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味书屋”后人，百岁翻译家寿纪瑜

　　■陈其　

　　翻译家、历史学家、历史教育家、人民教育出版社老编辑寿纪瑜先生刚刚度过99岁寿辰，在中国传统文化习俗中，可以称其为“百岁老人”了。她的社会知名度似乎不是那么高，即使在人教社，她也只是一位不显山、不露水、衣着朴素、少言寡语、行事低调的老编辑。但在这“沉默”的冰山一角之下，稍加考究一番，则不免要惊叹她难得的“世家传承”和“学术品格”。

　　江南望族 燕大才女

　　寿纪瑜是绍兴名门——寿氏家族的后代。新中国的孩子，对绍兴的了解，可能主要来自语文课本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先生在这篇文章中，为我们刻画了一个严肃而“可爱”的夫子形象——寿镜吾先生。这位老先生绝非虚构人物，他就是寿纪瑜的曾祖父。这位“方正、质朴、博学”的先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生动的老师形象之一。鲁迅先生通过他，入木三分地勾画了当时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特征。

　　作为名士与塾师，寿镜吾是绍兴当地一位正直、清高的秀才。因不满晚清腐败，绝意仕途，一生坐馆教书长达六十年。他与鲁迅一家情谊笃厚，也非常赏识少年鲁迅的聪慧与勤奋。鲁迅父亲病重时，他曾推荐民间医生，表现出真诚的关心。鲁迅赴南京求学，乃至后来回乡任教，都曾去拜访他，他们的师生情谊持续终身。

　　寿纪瑜的祖父寿鹏飞，曾是清末的“朝元”（清代科举进士朝考一等第一名称“朝元”），民国时期成为著名的学者。少年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寿鹏飞也教过他八股文。他思想开明，曾借给鲁迅《明季稗史》等课外书。后来两人在北京工作期间多有交往，《鲁迅日记》中提及他达52次。1936年鲁迅逝世，他曾撰写挽联悼念。他是当代著名方志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红学家。寿纪瑜的父亲寿羲民毕业于复旦大学，也是一名优秀的学者。他精通英语和法语，曾在国民政府驻外使领馆任职，后在厦门大学执教，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工作。寿羲民的夫人，即寿纪瑜的母亲马仰班，是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的女儿。

　　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成长，对寿纪瑜的精神品格和学术道路具有巨大影响。而寿纪瑜的生活伴侣戚国淦也是著名的历史学者，他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也是我国著名的世界史学者和翻译家。夫妇二人在学术上相互扶持，是志同道合、相濡以沫的学术伉俪，在史学界传为佳话。

　　寿纪瑜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北京度过的。她的父母因工作原因，曾常年旅居海外，她自小跟祖父寿鹏飞夫妇生活。在家庭深厚文化氛围的耳濡目染下，对历史和外语都产生了浓厚兴趣。抗战胜利后，她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1949年毕业。随后她又攻读燕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师从著名史学家齐思和。也就是说，青年时期寿纪瑜接受的是系统的、专业的、中西合璧式的精英教育。

　　燕京大学西语系的前身英文系，于1920年代初期创立，是燕大最早设立的学系之一。这里汇聚了众多中外知名学者，形成了语言训练与文学教育并重、中西文化融通的教学特色。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院，是燕京大学在20世纪上半叶设立的高层次史学人才培养机构，它不仅是现代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先驱之一，更培养了一大批奠定中国现代史学基础的著名学者。其师资堪称一时之选：主任洪业（洪煨莲），负责文科研究所及历史学系，知名教授包括中国通史大家邓之诚、古文字学家容庚、中西交通史家张星烺等，还有讲授西洋史的外籍教授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寿纪瑜这一优越的求学经历——燕京大学英语系和历史研究院研究生的学历组合，为她随后的职业选择和终生事业追求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年磨一剑 杏坛献春秋

　　寿纪瑜的主要职业生涯投入了历史教育领域，长期参与中学世界历史课本和中学英语课本及相关教学用书的编写工作。她将深厚的历史学养和语言功底，转化为适合中国学生学习的教材，影响深远，贡献巨大。

　　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末，寿纪瑜参与编写了各类历史教科书和配套的历史教学参考书，在中小学历史教育方面倾注了巨大心血。在人教社成立七十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她回忆了自己编写历史教科书的感受：

　　编教材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责任重大，它又是一项细致的工作，需要推敲，尤其不能出现差错。工作中我感到不足之处首先是自己限于水平，未能做到深入浅出。而且每次编书，我总感到急促，尤其是“文革”前常有运动，而教科书必须课前到手，绝无推迟供应的余地，因此即使加上业余时间，也仍然很紧迫……

