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有益话钱穆

　　■陈漱渝

　　人对真理的追求是无限的。二加二等于四，无可反驳。这是可知的真理。一以上的数字无穷尽，一以下的数字无下界，这属于未可穷尽的真理。这个例子见诸钱穆的《如何探究人生真理》一文，收入他的《人生十论》一书。这书是一部随笔和讲演词的结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海无涯，我只取一勺。老病期间随手翻书，“人生”这两个字立即吸引了我眼球，因为我活了八十多年，但并未读懂“人生”真谛。中国哲学即人生哲学，必须补课。我于是翻开了《人生十论》这本书。

　　钱穆是谁？1982年10月，台湾《中国论坛》杂志举办座谈会并出专刊，推出当代七位新儒家，钱穆的大名赫然在目。在中国大陆，《略论现代新儒家》一文中认为，钱穆基本上是历史学家或思想史家，思想庞杂，文章创见不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282页，三联书店2009年9月出版）。以方克立为代表的另一些研究者却认定钱穆是“新儒家”。“新儒家”（New-Confucianism）之名似乎先流传于西方，上世纪20年代引入中国，至今似乎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反正从宋元理学至今，凡认同儒学基本价值并有所生发者，不少人都被人视为“新儒家”。所以，称钱穆为“当代新儒家”亦无不妥。

　　我此前没接触过钱穆的著作，更没接触过有关研究他的著作。随手一翻，这本书就给我留下了三个印象：

　　一，足踏中西文化。这本书名为《人生十论》，主要内容还是讲中国的人生哲学。钱穆精通中国文化，是《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作者，对先秦诸子生平与学术源流考订尤为精密，但他对西方的历史文化又相当稔熟。记得鲁迅笔下的清代大学士徐桐，竟然不承认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南京的另一位教书先生说，有两个地球：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钱穆则不然，他对西方的宗教、科学、哲学、法律、心理学相当熟悉，毕生著书几十种，约一千四百万字。他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时，举例引证，信手拈来。我想，当代新儒家之“新”，也表现在兼通西学吧。

　　二，博闻强记，深入浅出。钱穆应台湾故宫博物院之邀，讲《中国人生哲学》（一至四讲），时年85岁，因眼底黄斑，“看不见，不能看报，亦不能看书，已经两年了”。在不能提前查书准备的情况下，他仍能口若悬河，从中国谈到印度，阿拉伯，欧洲，非洲……这实为不易。鲁迅临终前在《“这也是生活”……》一文中说：“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这句话适合于日常生活，也适合于学术讲演。比如“体”与“用”的关系，我原觉得抽象。钱穆用身体来做比喻，“耳目为体，视听为用。耳目不可变，所视所听则可变。”这一解释，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质也就一清二楚了。这类生动具体的比喻，在《人生十论》中比比皆是，增加了这本书的可读性。

　　三，拳拳爱国心。钱穆长期在北京大学等高校任教；1949年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迁居台湾。他心目中，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总是会统一的。他说，郑成功因为反清来台，台湾有郑成功庙。阿里山有一座忠王庙，祭祀当地的“通事”吴凤，这个“阿里山王”的称号也是清政府册封的。钱穆弘扬中国文化，因为他有一颗中国人的赤子之心。1990年，钱穆以95岁高龄去世，两年后归葬故乡无锡太湖，这种认祖归宗之情是很可贵的。

　　现在回到“人生”这个话题。人生本身就是一部读不完的书。不同人有不同的人生，不可能有一部书成为替所有人解决一切人生问题的统一教材。只要书中有某些内容能给人以不同方面的启迪，读这本书就可以说是开卷有益。

　　《人生十论》这本书给我最大的获益，就是使我加深了对生命及其意义的理解。生命是一个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它以物质性为基础，以精神性为驱动力。书中有一篇随笔，题为《物与心》，“物”讲的是自然生命，这是一种有时限性的生理存在。“心”讲的是精神生命，它依托于自然生命，但又可以通过自身的主动建构超越自然生命，而获得永恒价值。钱穆以一张桌子为例：桌子是物质，原材料是木材。但木材只有通过木匠心灵的设计和制作的辛劳才能成为桌子。所以，这张桌子里面就包含了这位木工的生命和匠心。以此类推，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无不渗透了人的生命在其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凡从事与人类福祉相关的工作，人的自然生命就会被赋与意义和价值，从而超越个体生命的局限达到了“不朽”。我如此理解，就改变了“死去元知万事空”的固有观念，在垂暮之年的困顿中，仍希望能为文化传承尽一份微薄之力，使之转化为文化生命之延续。

　　读任何书籍都要顾及写作的时代背景，读钱穆的书同理。钱穆讲演《中国人生哲学》时，身份是台湾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而当时台湾的文化氛围和历史语境主要是全盘西化，“想的，讲的，写的，已经完全外国化西化了，不再要中国的一套了。你说的是一句中国话，但实际上，论其内容则是一句外国话，你想的亦是外国人的想法。”“现在台湾一年有多少人到国外去留学，只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了，我们的变，已经变得很久了。”基于这种状况，他讲天、地、君、亲、师，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我们总该要认识我们自己，能保留的，便该保留；能发扬的，便该发扬”。面对传统解体和西潮冲击，钱穆力求化解危机和赓续传统。我认为，新儒学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主要就体现在这里。

　　当然，任何学问都可能受到质疑，否则其学科水准就难以提升。“新儒家”强调对原始儒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偏颇。比如钱穆认为，“只能说是由制度来专制皇帝，但并不由皇帝来专制制度”。这种为封建政治辩护的“非专制论”，就曾令人诟病。他对中国封建社会妇女地位的评价，也有以偏概全之嫌。他反对历史上重男轻女的提法，理由是，中国家庭中看重母亲，一部二十五史中至少有百分之十到二十讲到女性。不错，中国历史上确实涌现出不少杰出的女性，其中更不乏相夫教子成功的范例。不过，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中提出了“三纲六纪”，使“夫为妻纲”成为了儒家伦理体系中的重要部分。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就援引过《左传·昭公七年》的文字，证明中国古代的等级制是认为“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位处最底层的叫“台”，意即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奴隶或仆役。鲁迅补充指出，比“台”更卑的还是他的妻子。直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西方思潮的传入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男女平权”才成为一种系统性的主张。

　　钱穆研究的得失给我的一个启示是，传统既是民族根基，又是历史堕力。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既有联系，又有区分。传统文化囊括了古往今来一切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它可能成为被历史长河淘尽的沙砾，也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转化。而文化传统则是传统文化中那些发生适应性演变的部分，值得认同、继承并不断发扬光大。而如何准确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如何做到古为今用，使文化传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思想张力，则是后继者理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和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