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重致远,以利天下
——《古代东亚的车舆社会史》译者手记

■杨雅婷
本书日文版原题《東アジア古代の車社会史》,2021年由临川书店出版,中译本书名定为《古代东亚的车舆社会史》,实际围绕车马、牛车和骑马活动三个对人类社会演进影响深远的主题展开,时间断限上起石器时代,下及中国的隋唐时期和日本的平安时代。
冈村教授长期从事有关中国古代王权和礼制的考古学研究,此前已出版《中国古代王権と祭祀》(学生社,2005)等专著,其中有多部著作如《云冈石窟的考古学研究:探访游牧国家的巨型石佛》(临川书店,2017;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中国文明:农业与礼制的考古学》(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夏王朝:中国文明的原像》,讲谈社,2007;大象出版社,2023)已被翻译引进中国,还曾经参与赵海洲《东周秦汉时期车马埋葬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一书的翻译工作,相关成果——《中国古代車馬の考古学的研究》2014年由日本国书刊行会出版(此据石谷慎《岡村秀典〈東アジア古代の車社会史〉》,《日本秦漢史研究》第24号,2023)。
由此可见,本书可以说是冈村教授积年累月在这一领域深耕的结晶,同时也是中日学术界首部系统考察“车”与国家形成、社会演进之间关联的专著。
车马、牛车和骑马活动的出现,极大地拓宽了先民们活动的范围,加速了他们向外探索的足迹,深化了各区域人们彼此接触的程度,显著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是推动多种文明交流的重要因素。正如《周易·系辞下》所言:“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又如《续汉书·舆服志》所论:“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轮行可载,因物知生,复为之舆。舆轮相乘,流运罔极,任重致远,天下获其利。”
“车”所发挥的“引重致远”的功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其一,用于战争等军事场合。造车工艺相当复杂、繁琐,需要高超的木工技术才能完成。故而,《周礼·考工记》曰:“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造车技术发达还是落后,标志着一个国家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技术的发展程度,是国力的体现,车战更是关乎国家存亡的大事。
其二,用于载物、载人等交通运输。正是因为有车的存在,贸易等经济活动才能更顺利地进行,持续数月乃至数年的军事作战行动才有实现的可能,营建都城、宫殿等大规模的土木工程,以及祭礼等国家礼制才能更高效地被推进,青铜器的铸造等手工业方才具备完成的条件,租税、财物才得以从乡里及时汇集到县、郡国、中央,大量的物资才能够被输送到边境。换言之,车带来的运力的增大,有力地推动着王权的强化和中央集权体制的成熟。
其三,用于狩猎等出行游玩的场合。甲骨文中载有殷商时期的好几起车祸,西汉时期王侯墓葬中曾出现田猎车队,东汉画像石上亦镌刻有墓主夫妇与御手乘坐牛车前去田猎的场景。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侧面。
其四,用于“示威仪”“列等威”,具有别贵贱、序尊卑的作用,是中国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到秦汉,商周时期的尊、爵、列簋、鼎等青铜礼器已然式微,衣服、车马、田宅、陵墓等身份标识越来越重要。轺车的普及与官僚制、礼制秩序的发展密切相关。汉景帝中元五年诏书旨在以“车驾衣服”辨明“为吏”之身份。汉成帝诏书:“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章有德。”据说东汉明帝制礼时曾改订车服制度,“初诏有司采《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乘舆服从欧阳氏说,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浩浩荡荡的卤簿则淋漓尽致地展现着车马“示威仪”的效果。《南齐书·舆服志》赞语称:“文物煌煌,仪品穆穆。分别礼数,莫过舆服。”
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车还折射出社会风气的变化和古人的宇宙观念。主要流行于汉代士族社会的新审美观念和习俗又孕育出魏晋以后的新文化,究竟选择“盛饰车马帷幕”还是“柴车草屏”反映出士人的风尚。
综上可见,“车”在经济、政治、军事、礼制、思想、社会等诸多领域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因如此,相关问题一直备受国际学术界关注,与此相关的学术交锋更是绵延了数十年,至今仍在继续。
面对纷繁复杂的众多主题,作者选择以“车如何推动国家和社会的演进”作为核心问题意识,相较于车的文化史,本书更侧重于从贯通的角度考察牛车和车马如何推动社会的演进,以此为中心线索,巧妙地将上述车的多种功用统摄于这一主题之下,基于大量传世和考古资料清晰地概括出车舆社会从初步形成、走向成熟、最终衰落的全过程。问题意识相当明确、主线非常突出、材料非常丰富、选题十分重要构成本书的第一个特点,对于学术界的相关重要观点和分歧,本书也多有回应。
又因为古代的车多需要畜力来牵引,所以本书不可避免地涉及马、牛等驾车动物的驯化、迁徙、饲养、管理、使用以及生产动物饲料的农业等重要课题。轺车的飞驰,需要以完善的道路交通设施为依托,城市的发展亦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学科交叉的视野、多元研究方法的并用遂成为本书的第二个显著特点。除历史学、考古学方法外,基于人骨和动物骨骼所含碳氮稳定同位素的食性分析、骨胶原食性分析、对骨骼和牙釉质所含锶同位素的分析、动物骨骼的DNA分析等自然科学分析也是作者重视的方法。
车马、牛车和骑马活动的背后是广阔、绚烂、多向的欧亚文明交流的图景,涉及的地域空间十分广阔便构成本书的第三个特点。全书以古代东亚为中心,视野横跨亚美尼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欧亚草原等亚洲、非洲、欧洲的广袤地区。作者也正是通过将车马放置于如此辽阔的空间背景中,来凸显中原车舆社会的特色。
从确定接手本书的翻译工作到开始着手、完成、修改、定稿的各阶段,正好分别对应我写作博士论文最关键的时刻、博士论文初稿完成、预答辩、送外审、最终答辩、毕业、找工作、入职四川大学等人生的诸多重要阶段,窗外的景色也从博雅塔畔的皑皑白雪变为现今锦江上的一轮弯月。而中译本出版的2025年,也恰好是我学习日语的第十个年头,正好借此机会对悉心教授我日语的王铿、唐利国、潘钧等诸位恩师致以深深的谢意。翻译过程中,承蒙于保田、张正涛、朱青生、陈侃理、吴毅强、韩文博、丁羽帆、马力、李灵均、陈希、孙兆华等多位师友鼎力相助。书稿体量庞大,时空范围跨度大,涉及的研究领域多,大到全书体例的统一、前后逻辑和字句的推敲,小到标点符号、数字的使用等细节,沈艺老师都倾注了大量心血。正得益于我们彼此间默契的配合,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才能如此顺利地进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林巳奈夫曾经做出大量有关中国古代车马的出色研究,将这一领域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而冈村教授写作此书的初衷,正是要继承林氏未竟之宏愿,希望将其成果以简明易懂的方式介绍给读者。作为后学,我深深为学者之间的深厚情谊所感动,而现在,得以用翻译的方式将这些成果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岂非另一种形式的薪火相传?是为译者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