共60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1-41篇是正式的辩论；第42-59篇是随后的讨论，第60篇是跋。辩论的双方，一方是贤良文学，共60余人。他们又分为贤良和文学两部分：贤良来自三辅地区和太常所辖的陵县，共8人。文学来自关东各郡国，有50多人。以上我们姑且称为甲方。另一方为政府代表，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主，另有丞相车千秋，以及他们的属官丞相史和御史。我们称为乙方。
根据《盐铁论》的篇章次序，甲方的出场次序为：文学（第1-28篇）、贤良（第28-41篇）、文学（第42-59篇）。乙方的出场次序为：大夫（第1-10篇）、御史（第10-11篇）、大夫（第12-13篇）、御史（第14-15篇）、大夫（第16-22篇）、丞相史（第23-26篇）、大夫（第27-29篇）、丞相（第29篇）、大夫（第30篇）、丞相（第31篇）、大夫（第32-38篇）、丞相（第39篇）、大夫（第40-41篇，以上为正式辩论）、大夫（第42-55篇）、御史（第55-58篇）、大夫（第58-59篇）。
我们看到，甲方的出场次序比较简单，就是文学—贤良—文学，而乙方的出场人物较多，交替上场，次序变化大，往往一人应答不上来，改由另一人来顶上。从这个叙事结构上看，就显示乙方处于被动防守的局面，而甲方是主动进攻的一方。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所谓文学或贤良，其实是一个集合名词，是由多人组成的，实际上场参与辩论的有多人，只不过通过桓宽的文字，我们感觉不出来，反而只看到乙方忙不迭地应付的尴尬场面。这里就显示了桓宽的叙述技巧。
在辩论中，文学和贤良不仅口才出众，而且熟习礼节、情绪稳定，没有失礼失态之处，反观乙方特别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在桓宽的笔下，不仅看不到他持重老成的一面，反而处处显得急躁易怒，根本不像是一个经历宦海沉浮、年已74岁（根据王利器的推算）的成熟政治家。桓宽好像亲临现场参与了这场辩论，连桑弘羊的表情变化都刻画得逼真传神，如说“大夫为色矜而心不怿”“大夫缪然不言，盖贤良长叹息焉”（《刺复第十》）、“大夫不悦，作色不应也”（《相刺》第二十）、“大夫视文学，悒悒而不言也”“大夫色稍宽”（《国疾》第二十八）、“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应”（《救匮》第三十）、“大夫俛仰未应对”（《刑德》第五十五）、“大夫怃然内惭，四据而不言”（《大论》第五十九）。可以说，针对御史大夫表情变化的文学性描写所在多有。
不仅如此，《盐铁论》还有几处记载御史大夫离开话题本身，转而对来自关东诸郡国的文学这个群体表示轻蔑，甚至人身攻击。如《遵道》第二十三记御史大夫对丞相史曰：“文学结发学语，服膺不舍，辞若循环，转若陶钧。文繁如春华，无效如抱风。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从之，则县官用废，虚言不可实而行之；不从，文学以为非也，众口嚣嚣，不可胜听。”《利议》第二十七又记大夫曰：“嘻！诸生阘茸无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逾之盗，自古而患之。……乃安得鼓口舌，申颜眉，预前论议，是非国家之事也？”《国疾》第二十八记大夫曰：“穷巷多曲辩，而寡见者难喻。”这几处把御史大夫描绘成一个居高临下、仗势欺人，对辩论对手进行无端谩骂和人格羞辱的形象，无疑是对御史大夫的一种丑化。
《盐铁论》的篇章结构也暴露出它不是实录。前文指出，全书60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1-41篇是正式的辩论；第42-59篇是随后的讨论，第60篇是跋。关于盐铁、榷沽、均输等核心问题的辩论，本来到第41篇就结束了。由于贤良和文学驳倒了御史大夫，“公卿愀然，寂若无人。于是遂罢议止词”，朝廷也有了结论，“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可是作者还不尽兴，又编出了《击之》第四十二以下的篇章，开篇说：“贤良、文学既拜，咸取列大夫，辞丞相、御史。”然后御史大夫又追着文学发问，引起了后续的讨论。这非常不合情理。姚鼐就对此发出疑问，他说：“其议盐铁，自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末奏复诏可，而事毕矣。四十二篇以下，乃异日御史大夫复与文学论伐匈奴及刑法事，此殆尤是桓（宽）之设言。”（《惜抱轩笔记》，转引自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第473页）此外，姚鼐对参与盐铁会议的贤良、文学皆取得列大夫之位也表示怀疑，认为应该不符合历史事实。王利器说这里的大夫是二十等爵制中的第七等爵——公大夫，则完全错误。所谓“咸取列大夫”，这里的“大夫”就是指中大夫、谏大夫之类的官位。参与盐铁之议的贤良、文学皆被拔擢到大夫之位，这不符合当时的官制和任用程序，完全是桓宽的一厢情愿和想象之词。笔者认可姚鼐的怀疑，无论是第四十二篇以下的真实性，还是贤良、文学皆取得列大夫之位，都令人生疑。
第四十二篇以下的不合理之处还在于，盐铁之议已经结束了，在上位的御史大夫断无上赶着再去向文学发问，论及对匈奴和战、外族及边疆问题、治国理念与方略、王道霸道等，结果还被文学驳得理屈词穷，自讨没趣。放在当时的政治场景中，绝无此种可能，它只能是出于作者桓宽自己的想象。大概也是桓宽写得酣畅淋漓，收不住了，他在第四十九、五十、五十二至五十五诸篇中，写御史大夫在辩论中频频引用《诗》《春秋》《易》《尚书·禹贡》《礼记·月令》等儒家经典，而完全忘记了这是桑弘羊在说话，与人物身份并不相符。
