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型国家”：秦汉国家形态的新认识
■周天游
近年来，由于简帛等考古资料的大量发现，秦汉史研究日益活跃，取得了很多新成果，深化了对秦汉社会的认识。这就带来了秦汉史研究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性发展。卜宪群《秦汉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论稿》（以下简称《论稿》）就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一项成果。
《论稿》的主要内容
《论稿》对秦汉时期的国家形态、国家治理、国家结构、乡里社会、乡里职能、社会势力、吏员选举、“乡论”与“自言”、边疆治理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概括而言，贯穿全书的有三条主线。
一、乡里社会的演变。全书对先秦秦汉乡里社会的发展做了既宏观又深入的探讨。例如第二章《春秋战国乡里社会变化与国家基层权力的建立》，分析了突破宗法血缘关系后的春秋战国各国，在区域性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的原因与过程。第三章《秦汉乡里社会演变与国家治理》，分析了秦汉乡里人口迁移和流动、社会结构变化、宗族组织发展与国家治理演变之间的关系。第六章《秦汉乡里职能与基层治理》，对秦至汉初乡里吏员设置、乡里文书与行政运作、乡里组织的经济职能等乡里社会治理的具体问题作了分析。可以说，从众多具体问题入手探寻秦汉乡里社会演变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视角。
二、国家治理的演变。秦汉国家治理开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之先河，全书对秦汉国家治理的多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第一章《先秦秦汉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的历史演变》，从理论上辨明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史实上揭示了先秦秦汉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的基本形式、基本内容及其历史传承。第五章《秦汉社会势力与国家治理》，主要分析游侠、商人、游士以及宾客等社会势力群体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第十章《秦汉边疆治理思想及其成效》，主要分析大一统郡县制国家结构下秦汉边疆治理思想与实践的演变脉络、历史经验与历史教训。显然，《论稿》试图从多角度深挖秦汉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系统分析秦汉国家治理体系、治理思想与治理实践产生的社会基础与内容。
三、国家形态的演变。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有着紧密联系，是国家治理发展演变的根本原因，全书对相关理论及其在秦汉的实践做了重点分析。例如《绪论》对“国家形态”“国家职能”“治理”等概念等进行了深入辨析，奠定了全书开展史料分析与理论总结的基础。第一章系统梳理了先秦秦汉国家形态的历史演变过程，揭示秦汉国家治理体系产生的历史渊源与根本动因。国家结构是国家形态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章《秦汉之际国家结构的演变》，通过对秦亡后分封制复现过程的分析，阐明秦汉之际国家结构的特点、内在本质与演变原因。从中不难看出，《论稿》重点关注“秦汉国家”产生的原因、过程及影响，论证秦汉国家形态与社会形态、国家形态与国家职能、国家结构与国家治理等的辩证关系，总结秦汉国家类型特征。
《论稿》的研究特点
《论稿》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丰富的史料，从长时段的角度分析秦汉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的演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写作风格等方面具有鲜明特点。
一、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论稿》认为，只有唯物史观创立后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国家起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据此，《论稿》认为特定的生产方式决定特定的国家形态，社会经济形态则是国家形态的基础。《论稿》指出先秦秦汉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的历史演变，反映了社会变化对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的影响，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导致了宗法血缘社会结构解体，区域性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获得了长足发展，至秦汉，大一统的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体系最终形成。唯物史观认为，国家从社会中产生，国家与社会既相矛盾又相统一，国家除了阶级统治职能之外，还承担着多种社会职能。社会职能是国家与生俱来的职能，是国家治理产生的前提。《论稿》围绕秦汉国家政治职能、经济职能、社会职能等展开分析，提出了秦汉属于治理型国家形态的论断，这对于重新看待中国古代国家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二、坚持长时段的分析视角。历史学是探究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论稿》以秦汉时期的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为研究对象，但又十分注重从历史渊源、发展脉络的长时段把握秦汉国家治理的内涵、特征与规律。《论稿》第一章从三代、春秋战国、秦汉三个阶段分析大一统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过程，清晰展示了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体系形成的历史过程，明确了国家治理转变是国家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某个统治者的主观选择。第二章对春秋战国乡里社会变化的分析，表明乡里行政组织的建立、国家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的变化，是建立在乡里社会长时段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化的基础上。而第三章对秦汉乡里社会演变与国家治理关系的分析，说明秦汉乡里制度与治理体系的创设，与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形态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第六章关于“乡论”与国家秩序关系的讨论，涉及的时段从先秦延续到汉魏之际，国家形态、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历史演变，通过“乡论”这一具体历史问题展现出来。只有坚持长时段的分析视角，把断代史做成通史的一环，才能把历史的阶段性与延续性充分体现出来，《论稿》给我们深刻启示。
