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早期历程再探究
■齐浣心
2021年8月18日《中华读书报》（第14版）曾刊发笔者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的早期发展历程》一文，笔者根据《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12—2011）》（中华书局，2012年）所记载的《古籍整理出版动态》于1959年11月25日更名为《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在文章中推断正式更名《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为1960年第1期，并注明待考。近期新见一批相关史料，印证笔者当时推断无误，但《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的早期发展历程远比此推断复杂得多，颇有继续探究的价值。
中华书局原总编辑李侃先生的文章《齐燕铭与中华书局》已对《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的早期历程做过描述：“从1959年开始，中华书局办了两个油印的‘内部刊物’：《古籍整理出版动态》和《组稿、作者情况简报》。到1960年共出了37期，内容主要是报道整理出版古籍的有关方针政策和计划，交流工作和学术活动情况。鉴于这两个小刊物颇受有关同志的重视，金灿然向齐燕铭提议把两个刊物合并，改为铅印。齐为此特地向中宣部和周扬同志报告：建议批准改为铅印，定名为《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每月一期，每期一万二千字，发行六千份’，并提出‘重要稿件由齐燕铭负责审查’。”李侃先生文中“发行六千份”，文化部党组批复文件为“发行600份”（见下文），“600份”为是，“六千份”疑为手误，本文不对此做展开论述。报告很快得到批准，齐燕铭为《简报》亲自题写了刊名。这个《简报》一直延续到现在（从第90期开始，改由现在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印）。在古籍整理出版单位和学术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受到了广泛的注意和好评。（李侃：《芳古集：李侃随笔》，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
李侃先生文章提供的信息多年来为人所忽视（至少为笔者所忽视），其原因在于坊间虽然散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古籍整理出版动态》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但极少见到《组稿、作者情况简报》。近期得到友人宋希於的帮助，笔者得以见到早期的《古籍整理出版动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组稿、作者情况简报》，以下据此新见史料，并参考李侃先生关于《古籍简报》的记载、《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12—2011）》（中华书局，2012年）、杨牧之先生《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复刊》（《中国出版》1979年第9期）及《文化部党组关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61年改为铅印的请示》（1961年12月30日）〔袁亮主编，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60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第444—445页〕稍做梳理。
其一，《古籍整理出版动态》，注明“中华书局编印”“内部刊物”，每一期都有期号。该刊创刊于1958年12月1日，第1期上附有简短前言：“为了交流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的情况，我们决定出版这个内部刊物。刊物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报道关于整理古籍的方针、方向的意见；2、报道重要古籍的整理出版计划、出版情况和问题；3、报道与古籍整理有关的重要学术动态；4、集纳报刊上关于古籍的重要评论；5、报道外国出版我国古籍的情况和关于我国古籍的论述。希望有关部门和有关同志随时向我们提出意见和供给稿件。”
《古籍整理出版动态》共出5期，出版时间分别是1958年12月1日、1958年12月31日、1959年7月25日、1959年8月25日、1959年11月25日。由此可见，其出版节奏并不稳定。
其二，《组稿、作者情况简报》，注明了编印者为中华书局（从第11号起写作“中华书局总编室编印”），每一期都有期号。该刊创刊于1959年7月12日，第一号上有一段没有标题的前言称：“这里印发的材料是专门供给我社编辑人员和有关同志内部参考之用的，请勿外传。这样的材料以后要陆续印发。”《组稿、作者情况简报》的创刊时间在《古籍整理出版动态》第3期出版稍前，此后一度并行出版。与出版节奏时常停滞的《古籍整理出版动态》相比，《组稿、作者情况简报》更侧重业务实际操作，以较为密集的节奏编印，仅1959年7月创刊当月，就在12日、21日、25日、28日、30日连续出版5期，此后8月出版5期，9月出版2期，10月出版1期，11月出版2期，12月出版1期，在半年时间内共出版16期。1960年该刊的节奏略放缓，也更有规律，1月出版1期，2月出版2期，3月出版3期，4月出版3期，5月出版1期，6月出版3期，7月出版2期。至1960年7月20日，《组稿、作者情况简报》出版至第31号。
1960年8月，《组稿、作者情况简报》未出刊，而《古籍整理出版动态》此时已停刊半年以上。9月，这两个刊物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但期号却有特殊处理——这就是1960年9月10日出版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32号。该刊首次使用了“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刊名，也首次使用了齐燕铭题写的刊头。