最后一篇即《杂论》第六十，性质上相当于全书的跋，但问题更大。它先以“客曰”引出一个观点，然后以“异哉吾所闻”正面作答，阐述自己所了解的盐铁之议的情况及对参与辩论的各人的评价。客人问，主人答，这是我们所熟悉的汉代寓言类作品的常见路数，如扬雄的《解嘲》、班固的《宾戏》等。
现在我们来看关于桓宽撰作《盐铁论》的文献记载。最早且最完整的记载见于《汉书》卷六十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最末班固的“赞曰”。班固之所以把关于盐铁之议及《盐铁论》撰作情况的介绍放在本卷的最后，可能是因为本卷有田千秋（即车千秋）的传记，而田千秋是参与盐铁之议的最高级别官员（丞相）。
班固本卷的“赞曰”文字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介绍盐铁之议发生的背景和主要争论焦点。其文曰：“所谓盐铁议者，起始元中，征文学贤良问以治乱，皆对愿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务本抑末，毋与天下争利，然后教化可兴。御史大夫弘羊以为此乃所以安边竟，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当时相诘难，颇有其议文。”最关键的是最后两句，我们稍后再说。
第二部分是介绍桓宽其人与他怎样撰著《盐铁论》。其文曰：“至宣帝时，汝南桓宽次公治《公羊春秋》，举为郎，至庐江太守丞，博通善属文，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推衍”“增广”“极”三个动词。
“赞曰”的第三部分，自“其辞曰”以下，基本上抄自《盐铁论》第六十篇《杂论》，文繁，不具引。
依据班固在《汉书》本卷的“赞曰”，我们简要探讨一下《盐铁论》的文献来源与生成史。班固说“当时相诘难，颇有其议文”，这些“议文”是什么性质的材料？如果说是会议记录，则当时没有录音设备，书写材料只有毛笔和简牍。虽然当时已有草书，但记录速度根本跟不上人说话的速度，只能记其概要。就算当时有会议纪要，也是收藏在内廷档案库中，如果不是太史公或刘向、刘歆这样能查阅内府图书资料的人，外人根本无缘得见。桓宽最高的官职做到庐江太守丞，压根儿不可能见过这些材料。班固说的“议文”还有一种可能，是参与辩论的贤良文学事先准备的文字稿（今天叫发言材料）。六十多个贤良、文学中，有些人的文字稿后来流传到社会上，是有可能的，桓宽有可能看到。桓宽是汝南人，自述从“汝南朱生”那里听到了很多盐铁之议的情况，这个“汝南朱生”很可能是参加盐铁之议的汝南郡的代表（即文学，来自关东各郡，每郡只有一个名额），参与了这桩盛事。又通过汝南朱生之口，桓宽提到参加者还有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国万生、中山刘子推（《盐铁论·杂论》作“刘子雍”）、九江祝生等。桓宽关于盐铁之议的知识，大部分可能来自汝南朱生的口述，少部分来自社会上能够见到的“议文”，比如汝南朱生的（这是本郡前辈），以及九江祝生的（九江与他任职的庐江在地理上毗邻）。我推测桓宽关于盐铁会议的知识只有少部分来自“议文”，是因为这些事先准备的“议文”可能只就某一两个问题展开，是片断的材料，只有靠口述材料才能拼出全貌。班固说桓宽“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无非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桓宽在所掌握的口述材料与文献材料基础上，加上自己的想象和铺陈，发挥自己擅长写作的优势，写成了这部《盐铁论》。书中有多少虚构的部分，现在已经很难说，反正班固已经连续使用了“推衍”“增广”“极”三个动词，给读者做了提醒。如果硬要给《盐铁论》的写实与虚构比例作一个判断，我觉得第1-41篇可能各占一半，第42-59篇可能是三七开，虚构的成分可能占到七成。由于桓宽本身是一个儒生，他自然就站到了贤良、文学这一边，书中的倾向性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自《汉书·艺文志》以下，历代把《盐铁论》这部书列入诸子略或子部的儒家类的原因。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把此书改隶史部食货类中，还受到了四库馆臣的讥讽，认为是“循名而失其实矣”（见《四库全书总目》）。
后世学者在论及《盐铁论》的撰作情况时，大部分都沿袭班固的说法，包括各类书目提要或序跋。明确指出《盐铁论》存在虚构成分的，是明初方孝孺的《逊志斋集》，说“（桓）宽袭其意，而设为问答之辞，以尽其辩”。姚鼐怀疑第四十二篇以下为桓宽之“设言”，已见前文。进入现当代，西方学者秉持一贯对史料进行批判审视的态度，对《盐铁论》的严格写实性提出了质疑，例如由英国汉学家鲁惟一撰写的《盐铁论》的介绍文字这样写道：“这部典籍以对话体写成，是一份于公元前81年由皇帝下诏举行的廷议的扩充了的记录。”“这本书是一种观念化的而非严格事实性的对辩论的论述。”（[英]鲁惟一主编，李学勤等译：《中国古代典籍导读》，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08页）
但是，前人这些审慎的态度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如今大部分学者还是习惯性地把《盐铁论》当成史书来读，当作史料来用。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的《盐铁论》词条有这样的文字：“根据盐铁之议记录写成的重要史籍”，“成为研究西汉中期历史和桑弘羊其人的重要历史材料”，“再现了盐铁之议的辩论情况”。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和探讨，则这些表述似应有所修正。本文的意义，不仅在于给研究者一个小小的提醒，也是给准备阅读《盐铁论》的普通读者一个温情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