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恭绰与甪直保圣寺唐塑佛像修葺及古物馆建设
■祝兆平
一
中国近现代史上，叶恭绰这个人物是不可被遗忘的。
叶恭绰十八岁时在广州应童子试，遇到的主考官是“倡导新学，负省内重望”的张百熙。他对叶恭绰所作《铁路赋》大为激赏，以第一名录取入府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十六岁的叶恭绰就开始了仕宦生涯，在新成立的邮传部为先后四位尚书（张百熙、林绍年、岑春煊、陈璧）所器重，短短两年之内成为一个正五品的官员。宣统元年（1909），叶恭绰又为继任尚书徐世昌所重，被任命为承政厅副厅长，不久又升任厅长。转年，提任铁路总局提调，实绾九路督办职权，因徐世昌的保举，加三品衔并戴花翎，年仅三十岁。辛亥革命后，叶恭绰尽力促成共和，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言就是由他草拟的。后袁世凯背信弃义，背叛共和，叶恭绰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遭袁迫害。
1912年，孙中山入京参加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第一次与叶恭绰会面晤谈后即大喜曰：“吾之北也，喜得一同志焉。”十年后，孙中山读到当时正流亡日本的叶恭绰所撰《交通救国论》，大为激赏：“此吾之空谷足音也！”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重设大元帅府，诚邀叶恭绰回国出任财政部长，不久又任命时年四十三岁的叶恭绰为交通总长。
1931年岁末，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孙科邀请叶恭绰任铁道部长，1932年元旦正式就职。“一·二八”事变前，叶恭绰赶赴上海，再三严令京沪、沪杭甬铁路局长郭某从速转移局内重要文件档案、机车和机件，但郭某不肯奉命，导致在“一·二八”事变中遭受重大损失。叶恭绰目击惨案，眼见世事难为，遂引咎辞职。从此退出官场，远离宦海，进入学术文化界并卓有建树，一生涉及宗教、哲学、音乐、书画、金石、建筑、语言文字等众多领域，集博学名士、爱国志士、文化卫士与佛教居士于一身。1927年参与改组北京大学国学馆，自任馆长，以私财维持馆务，聘当时鸿儒如陈寅恪、陈垣、徐炳昶、马衡、李四光、钱玄同、刘复、袁同礼、朱希祖等为导师，培养了董作宾、陆侃如、商承祚、魏建功、容庚等。1929年，参与组织中国营造学社。1932年积极筹备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专门陈列我国近现代绘画作品。1933至1936年间参与筹建上海博物馆，被推为第一任董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叶恭绰于1951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后又任代理馆长。1952年担任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委员。1953年当选为中华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1954年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委员，同年，又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7年5月，北京中国画院成立，叶恭绰被国务院任命为第一任院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出席了画院的成立大会。
二