　　这段回忆，有几个看点：她十分谦虚，对自己要求很高，唯恐自己水平有限，不能做到“深入浅出”；“文革”以前，过多的政治运动，造成认真写书的困难，时间紧迫，总得争分夺秒完成编写。

　　与寿纪瑜曾经共事的人教社历史室同事，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她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专注学术、心无旁骛。大家记忆中，她总是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低头读书、安静写作，认真编校书稿。不时，她停下笔来，远望窗外，实际是在思考问题。除非开会，她很少开口。即使是必须发言的讨论会，她也从不夸夸其谈，而是抓住要领，点到即可。

　　读她编写的课文，特别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内容，总是感佩她深入浅出、游刃有余的文风，因她早已把有关历史的原始资料烂熟于心。另外，她的手写书稿总是干净利落。那一手清丽典雅的钢笔字，让人赏心悦目，赞不绝口。

　　除此之外，寿纪瑜也曾是人教社英语教科书的编写者，是新中国英语教材建设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根据该社编审刘道义的回忆：人教社成立外语编辑室（包括英、俄语两个组）后，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任外语编辑室主任。因为寿纪瑜是燕京大学外语系的高材生，特别从历史室抽调来新组建的外语编辑室。

　　1963年，教育部颁发《中小学全日制十二年制新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责成人教社编写十二年制中学教材。当时英语教材的编制工作是在许国璋、刘世沐等专家指导下，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前后经验教训、比较英、美、日、苏联的英语教材基础上进行的，并作了大量调查研究。这套《初级中学课本 英语（1963年新编）》从1963年秋季开学在全国普遍使用。使用时间虽短，但得到了业界的普遍认可和师生的好评，被认为“1949年以来所编中学英语教材以这套质量为最好”。无论从编者队伍、教材内容，还是编写理念、练习设计，该教材可称得上是中国教材探索期英语教材的典范。寿纪瑜也为这套教材的编研出版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2020年11月，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教材建设者的老同志代表，寿纪瑜和另外9名人教社老编辑、老出版人，集体向习近平总书记致信，代表全社同志汇报了人教社70年来履行编书育人使命的情况，表达了为繁荣我国教育出版事业贡献力量的决心。习近平同志给予了亲切回信。

　　卅年究一词 译林传佳话

　　在历史、英语教科书编写者的身份背后，寿纪瑜最有重量的身份是西方古典名著翻译家。解放初期，随着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知识界研究空气开始升温，译介西方学术著作的需求也提到日程上来。在1958—1966年的八年中，商务印书馆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著作，属于名著范围的有395种，形成了1949年以来第一个译介世界学术名著的高潮。寿纪瑜就是在这个时期进入了经典名著翻译领域，并在其中乐此不疲。

　　古典名著翻译难度极高，极其耗时耗力，往往一部书需要很多年方能完成，产量很低。比如，寿纪瑜与夫君戚国淦合译了《法兰克人史》，这部历史著作通常被认为是法国历史的重要早期记录。它记载的时期不仅是法国历史的开端，也是欧洲中世纪历史早期的关键阶段。戚国淦曾在自述中提到，《法兰克人史》是他们“争取译出一系列的中世纪名著计划的一部分”。这部译稿在“文革”动乱时期完成后，曾“深藏箧中”，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前后历时23年。另外一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是研究英国早期历史最重要的原始资料，由寿纪瑜独译，依据的是怀特洛克（Dorothy Whitelock）的英译本，戚国淦特别为它作了内容极为详尽的序，也算是夫妇二人合作的成果。

　　说到这里，我们联想到1949年后中国的学界，特别是文学艺术界，曾经存在众多的翻译伉俪，如杨宪益和戴乃迭，代表译作是《红楼梦》《儒林外史》和鲁迅作品全集等，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钱锺书和杨绛，他们进行多语种翻译，代表译作有《毛选》及毛泽东诗词和《堂吉诃德》；萧乾和文洁若，进行英语和日语文学翻译，代表译作有《尤利西斯》；冯至和姚可昆，进行德语文学的研究与翻译工作；还有俄罗斯文学翻译家汝龙和文颖，汝龙以翻译契诃夫全集闻名，夫人文颖也从事俄语翻译。而寿纪瑜和戚国淦两人可能不像那些文学翻译夫妇广为人知，但在史学界和学术翻译界，他们因深厚的学养、严谨的态度和对学科建设的奠基性贡献，而备受尊敬。