改版合并后的这一期《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延续《组稿、作者情况简报》的编排序号，标注第32号（注意其未冠年份）。该刊在卷首刊出了《改版说明》：“为了更好的交流古籍（包括有关专题史料汇编和工具书，下同）的整理出版工作的情况，我们决定自这一期起将《古籍整理出版动态》（已出至5期）和《组稿、作者情况简报》（已出至第30期）合并改名为《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它的报道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整理出版古籍的方针、方向的意见；（2）古籍整理出版计划、出版情况和问题；（3）与整理古籍有关的科研情况；（4）外国汉学研究的情况和对我国整理出版古籍的评论。《简报》为不定期刊，大体上每个月出一期或两期。我们闻见有限，报导疏漏之处必然难免，希望同志们多加帮助和指正。”其中提及《组稿、作者情况简报》“已出至第30期”，此说有误，该刊实已出至第31期。这篇《改版说明》是关于《古籍整理出版动态》和《组稿、作者情况简报》最为准确的记述，补充完善了《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12—2011）》中“1959年11月25日改称《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的表述，明确了1959年11月25日做出了变更名称的决定，但实际落实是在1960年9月10日，这一天首次出版了《古籍整理出版动态》之后以“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为名的期刊。可以看出，《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与当年《古籍整理出版动态》的创刊《前言》宗旨都是为“更好的交流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的情况”而编印。
1960年下半年，《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出版6期，继9月10日出版的第32号后，10月10日出版第33号、10月31日出版第34号、11月11日出版第35号、12月1日出版第36号、12月14日出版第37号。
袁亮主编，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所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中，收有一份《文化部党组关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61年改为铅印的请示》，文件号为“（60）文党字第319号”，也可作为印证：
中宣部并周扬同志：
中华书局有一个油印内部刊物《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已出版37期。内容主要是报道整理出版古籍的方针政策和计划，交流有关整理出版古籍和有关学术活动的情况，反映有关外国情报。发行对象为有关负责同志、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以及若干专家。出版以来，在推动和组织整理出版古籍、交流学术情况上起了一定的作用，颇为有关方面所重视，在全国范围内，也只有这样一个小刊物。中华书局为了改进这个刊物，并节约用纸（油印时一年需18令，改为铅印只需5令，可节约15令），希望能在1961年改为铅印。改进后的报道中心为：（1）有关整理古籍的方针和政策；（2）关于古籍整理和有关书籍编辑工作经验的总结；（3）重要书籍编辑、整理进行情况；（4）重要的外国有关情报。要使这个刊物在整理古籍的工作中起一定的指导和组织作用。
改刊以后，努力提高质量，加强与各方的联系。全部稿件由金灿然同志负责审查，重要稿件由齐燕铭同志负责审查。大约每月一期，每期大约12,000字，发行600份。
我们认为，中华书局的这个刊物带有全国性质，对推动整理出版古籍和有关学术活动能起一定的作用，过去办得也还好，拟同意改为铅印。当否，请指示。
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34—36期。（略）
文化部党组 钱俊瑞
（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该档案正文前有黑体字说明：“中宣部于1961年1月7日电话答复文化部党组，同意《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改为铅印。”从这件请示的文件号“（60）文党字第319号”可以看出，这是1960年的文件，且报告前已注明中宣部已于1961年1月7日同意该刊改为铅印，因知该书整理者将报告系于1961年12月30日有误，当为1960年12月30日。报告中可节约“15令”应为“13令”，疑为录入或排版产生的错误。报告所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34—36期”，即合并、更名后的第三、第四两期《古籍简报》。但李侃先生文中提到报告中有“定名为《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一事，在实际文件中未见。按照《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12—2011）》记载，1959年11月25日做出决定将《古籍动态》更名为《古籍简报》，在这个时间节点前后，齐燕铭题写“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一事应已经落实，并且在1960年9月10日出版的第32号简报首次正式启用齐燕铭题签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作为刊头，到上报《文化部党组关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61年改为铅印的请示》时，《古籍简报》出版至第36期，已没有必要在报告中再提更名一事。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此后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出版周期。自1961年开始，该刊在改为铅印的同时，不再注明总序号，而以“1961年第×号”的形式编号，当年出版16期。1962年出版10期，1963年出版4期，1964年仅在3月15日正式出版了当年第1号。
