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经”杜甫

　　■张锦　

　　2025年适逢冯至先生诞辰120周年，在这个大时代中重读冯至先生的杜甫研究，不仅让我们重新感知距今一千二百多年前杜甫人生的风雨流转及其选择，也让我们再次触摸冯至先生在1940年代的情感与理想，这种千年与百年的连接既建立起我们与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不断的长时段的家园感，又给予我们思考自身当下的历史感与现实感。

　　何以杜甫为师友：

　　冯至先生的历史感与现实感

　　冯至本人对于如何在自身的现时性中激活杜甫的遗产有着非常清晰的历史意识、问题意识和方法论自觉，在《杜甫和我们的时代》一文中，他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一个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且核心的学术“难题”或称议题，即在“杜甫的死年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1175年”后，在世界与“中国经过许多变化”之后，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杜甫，我们怎样迎回杜甫？冯先生把这种对过去诗人的重新认识总结为诗人依据“同”或/和“异”的方式的“再生”；寻“同”者，有若寻“友”；求“异”者，有若寻“师”，前者可交流，后者可学习，凭借这寥寥数笔，冯先生便清晰勾勒出文学史、文化史乃至文明史中，经典重释、接受与互鉴的语境、动力、方法及范畴。借此方法论，冯至先生发现民国十年前后，“后主词、《漱玉词》，甚至《饮水词》和《两当轩集》”之所以成为当时青年们的心爱读物，乃是因为“同”，因为“青年人的情感经过五四运动得到解放，但是[他们]无论在政治上或社会上以及两性的关系上都不易寻得出路，于是陷入感伤的或彷徨的状态”；而他们同时阅读屈原、拜伦、歌德则是由于“异”，由于渴求后者们那恣意的想象与自由战斗的精神。

　　而在1945年的冯至看来，他和他的时代需要“虚心和杜甫接近”既是因为“同”，也是因为“异”。于“同”而言，即使军阀混战时流行的《兵车行》或社会主义思想进入中国之初人们吟咏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都未能使得杜甫的名字为众人所知，而抗战以来“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带来的痛苦”则令杜甫和杜诗的经验成为普遍性的人民经验，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经历因而被冯至用以描绘中国人民在沦陷区的血泪史，征役、赋敛、贫富差距与民族侵略耦合在一起，使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像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冯至在对杜甫与中国历史的阅读中，正是从“人民性”的意义上重新认知和图绘杜甫，故而得出“人民所蒙受的痛苦与杜甫的时代”何其相似的“同”的结论；但杜甫的伟大不止于他是冯至时代的“同”的经验的负载者，他还提供了冯至建构“异”，即“师”的可能性。对冯至而言，杜甫的“异”正在于他人到中年而生逢困境，四处流离却依然“执着于自然，执着于人生”；经受“天宝之乱”后，杜甫虽一贫如洗，体会到“吾道属艰难”的艰难与艰辛，但他不隐逸，不躲避“艰难”，“他还专心一意地寻找‘艰难’”。“安史之乱”爆发后，冯至说我们看到杜甫这位“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掺杂在流亡的队伍里，分担着一切流亡者应有的命运”，其《彭衙行》，“真实而自然，和他后来许多五言古诗一样，作者高度地掌握了这种诗的形式，发挥他写实的天才，无论哪一代的读者都能在里边感到一片诚朴的气氛，诗中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历历如在目前”。冯至有感于杜甫的地方正在于此，即“我们目前迫切需要的”正是用“执着的精神”克服“时代的艰难”，当然这何尝又不是冯至自身的写照，是1945年冯至为克服抗战的痛苦迎接社会主义新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知识分子自况和人生准备。冯至凭借其独特的方法论，例如有机整体观、以诗释人、以人释诗写下了《杜甫传》，也由此从一个深谙德语文学与文化的西学研究者转化为一个深谙中国传统的尝试在社会主义中国重新探寻中国知识分子位置的先行者。换言之，冯至既在祖国大地上安放杜甫，也安放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自我。杜甫在近代中国的接受同时具有“同”和“异”这两方面，而冯至先生的《杜甫传》显然在这个接受线路上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可以说《杜甫传》正是冯先生建构社会主义新文化、呼唤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新主体的有效尝试。

　　何以杜甫为人民：

　　冯至先生的政治感

　　冯至先生重读杜甫和杜诗的概念不是“百姓”而是“人民性”，这证明他有着十分清晰的中国革命语境意识和对杜甫进行现代转化的自觉。可以说，冯至先生从抗战胜利前就在生产社会主义文化和考虑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