　　寿纪瑜翻译生涯中最有名的事迹，是“卅年究一词”。《法兰克人史》1981年第一次出版，后来不断重印。几年前，她在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这几十年我一直在查找书里的问题，有些问题我也搞不清，老在查，这几十年我都下不了决心要不要改，有的问题一直到30年后我才查出一个结果来，一有重印机会我就改一次。最近我不会改了，我总算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最为经典的是她对“bread”一词翻译法的穷究不舍。按照常规的理解，这个词应译成“面包”。她说：“我也没想到还要翻成别的。而且书里面有个人是做面包的，也提到面团需要发酵。”有一次，她参加一个相关的学术会议，有人在发言中说天主教是用面饼，基督教用的叫面包。寿纪瑜说：“宗教方面我一点都不懂，全书好几十处‘bread’都翻成了‘面包’。我就急得不得了，那时候书出没出我也忘了，万一我改错了不就全错了吗？也没敢随便改，到处查也没查着。都一千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人家外国人不写这方面的介绍文章，更没人研究那时候圣餐吃什么的问题。”

　　寿纪瑜回忆书出版之后的许多年里：“只要去图书馆，我就查，有时候是专门去查，有时候是查别的问题时顺便查。有时候甚至是瞎查，工具书架上大部头的宗教和历史书一本一本地翻。”某次，她偶然在一堆工具书里看到一套《天主教百科全书》，查“圣餐”词条，依然是没有结果。但在“bread”词条中，她终于找到了自己一直以来追寻的内容：1054年东西教会分裂，天主教与东正教分家，而在11世纪中期以前，西方都是吃发面的面点。当时居民生活条件普遍较低，圣餐中不可能有不发面的面点。寿先生这才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有了这个根据，我也不管他说得对不对，就把有关的注释改了，并说明是根据什么而来的。”

　　除“bread”一词外，她最注意的是英文里的一词多义。她说，“外文表达没有问题，比如cousin，中文可以译作表兄妹、表兄弟、堂兄妹、堂兄弟。像uncle这种，管你什么关系，外国就这一个词，中文可以是伯父，又可以是叔父，又可以是舅父，又可以是姨父，又可以是姑父，起码有五个。这种情况下，不知道中文该怎么译，你总不能瞎说一个”。要解决这样的文化差异问题，没有其他任何捷径，就是下笨功夫和苦功夫，去海量查询各种背景资料，找到直接的依据，以求更加精准的表达。

　　戚国淦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序言中“举贤不避亲”，毫不吝啬地赞扬了夫人严肃认真、不厌其烦的治学精神：本书译者学风严谨，为了减少重复，便于阅览，翻译工作依据怀特洛克和塔克编译本，并参照加蒙斯韦编译本新版进行，历时多年，临到完稿，又见到新面世的斯旺顿编译本，于是再以译稿与此新版本对校，又经半载有余始告完工……

　　寿纪瑜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极为低调和谦虚。她说：“我就是下点笨工夫，谈不上精到。”对于她所翻译的《法兰克人史》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被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意义，她看得也很平淡，心绪也很平静：“商务印书馆的这个系列涵盖不同学科，都是西方经典名著，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它的翻译出版，确实能提高中国的学术水平，而且这些著作，西方大国也都有成套的译本，中国也应该有那么一套。”事实上，他们夫妇二人“几十年磨一剑”翻译过来的这两部西方经典历史著作，因为语言古奥，卷帙浩繁，年代跨度上千年，涉及知识领域极广，各类生僻的名词、术语连篇累牍，曾经让许多翻译者都望而却步。他们携手“翻过”了这两座高峰，也为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和广大读者奉献了用之不尽的文献宝藏，堪称功德无量、善莫大焉。

　　寿纪瑜的堂妹寿纪芳回忆道：“我小时候听母亲说起纪瑜姐姐，总是离不开‘读书’两字。我们家族里有文化的人不少，但大家公认她才是真正的读书人。”一开始寿纪芳并没有太在意这个评价，直到她在稽山中学念书时，看到教材编者一栏中印有“寿纪瑜”三字，才意识到自己的堂姐原来如此厉害。“在‘寿家台门’家族微信群里，说起寿纪瑜从事翻译的经历，说起她严谨的态度，以及译著的累累硕果，后辈们总是抱着一种敬仰、学习的心态，认为她是寿氏家族后人的楷模。”

　　总之，寿纪瑜代表了老一辈学者专注、严谨、为学术奉献终身的风范。她和爱人戚国淦殚精竭虑、共同致力于中国世界史学科，特别是中世纪史的研究与史料建设。他们的工作不仅提供了准确的历史文本，其过程本身也是对学术规范的崇高诠释。无论是历史教科书编写过程的“十年磨砺一剑”，还是古典著作翻译的“卅年穷追一词”，精神都殊为可贵，正如：

　　绛帐传薪七十秋，兰台秉笔志方遒。

　　译林双璧光青简，史苑千章育隽流。

　　陋室长怀松竹节，寒窗未减凤凰俦。

　　白寿犹照春蚕影，桃李山河共仰眸。

　　（感谢人教社王梦昊同志帮助收集相关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