叶恭绰精于鉴藏，曾经收藏了许多珍贵的古籍文物，其中不少是国宝级的文物，如西周毛公鼎、晋代王羲之《曹娥碑》、王献之《鸭头丸帖》、唐代释高闲《草书千字文》残卷、褚遂良（款）大字《阴符经》册、米芾（款）《多景楼诗》册、赵孟頫《胆巴碑》卷、唐寅《楝亭夜话图》等。在保护文物和文化历史古迹方面，叶恭绰更是不遗余力，比如对一度大量被盗的山西云岗石佛石刻的保护和修缮，对北京西四牌楼砖塔胡同下的元代万松老人（即万松行秀禅师）塔的修葺，主持重修摄山隋舍利石塔等。其中，1929年他与蔡元培等主持重修苏州甪直保圣寺唐代塑像并建古物馆保存的事，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叶恭绰对此事极为重视，单是专门文章就写过三篇。民国廿一年（1932）写了两篇：《重装甪直保圣寺唐代塑像记》《甪直保圣寺古物馆记》。民国三十七年（1948），他又在《杨惠之雕牙俑牛拓本跋》一文中，以最大的篇幅谈到当年甪直保圣寺保护修葺罗汉及馆舍之事，并写过一首长诗《十一月十二日甪直保圣寺唐塑工毕启幕，余自沪往参其事，旋赴摄山勘隋塔工，归车有述》，本文仅引关于吟咏保圣寺佛像修复部分：“年来寡所营，万事付休莫。法门勤外护，矢志非有托。甫里唐塑像，神物九鼎若。历劫荡烟灰，随风譬枯箨。我来不自量，辛苦强营度。中遘万迍邅，危途轻岞崿。观成幸有日，茹苦乃成乐。涌视弹指间，华严几楼阁。因思塑造工，历朝颇彰灼。戴顒称圣手，惠之多杰作。元代得刘兰，功堪继疏凿。所惜兵火余，遗制久凋落。杨塑仅此堵，亦几归冥漠。愿力保区区，孤怀殊硌硌。有为固如幻，卫道宁自薄。”
根据万君超著《叶恭绰鉴藏编年事辑》转载，1932年11月12日《苏州明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保圣寺古物馆开幕》的新闻特稿，文中写道：根据历史资料记载，该寺创立于萧梁武帝或创建于唐代，有唐代杨惠之手塑佛像，经日本东京美术学校教授大村西崖（著有《塑壁残影》）誉之为东亚瑰宝，后国人始有注意及之者。民七，顾颉刚始往一游。逮民十一，复偕陈万里往游拍照，并在《努力周刊》上发表《记杨惠之塑罗汉像》一文，唤起世人注意。复经邑人金家凤及高梦旦、任永叔向苏省当轴请求保存，迭经蔡元培、吴稚晖、叶恭绰诸先生专程往观，认为有保存必要。民十八，教育部聘请专家及名流组织委员会。
当时教育部所组之保存委员会，委员为叶恭绰、蔡元培、张继、金家凤、马叙伦、钮永健、陈去病、张仲仁、顾颉刚、黄涵之等十八人，设计专家为江小鹣、金宗城。经费来源，由教育部拨给一万元，江苏省政府承担三千元，上海唐塑保存会叶恭绰等分募约一万元。聘请范文照建筑师担任建筑事宜，江小鹣担任补塑事宜，越三年而有今日之洋洋大观。
叶恭绰民廿一年（1932）撰《重装甪直保圣寺唐代塑像记》中有如下所记：
甪直保圣寺大殿传为宋代建筑。其内，唐代塑像及罗汉像十六尊，迭见邑、镇各志。近年，殿宇倾覆，壁、像均渐圮坏，仅余东壁一堵、罗汉像四尊，又先折存之罗汉五尊，及塑壁碎片若干。民国十八年，教育部、江苏省政府及唐塑保存会同人醵资议修复，于大殿趾建古物馆经覆之。推蔡元培、陈去病、马叙伦、金家凤、陈万里、陈剑修及叶恭绰主其事。乃请江君新董司修理工作。以东壁年久不固，又所塑已毁失过半，不能复东、西两壁之旧，乃于古物馆北壁前，筑细棉土垣一堵，合东、西两壁所塑，及布景之折入东北、西北两隅者，并移于新垣。夫凡结构、形态、色泽，务不失其旧，无任增改。始任塑匠卫国庆及胡某与匠工十余人所作未善，改由监工滑君田友手自布置，务令塑壁主要部分得复旧观。罗汉像九尊之毁坏部分，则不加补缀。间有为稳固计须加功者，亦仅令足以支柱为止。其罗汉像原来位置已不可考，则以意为联属，期得俯仰呼应之意。凡像之附于壁上者，昔用木杙、沙土、麻捣为胶连具，今则塑壁主要木柱均附于细棉土垣上之铁筋，以期坚实。古物馆房舍则全体不用木材，藉防水火。塑像以外，原建造之斗拱、柱础、石幢及碎甓、零砖，悉移置馆内外，以免毁失。
自民国十九年秋开始，至二十一年秋工成。共计用款凡二万零千元。主任工师为江新、滑田友，房屋建筑师为范文照、施嘉干。
