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广电前辈刘习良

　　■唐世鼎　

　　岁月流转，光阴荏苒。自2018年在八宝山送别刘习良先生，至今已历八载。这位令我敬重的广电前辈和领导时常在记忆中浮现。退休后，整理案头堆积的资料，一张泛黄的纸页悄然滑落——那是2003年先生为我主编的央视建台45周年系列图书撰写的推荐语，字迹遒劲有力，字句间的肯定与期许跃然纸上，尘封的往事如潮水般涌来，心中满是感念与怅惘。

　　与先生相识，缘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彼时他刚出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我在部办公厅任职，初次见面便被他高大挺拔的身姿与儒雅谦和的风度深深打动。后来与他共事日久，更见识到他身上可贵的品格——对上不逢迎谄媚，对下不摆官架、热心扶持年轻一代，这份刚柔相济的率真坦荡，成为我心中深刻的印记。记得有一次，一位大领导来视察工作，众人纷纷趋前簇拥攀谈，先生却静立一旁，甚至有意识地向后移步。待到座谈发言时，他却毫无顾忌，直言不讳地抨击时下社会与文艺创作中一些浮躁功利现象，立场鲜明、态度坚决，全然不顾及言辞是否“顺耳”。而对我们这些年轻后辈，他从不居高临下，端着架子，总是和颜悦色，耐心倾听诉求，悉心循循善诱，还主动为年轻人争取锻炼机会。那份发自内心的热情鼓励，儒雅睿智的长者之风，至今忆起，依旧心生暖意。

　　后来逐渐知晓，这位温和而有风骨的领导，是深耕广电领域数十年的“老广播”。1957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毕业后，他先留校任教，1960年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从翻译、播音员起步，历任编辑、记者、拉美部副主任，直至副台长、代理台长，30年间一步步开创了对外广播的新局面，后来获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西班牙语对外广播杰出贡献奖”，这份深耕不辍的坚守令人肃然起敬。

　　他担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期间，主要分管广电宣传、外事及文艺相关工作。无论是在行业会议上的发言，还是日常工作中的悉心指导，他的见解总能直击核心、切中要害，尽显行家里手的深厚专业积淀。作为国内最早提出“广电大外宣”概念的先行者，他不仅敢为人先抛出创新理念，更以身作则推动实践落地，为扩大我国广电对外传播覆盖、提升外宣影响力做出了突出贡献。1997年10月，他从现职岗位退下后，任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常务副会长，明确提出学会的中心任务是学术研究，实事求是是做学问的首要原则。他积极倡导“热运行当冷思考”，治学当甘于坐“冷板凳”。学术研究切忌“跟风”，随波逐流说假话、取悦他人瞎应付，是万万要不得的。并强调以史为鉴，深耕曾被忽视的广电史学研究等。在他主持下，历经数年艰辛，编撰完成《改革开放中的广播电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等多部行业力作，系统梳理历史脉络、总结实践发展经验，为行业研究奠定重要理论基础。他还提议成立电视专业化研究中心、推动研用结合，勉励同行将电视“科技春晚”打造成品牌，这些前瞻性见解至今仍具指导意义。

　　先生之所以能在多领域硕果累累，我曾窥得一个藏在日常里的“小秘密”。早年去他办公室，总能望见一面墙的柜子，如老中药铺的药柜般分作密密麻麻的小格，贴着工整的手写标签，将各类简报、剪报、数据资料分门别类收纳得整整齐齐。有一回需要引用某年度的外宣数据，我眼见他起身走到柜前，略一思索便精准抽出对应的格子，取出一叠整理好的资料，指尖划过纸页时动作轻柔，眼神里满是对这些积累的珍视。这份数十年如一日的细致严谨，正是他专业积淀的坚实根基，也让我忽然间懂得，那些鞭辟入里的见解、厚重扎实的著作，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源于他数十年这般点滴积累、久久为功的结果。

　　回望先生一生，在翻译、广电、学术等多个领域深耕不辍，每一步都坚定扎实，堪称行业标杆与后辈楷模。作为资深翻译家，他深耕西语翻译领域数十载，精通口译与笔译，熟稔中译西、西译中等各类翻译业务，出色完成多种任务。上世纪60至70年代，他曾多次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担任翻译，深度参与《毛泽东选集》西班牙文版的翻译与审定稿工作，以精益求精的态度雕琢每一处译文，在重要场合精准传递中国声音。改革开放初期，多数人对介绍外国文化尚心有余悸，先生却以远见与勇气率先译介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作品，1980年便在《外国文艺》刊发了由他翻译的马尔克斯的《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礼拜二午睡时刻》等四篇短篇小说，这是马尔克斯的作品首次与大陆读者见面。此后他又与夫人携手，将《枯枝败叶》《玉米人》《幽灵之家》《叶塞妮娅》等多部西语经典引入中国，为中国读者搭建起通往西语世界的文学之桥，其译作对当代中国作家影响深远。2004年至2009年，他担任中国翻译协会会长，因卓越贡献被授予中国“翻译事业特别贡献奖”。

　　先生虽成就卓著，却始终谦称自己幸得机遇垂青，尤其难忘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吴冷西、梅益、艾知生、丁一岚等老一辈广电领导的关怀提携与悉心栽培。在个人文集《知还集》中他曾写下系列怀念篇章，字句饱含深情，娓娓道来，尽抒肺腑心声：“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在转折期都需要引路人。他们就是我在青年步入社会，中年业务转型时期的引路人。当年我是他们的学生，如今他们依旧是我的老师。”

　　先生于我，更是提携后辈的良师与知遇情深的伯乐。1999年，编撰《中国电视史》这一重要著作时，先生在学刊上看过我发表的几篇文章，便亲自点名让我加入编写组，鼓励我大胆发表见解。那份毫无保留的信任，让初涉专业研究的我备受鼓舞。之后他再度牵头相关编撰工作，其间常不吝赐教，以深厚学养为我指点迷津，这份知遇之恩，我始终感念于心。

　　最难忘2005年9月，由我牵头主持的央视首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制播分离与电视业发展研究”课题的结业总结会。当时“制播分离”是行业内敏感的热点话题，众说纷纭，不少人对课题表示担心。而先生不顾高龄，亲自出席会议，发言中独特的视角与深刻的洞见令人印象深刻。他盛赞课题组的大量实地调查非常可贵，采用的多学科、多角度论证方式新颖，突破了单纯“就电视而谈电视”的研究套路，提出的决策建议具有针对性与可行性。这番话给我和课题组成员以莫大鼓舞，更为该项课题研究画上了圆满句号。后来我因赴美工作，与先生见面渐少，但他始终牵挂，不时让秘书转来他的新作，每一本我都悉心拜读，字里行间的智慧与情怀，总能带来新的启迪。

　　如今，先生虽已驾鹤西去，但他的身影从未远去。他在对外广播领域的开拓之功，在翻译事业中的远见卓识，在学术研究中的深耕之力，以及在提携后辈时的热忱之心，已成为广电行业的精神养分与宝贵财富。三十多年来，我从他的为人处世和著作中受益良多，那些相处的点滴往事、深情的鼓励话语，都已沉淀为心底珍贵的记忆。

　　2026年1月，时值刘习良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暨逝世八周年。谨以此文，追忆往事，感念风范，致敬这位胸怀大家格局、身具良师品格的广播电视事业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