1979年，《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在停刊十五年后复刊，于当年7月30日出版1979年第1号，至12月15日出版1979年第4号，这4期《古籍简报》皆未标注总序号。1979年第1号上有《复刊的话》称：“《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从一九五八年创刊，一九六六年以后停止出版。这个内部刊物，在交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情况、反映学术动态、介绍文化遗产知识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少同志要求继续编印。现在，中华书局恢复了原来的专业出书任务，《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也决定复刊。希望同志们对这个小小的刊物给以支持，供给稿件，并随时提出改进的意见。大家共同努力，把它办好。”而1980年1月30日出版的1980年第1期《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上，加注“总第73期”，此后出刊按此顺序编号，直至目前的六百余期。
按此倒推，复刊后的第一期——1979年第1号即为总第69期，换言之，当时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编辑部认为，停刊前这个刊物共出了68期。这个判断是准确的，也可推定当时编辑部是看到了留存的全部《古籍整理出版动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组稿、作者情况简报》。
那么，68期这个总期数是怎么计算的呢？按照实际出刊统计，《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两个前身的情况是：《古籍整理出版动态》出版5期；《组稿、作者情况简报》出版31期。更名为《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后的情况是：1960年出版6期；1961年出版16期；1962年出版10期；1963年出版4期；1964年出版1期。以上加起来共73期，5期《古籍整理出版动态》如不计算在内，正是68期。当然，从今天回看的角度复盘，《古籍整理出版动态》是应该计算在内的，只是当时编辑部因为某种原因选择按照《组稿、作者情况简报》的序号接排新刊（具体原因待考），故而只能舍弃5期《古籍整理出版动态》不计。而《古籍整理出版动态》，因刊名、办刊宗旨、刊物内容的一致性，在相当长时间内被认定为《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的真正“源头”，而本文要论证的正是“源头”并不唯一。
另外可以确定的是，第68期《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在1964年3月15日出版，为当年第1号，也是当年唯一一期，此后停刊。停刊的节点为1964年3月（停刊原因待考），以此可以修正较为模糊也比较常见的“1966年以后停止出版”的表述，本文也想着重厘清这一时间节点，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份佐证。
行文至此，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可以进一步还原《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的早期发展历程并做简单概述：《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为内部刊物，内容主要反映古籍整理出版的有关政策、计划、工作经验、工作成果以及相关学术活动情况。该刊前身为1958年12月1日创刊的中华书局内部刊物《古籍整理出版动态》和1959年7月12日创刊的中华书局内部刊物《组稿、作者情况简报》，1960年9月10日，《古籍整理出版动态》与《组稿、作者情况简报》合并改版为《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齐燕铭亲自题写刊名。1964年停刊，1979年复刊。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作为一份内部简报，在1958年至1979年三十年间经历了创刊、改刊、停刊、复刊等复杂的情况，其早期发展历程的曲折，反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起伏和艰难，其背后与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发展、停滞，与中华书局的曲折前行，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它的发展历程是整个古籍整理出版行业发展、变迁的缩影。如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能够经历风雨发展至今天的六百余期，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关心支持、在重要节点给予的战略指引。党和国家的支持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学术自主性的结合，使得《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具有了独特的发展张力，也成为这份内刊能够持续发展至今、具有蓬勃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宋希於提供相关史料图片和编目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