　　在冯先生看来，一方面，经由杜甫，唐代的人民性体现为“玄宗享受了四十几年人民的供养，在临危时率领着他的左右亲近逃掉了，抛下了走不动的人们日夜受着胡人任意的摧残”，而另一方面又体现为“长安附近的人民担受不起胡人的骚扰，就自动组织游击队伍，反抗胡人，这里受了挫折，那里又起来，使胡人的势力范围渐渐缩小，北不过云阳（陕西泾阳北），西不过武功。这对于唐军的反攻是一个有力的声援”， 即人民的反抗铺就了唐军反攻的基石。在冯先生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长安人民的这种游击战和反抗意识与中国的抗战之间有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就杜甫个人为官而言，他为了上书援救房琯，不顾个人生死，后来他在“讽谏上受了挫折，举荐贤能的任务他却不肯放弃”。援救房琯这一时期，杜甫还“写了不少赠别诗，送郭英又往陇右任节度使，送杨某出使吐蕃，送友人们到汉中、同谷、武威、河西等处任判官，杜甫都就每个人不同的身世与交谊的深浅来提醒他们在这紊乱时代中应负的责任，并且指出那些地方在国防上或财政上的重要性”。时代责任、国防或财政，都是杜甫与冯至的现实感的体现。而冯至的这种时代政治意识并非依仗古代皇权政治谱系，他认为杜甫正是在政治上不顺后，才能从皇帝走向人民，并体认到无人民则无诗。冯至认为从758到759年这一时期杜甫的五言诗是“《彭衙行》与《北征》的继续发展，其中有的反映出人民的痛苦，有的刻画出祖国险要的山川，是杜甫诗的艺术里一个伟大的成就，这成就集中在一座高峰上：是他从洛阳回到华州时在路上写的《三吏》和《三别》”。对冯至而言，人民与山川正是知识分子连接世界、体认存在的两种基本方式。

　　冯至最深刻的思辨还在于他对杜甫封建知识分子位置的辩证考虑，他认为《三吏》《三别》“这六首诗不只单纯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而且更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内心的矛盾。这矛盾并不像长安时代的诗里所说的杜甫个人入仕与归隐两种心情的冲突，而是在封建社会里一个爱人民、爱祖国的诗人在人民与统治者中间感到的剧烈的冲突。……若是强调人民的痛苦，反对兵役，就无法抵御胡人；但是人民在统治者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下到了难以担受的地步，他又不能闭上眼睛不看……他写《兵车行》时只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反对侵略战争，这时他除去替人民诉苦外，还不得不考虑到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严重的危机”。所以于内于外，杜甫不得不在人民和家国之间思考胡人以及唐代百姓的问题，而侵略战争概念的当代性也让我们看到冯至给予杜甫“祖国”这个当代概念的意图无疑是希望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系统中对杜甫进行转译。而在艰难时世里，在矛盾的痛苦里勇敢创作，则是冯至对杜甫的最大认同：“在杜甫的一生，759年是他最艰苦的一年，可是他这一年的创作，尤其是‘三吏’‘三别’，以及陇右的一部分诗，却达到最高的成就。这年他48岁。”冯至写作《杜甫传》的年龄也与杜甫相仿，抗战的痛苦与艰难，让冯至通过杜甫，站立在祖国人民的位置上。

　　此外，冯至认为杜甫还站在历史自身、地方性自身思考人民的力量。例如他描述道：“在761年，秋雨成灾，灌口一带就被江水淹没了许多户口。杜甫说，修筑堤防才能制止水灾，这是人民的力量。”与此同时，一种冯至先生的政治观也借由杜甫得以再现：“我们在这里把紊乱的时代做一个简短的叙述，只为的是同时看出，国内政治上军事上的变动，不管近在眼前，或远在千里，都在杜甫这里得到回声，反映在他的诗里，有时详于其他的史籍。并且他由此抒发出他的‘盗贼本王臣’‘万役但平均’的政治思想。”

　　何以杜诗为家园：

　　冯至先生对祖国山川的重新测度

　　冯至在对杜甫进行重新打捞的过程中，体现出其自身极强的地理考据知识与意识，而这也是一种“图经”陕西、河南、四川等杜甫流转地区的方式，经由对地方的认知图绘，冯至也将自然的空间内化为自身意识中的地方感、家园感和祖国山川感。冯至对长安地形的认知极为具体和细致：“（天宝十载）以前，杜甫在长安和长安附近流浪……那一带的名胜，如樊川北岸的杜曲、韦曲、安乐公主在韦曲北开凿的定混池、韦曲西的何将军山林，以及皇子陂、第五桥、丈八沟、下杜城……这些地名都在杜甫长安后期的诗中出现了。” 冯至对地方的认知，不仅具体到长安地区地理空间的位置与命名，还具体到当时的天气：“一家数口来到长安，他的负担更重了，加以几年来水旱相继，关中大饥，他在杜曲附近虽然有些微薄的‘桑麻田’，也无济于事。这年秋天雨不住地下，四海八荒被一片无边无际的雨云蒙盖着，延续了60多天。……院中的花草都在雨中烂死了，只有他在阶下培种的决明子格外茂盛，绿叶满枝好像是翠羽盖，开花无数正如他身边所缺乏的黄金钱。”这个描述使得我们仿佛能看到因阴雨连绵而闭门不出的杜甫如何在院子里培种他的决明子，而这决明子已经穿越千年开放在我们的时代，冯至的这种文本考据既有气象史价值又有具身性的审美体验价值。