三、坚持实证研究方法。历史学实证科学的性质决定了“论从史出”是史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论稿》在实证研究上有三个方面值得肯定。第一，史料丰富。《论稿》将传世文献与出土简牍资料相结合，反映了当前秦汉史研究在史料运用上的主要特点，也是《论稿》坚持实证研究方法的具体表现。第二，“论从史出”。如第九章通过系统梳理传世文献尤其是简牍中的“自言”一词，总结出“自言”是秦汉社会与国家间建立联系的一条日常通道，也是官方渠道，“自言”的广泛性、普遍性及其形态，证明秦汉国家性质属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官僚制的行政管理方式。这一研究可谓“论从史出”的典型代表，也反映了《论稿》坚持实证研究的本质特征。第三，“史论结合”。历史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与逻辑性，而史料的遗留却充满了偶然性。“论从史出”强调的是结论要有史料依据，但是研究过程与写作一定要“史论结合”。“史”与“论”是相互推动的关系，在史学研究中，史料收集具有基础性作用，但理论思考也十分重要。确定研究对象开展史实研究与寻找理论方法指导不能截然分开，也不互相排斥。擅长对琐碎史料的解读与编排，将有限史料有机融入阐释历史发展的脉络与规律中去，是《论稿》的突出特点。
《论稿》的学术价值
学术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本质特征。《论稿》在秦汉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多方面的深入探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反映了新时代秦汉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学术观点的创新。通过对先秦秦汉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演变的分析，《论稿》指出，中国古代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国家结构、君主权力、中央集权、治理方式与治理手段，都具有一脉相承的连续性，是中华民族在不断“向内凝聚”的过程中演化发展创新出来的。这不仅用史实阐释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历史表现，还探明了产生这种连续性的内在原因。至秦的统一，国家结构最终“向内凝聚”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是国家结构是动态变化的，秦汉之际，从“六国复自立”分裂的中央集权国家结构到西楚“霸天下”国家结构，再到汉国家结构的演变，历史经历了一次向战国复归和再造一统的过程。《论稿》提出的一些观点，例如：项羽“霸天下”国家结构把秦汉之际分裂的国家形态向统一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推进一步；汉初异姓诸侯王的独立性只是一种割据政权的独立性，不具备国家的性质等，都是理论与史实结合得出的真知灼见。
二、理论体系的构建。《论稿》的学术价值不仅仅表现在每一章内容中的具体观点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在系统、全面、深入分析秦汉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的演变之后，提出了秦汉治理型国家形态学说。这个学说能否成立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中国古代有无“治理”的概念与实践。《论稿》通过对“治”“理”“治理”“治道”等词分析，指出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赋予了它们特殊的含义，不是所有的统治都可以称为“治理”，国家统治只有坚持正道，按照事物发展内在规律办事，顺应社会、符合民心，才能称之为“治理”。这一观点为历史学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研究奠定了基础。解决这个问题之后，《论稿》指出，秦汉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形态不仅具有维护皇权和地主阶级整体利益的作用，也具有巩固扩展大一统国家、抵抗外族侵扰、协调阶级阶层关系、维护社会稳定、追求理想政治方向的对内对外职能，其职能发挥中的民本思想与目标追求，以及郡县结构、官僚制度、文书行政等实践方式，深刻体现出秦汉具有治理型国家的突出特征。这一创见，不仅符合唯物史观国家兼具统治与治理二重属性理论，更是从史实中总结出来的结论。秦汉治理型国家学说的提出，必将改变、完善中国古代史的叙述模式。它也直接引出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古代其他王朝时期是否也是治理型国家？期待学术界对此展开积极回应。
三、历史经验的总结。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本质特征之一。作为新时代的史学成就，《论稿》积极回应时代要求，总结历史经验，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论稿》“前言”系统总结了秦汉大一统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的历史启示：坚持“大一统”与“要在中央”的治理思想与措施；坚持“大一统”思想与“民为邦本”的政策措施；坚持“大一统”思想与社会治理措施；坚持“大一统”思想与德法相依政策；坚持“大一统”思想与权力制衡原则；等等。此外，第三章分析了秦汉大一统中央集权与乡里治理兴衰的经验教训，第十章总结了秦汉边疆治理历史经验与教训，等等。中国古代的治理思想与实践可以为当今国家治理提供历史智慧，《论稿》对此做了有益探索。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为学界提供原创性的成果。《论稿》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提出秦汉治理型国家形态说，是新时代历史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成果。《论稿》的出版不仅对于历史学，而且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也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