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书简（初编）》成书经纬

　　■宋海东　

　　中国嘉德2025年秋拍“笔墨文章——信札写本” 专场，一册《巴金书简（初编）》作者签赠本的受赠者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的责任编辑王仰晨（原名王树基）。册中环衬之上，巴金亲笔题跋：

　　这不是我编的，我不拿来送人。这是样书，您要看就留下吧。本来说封面印错了，要重印重装。我说反正印数有限，不必麻烦了。精装本大概不过几十百把册。

　　树基：                                                巴金              八八年八月三日

　　这则题跋言及编者、封面设计、印数、样书赠阅等事，却语焉不详。所幸笔者识得该书责任编辑龚明德，数度面谈，尺素往还，有缘窥其成书经纬。

　　《巴金书简（初编）》由四川文艺出版社于1987年10月付梓，全书辑录巴金致30个（组）受信对象及1家机构的191通书简。这部书信集问世时，未署编者姓名，实则其首席编者是龚明德。

　　1983年，龚明德接触到巴金友人田一文所藏36通巴金手札，萌生蒐求巴金散佚书信、编纂书信集的念头。龚明德深知，作家书简是文学史料研究中不可替代的珍稀文献。彼时，坊间尚无一部巴金书信集，心怀宏愿的他渴望垦拓先行。

　　1985年夏，龚明德赴上海，通过巴金之弟李济生引介，争取到巴金的初步首肯。同年秋，龚明德再度抵沪面谒巴金，详陈编纂设想，恳请先生审阅全稿、校订讹误、补苴漏略，并裁定去取。巴金欣然允诺。龚明德奔走于黄浦江畔，叩访可能与巴金有书信往来的文人雅士；嗣后一两年间，他又以出版社名义向海内外广发征集函。

　　为何不署编者名？笔者曾请教龚明德，他回函坦言：“可以署名也应该署名，但是我觉得本来就用上班时间干，还是姿态高一些好！还有不少书，我也是主编、干活者，但都没署名。如李劼人《〈死水微澜〉汇校本》印了二万七千本，我作为汇校人也不署名。《夜航船》我逐字辨认且标点，书出后加印了不少版，也未署名。但后来新版豪华重印，出版社主动补上我的名字。”

　　再观巴金题跋中“这不是我编的”一句，则是先生谦抑不居功的温厚之言。据龚明德忆述，彼时卧床养疴的巴金对书信内容多有删削厘正，更于全书框架擘画之际，亲授指导性方略，且为书稿缀添19条简注，书中凡此等处均明确署有“巴金注”或“巴金看校样时注”等字样。上述种种已然触及编者的核心要务。如今，龚明德的书斋中仍珍存这份巴金手泽校样，成为这段出版往事的文献见证。

　　龚明德始终认为，四川出版界理应主动承担起巴金研究的重任，而编印《巴金书简》，自己责无旁贷。在《巴金书简（初编）》勒口处刊有预告：“这本《巴金书简》仅仅是初编，我社将接编续集，以应巴金研究和教学的急需。希望不断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与此相应，该书的书脊、扉页、版权页上书名均标注“初编”二字，唯独封面上缺失。龚明德追忆道：“我从不干涉除内文校对之外印书项目，如字号、印刷、内文设计和封面。这一本书的封面设计者找人写了四个字，就用上了。交我看时，我说‘可以’就印了。”书籍付印后，社方察觉，龚明德提出“重印重装”，但巴金体恤该书印数有限，不忍让出版社蒙受损失，遂表示 “不必麻烦了”。

　　其后数载，龚明德并未停下穷搜巴金书信的脚步。其所辑录的巴金尺牍，来源颇丰：既有二人商讨《巴金书简（初编）》书稿时往来的数十通函札，亦有日本汉学家山口守、岛田恭子、石上韶、饭塚朗父子、望月百合子母女等所提供的一批书简；既有龚明德自旧书摊淘得，或从报刊上剪存的巴金致冰心、臧克家、沙汀、吴海发、盛之诒、艾晓明、汪应果等国内作家学者的书信，更有姜德明等师友将所藏纸品惠寄相赠。凡此种种，共计两百余通。龚明德曾对我言及，他已定稿的这部巴金书信集具有两大特色：其一是辅以详尽注释与研究考辨之文；其二影印高清巴金手迹。

　　巴金对于《巴金书简（二编）》的成书亦寄予厚望。1987年8月22日，他在致王仰晨的信函中写道：“书信集最近出了两册,一是杨苡编辑的六十信，二是四川出的《书简》。四川出版社和文学馆都还在搜集，就由他们先搞吧。”是年10月，巴金重返故乡成都，龚明德赴巴金下榻的金牛宾馆，禀告《巴金书简（初编）》的编印进展；巴金则询问其新觅书信的数量，鼓励这位年轻编辑续编成帙。此后数月，龚明德将百余通来不及录入初编的书信一一整理注释，分批寄呈巴金；先生依旧卧床逐通亲阅，并亲手添注。以1982年2月16日致盛之诒函为例，全信仅百余言，巴金竟勘正抄录讹误2处，增补注释3条。

　　倏忽三四年过去，《巴金书简（二编）》的辑录工作终告竣。然而彼时市面上已有多种巴金书信集问世，四川文艺出版社该选题遂搁置。

　　正是四川文艺出版社与巴金、龚明德的孜孜耕耘，让《巴金书简（初编）》与同年付梓的《雪泥集》共同开启巴金书信集的出版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