将甪直保圣寺的历史及毁损之现况、古建筑修缮之原则、主要施工材料及具体工程实施者甚至所费资金，以简练翔实的文笔清晰叙述，无一遗漏。特别是关于“夫凡结构、形态、色泽，务不失其旧，无任增改”之古建筑修葺原则，实为当今各地古迹名胜及古旧建筑修复修建之楷模。
叶恭绰在五言长诗《十一月十二日甪直保圣寺唐塑工毕，启幕，余自沪往参其事，旋赴摄山勘隋塔工，归车有述》中有其自注云：“甪直唐塑佛像仅余九尊，传为杨惠之手造。保圣寺已毁，今重建古物馆以覆唐代佛像及塑壁，计重装塑品，新建馆屋，阅时凡三载，乃成。期间龃龉乖迕，百出不已，余概不之计，卒乃告蕆。”从中不难看出叶恭绰为了保存文化国粹，对个人得失在所不计，如此气度、胸怀和格局，令人钦佩，也令人唏嘘不已。
三
《叶恭绰全集》中有一篇写于民国廿四年（1935）的《太湖西洞庭山显庆寺整理藏经并修经楼记》：太湖西洞庭山显庆寺古刹，旧藏明“径山藏”正、续、又续全部，分庋各房。民国二十四年夏，余来游兹寺，力劝住持闻达法师汇集尊藏，并任募款，修葺经楼。凡得款若干，庀材施工，数月而毕。因于夏历六月十九日，敬奉大藏悉贮楼中，缁白共瞻，同声赞叹。经闻达法师依原目检校，只正藏“场”字函内，缺《金光明最胜王经》二册；“墨”字函内，缺《大方便佛报恩经》二册；“兴”字函内，缺《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二册；续藏第三十六函内，缺《金光明忏》《占察经忏》《礼地藏经忏》共一册；余均无缺。当设法搜补，以成完璧。显庆肇始唐代。代有高人、大德，焜耀简编。闻达法师方将广搜经典，以为宏法之资，于此始基，乐为记载。其捐资姓氏，并列左方。以后，寺内藏经应永贮楼中，不得分散，以副众望焉。
查有关资料：包山寺始建于梁大同年间，又名显庆禅寺，而“显庆”为唐高宗李治的年号（656年正月-661年二月）。
万君超著《叶恭绰鉴藏编年事辑》一九五三年五月十四日有如下一条：
叶恭绰致信碑帖鉴藏家陈邦福（墨迻），谈及寄存苏州包山寺之龙门碑拓等事：“墨迻先生：奉书慰悉情况。弟前交包山寺各牛拓本中罕精品，惟龙门之二千余种，为外间所稀。缘廿年前有数友联合往拓，凡有字处，皆施毡蜡。故其数为向所未有。又高句骊《好大王碑》全拓亦不易致，望特注意。龙门碑拓本装两大布包，如拆散则无法辨其为龙门与否矣。又其中一部分为张伯英千唐志集拓本，无大价值，如不全，则不值得费力也。细绎来函，似未详析，故再奉告，望示其概要为盼。属书联语及卷首，兹并附上。叶恭绰，五月十四日 一九五三年。”其自注：“闻达编目本不全，当时彼此在患难中，不及研索，故姑为作序，至‘龙威经藏’四字亦弟所拟。龙威故其地，经藏则表明以释藏为主，又有其他藏者也。当时本有藏山复壁之图，闻达一死，此愿成虚。弟所收文物亦已散尽，一切如幻矣。”
张中行老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与叶恭绰等老前辈一起参与筹划出版期刊《现代佛学》，常常见面，非常熟识。在《叶恭绰》一文中，张中行写到叶老曾给说过那些碑拓的事：“他同我说，他还辑过石刻拓片，数量很多，可以装满两麻袋，因为自己无力整理，都送给江南某寺的和尚了。”说的就是他放在显庆寺的那些碑拓。
关于那些碑拓的最后去处，叶恭绰在一九六三年给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写过一封信（此信原件现存南京博物院），专门谈了这件事情：
昭燏馆长：前在抗战时期，我将所藏拓片约二千种寄存于苏州洞庭山包山寺，委托闻达和尚代为保管并编目。解放后，闻达已逝，该项拓片及编目既归苏州博物馆接管，后因省迁宁，遂由你馆接管保存。我因多次南北迁移，对于此项拓片不能自己掌管，且年岁已迈，早将积年所藏文物书画分批捐赠国家。今愿将此项拓片全部捐献你馆，俾得永久保存。但希望能将拓片目录，即闻达所编者，给我一份，以留纪念。为此涵达，祈惠复为幸。
据《文物天地》2009年12期刊文《南博：名家名藏入史册》，此信中叶恭绰所提苏州博物馆应为时在苏州的江苏博物馆，此馆在一九六二年合并到南京博物院，所以实际上苏州博物馆并未经手过此二千余种拓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