　　冯至还不止经由杜甫和杜诗考察从陕西到四川的唐代地形图和天气，他还描述了杜甫对于博物学和药物学的兴趣与实践，冯至的文笔使杜甫的一行一动历历在目，使其身其行跃然纸上。杜甫在秦州时就曾重新开始“他在长安时经营过的卖药生活，来维持他的衣食。我们在他秦州的诗中常常读到关于采药和制药的诗句”。而“杜甫在759年的岁末到达成都，住在西郊外浣花溪寺里”，在这里，杜甫“一方面营建草堂，一方面写诗向各处觅求树秧：向萧实请求春前把100根桃树秧送到浣花村，向韦续索取绵竹县的绵竹，向何邕要蜀中特有的、三年便能成荫的桤树秧，他走过石笋街到果园坊里向徐卿索求果木秧，无论绿李黄梅都无不可，他还向韦班要松树秧和大邑县的瓷碗”。冯至先生因为西学功底而对林奈的植物学非常熟悉，所以他才能以博物学和植物学的自觉书写杜甫的自然志：“他亲身经历了许多年的饥寒，如今暂得休息，于是自然界中的一切生物，都引起他的羡慕。他在这时期内写了不少歌咏自然的诗。他所歌咏的，鸟类中有鸬鹚、燕、鸥、莺、黄鹂、凫雏、鹭、鸂鶒、花鸭；昆虫中有蝴蝶、蜻蜓、蜂、蚁；花木中有丁香、丽春、栀子、枇杷、杨柳、荷花、桃、李、桑、松、竹、桤、楠，楠树下的一片药圃。他运用了‘小’和‘轻’‘细’和‘香’‘嫩’和‘新’以及‘净’‘弱’‘微’‘清’‘幽’……那些字来形容它们。”

　　在山川家园与祖国的意义上，冯至还特别注意到了杜甫的边疆问题论谏，除了《东西两川说》反映的边疆问题，在吐蕃问题上杜甫有着十足清醒的战略意识，杜甫认为当唐王朝希望通过和亲等方式争取吐蕃的帮助时，其实也埋下了吐蕃蚕食唐朝的隐患——“我们知道，安史之乱中的许多史实都反映在杜甫的诗中，我们也不可忽略，吐蕃的蚕食在杜甫诗里也留下不少的痕迹。”杜甫在他的秦州诗中就“叙述了秦州的地理形势：城北寺、南郭寺、深藏数十家的东柯谷、潜通小有天的仇池、太平寺的泉水以及赤谷、崦嵫、西枝村……有些幽静的地方也常常引起他建筑一座茅屋、长此住下去的念头，但是惨淡的烽火与凄切的笳声却使杜甫念念不忘吐蕃的膨胀与回纥的骄横”。而秦州，这个关乎唐代政治经济的战略要地、长安以西第一个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重镇正是在763年被吐蕃攻陷的。

　　在秦州时，“杜甫穷困到这地步，但他的诗却得到意外的发扬。他这半年内的诗流传下来的约有120首……这里他把边疆的危机、山川的形势以及城郭村落、风土人情，都收入雄浑而健壮的诗篇中，在这一点上诚如宋人林亦之所说的，‘杜陵诗卷是图经’。这也是杜甫的一个贡献，如果说从《兵车行》到‘三吏’‘三别’一系列的诗是卓越地记载了他的时代的，尤其是人民的历史，那么这里的诗便真实地描画了祖国一部分的山川。”边疆、山川、城郭、风土人情既是杜甫图绘生存轨迹与生存意识的方式，也是冯至经由杜甫获得与祖国山川连接的方式，自然的地形地理地貌经由杜诗变成了家园，变成了可以安放人民的祖国山川和风景。

　　对于冯至先生来说，杜甫“写这些诗，不只用了他的眼，更不只用了他的想象，最重要的是用了他的两只脚；我们可以说，它们是杜甫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陕北路程、入蜀的山道、成都的花木、川北的山水、夔州的风土，都在他的诗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国内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的变动都反映在杜甫的诗里或史籍里，所以“杜甫的诗是‘诗史’，同时也是‘图经’，他爱人民，也爱祖国山川”。像《上牛头寺》和《阆山歌》里就“纯然是梓州阆州的山水图，我们不但由此看得出那些山川的特殊的形势，而且好像还感受到它们的色彩和声音”。

　　由此可见，冯至正是在“人民性”与“祖国山川”的意义上重新复活杜甫，并安放自身。在1944年的《论历史的教训》一文中，冯至举了一个商人投身大海的故事来说明他重释杜甫的内在动力：“祖父与父亲都在水里淹死了，在这商人的眼里可以说是历史的教训。但是这教训并不能阻止他们的子孙充当水手继续在海上奋斗。一个民族也应该像这个勇敢的水手似的看待过去的历史的教训。” 在世事艰难中培养勇敢的水手，正是冯至在他的时代重读杜甫所呼唤的精神气质：“杜甫想用他的心和血来培养一个复兴的征兆，”而冯至自己亦是如此，他在不断呼唤社会主义新文化与社会主义新人，也在不断阐释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选择的爱“人民”的政治位置和爱“祖国山川”的情感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