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史学名编辑的寻觅与守望

　　■陈鹏鸣

　　乔还田同志比我年长一轮，是我职业生涯的导师和引路人，也是我亦师亦友的老大哥。那是1995年金秋时节，博士毕业前，我到北京访学，顺便到几家单位找工作。前一年，我国开始实行大学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博士研究生毕业的还比较少，找工作远没有如今这般激烈。听中华书局的一位老师说，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需要编辑。怀着对出版的期待，我来到了位于北京朝内大街166号的人民出版社。那时的中华书局还在王府井，与人民出版社仅一站路远。走进那座承载着厚重文化底蕴的苏式灰砖建筑，在传达室问明白历史编辑室主任的办公室后，便走上五楼，敲开房门。只见一位身着西服、英俊潇洒的帅哥，这是我俩的第一次见面。老乔问了问我的情况，得知我是吴泽先生的博士生，相谈甚欢，虽然没有明确说一定要录取我，但给我的印象是很有希望。1996年五六月间，我终于收到人民出版社人事处的录用通知书，就这样，我如愿以偿地踏入了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正式开启了我的编辑生涯。那时期人民出版社的用人程序不像现在这样“凡进必考”，编辑部门是否录用编辑，关键是编辑室主任意见。入人民出版社，转眼快三十年了，老乔一直是我心中“学者+编辑”的榜样。通过他的言传身教，我从对出版一无所知，到有所体会，再到现在还能应约为各种编辑业务培训班讲课，这都与老乔的鼓励与引导密不可分。

　　乔还田同志的新著书名为《寻觅与守望——史学编辑学耕耘录》。老乔寻觅的是什么，守望的又是什么呢？本书《后记》里写道：“在人生的旅途中，特别在做学问方面，我一直在探索、寻觅，一旦认准了，就坚持、守望。”我觉得，老乔寻觅的是学问真谛，守望的是编辑情怀。

　　一、 寻觅学问真谛

　　英雄不问出处。老乔并不讳言自己“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工农兵大学生的起点也许较低，但老乔对学问有着一种很多同代人难以企及的追求与成绩。书中收录的31篇史学论文，大都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大报上，许多文章还被《新华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近代史》转载，并得到许多学术大家的肯定，甚至有论述被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引用，这是许多学者望尘莫及的成就。

　　书中分享了他的治学经验：多读学术研究刊物，然后分专题罗列相关学者的学术观点、简历和个性；充分了解近代史重要领域的研究现状和趋势，选择“拓荒”领域作为课题；选取小的比较典型的个案，深入研究；及时跟进吸收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书中分享了他发表学术文章后的愉悦心情：每当精心研究撰写的学术文章发表时，那种兴奋与激动无可比拟，书中特别回忆起他两次发表热血涌上心头的文章，一次是1980年《光明日报》发表《洋务派筹办海防小议》文章后，“一股热血涌上了心头”；第二次是十年之后，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鸦片战争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什么？》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摘要播出。那种没法用言语形容的感觉，只有真正热爱学术研究的人才能体会得到。

　　二、守望编辑情怀

　　人们常说，“编辑是为人作嫁衣”，因此，当一个好编辑是需要情怀的。编辑既要有一双“慧眼”，能从茫茫人海中发现有价值的作者；还要有一颗“仁心”，能以“仁者爱人”之心，帮助作者修改完善书稿。老乔认为，编辑的代表作就是自己所编辑出版的精品力作。“一个编辑，如果搞不出几本像样的图书，是说不过去的。假如你能搞出一些有影响的精品力作，就会生发出自豪感。”老乔职业生涯里编辑出版过不少精品力作，他最看重的是范文澜、蔡美彪等大师精心撰写的12卷本《中国通史》。这部巨著从1952年出版第一卷到2019年全部出齐，人民出版社先后有近30人参与其中，老乔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他在接受《中国编辑》采访时指出，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对于《中国通史》有四方面贡献：一是查核资料引文，二是聚拢作者团队，三是进行全书修订，四是补写两卷图书。除了《中国通史》这一标志性成果外，乔还田主持编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学术通史》《李大钊全集》（注释本）、《范仲淹研究文集》等近百种著作，其中有多种被列为国家级重大出版项目，并荣获国家级奖项。这些图书，充分反映了老乔深厚的学术修养、敏锐的选题眼光和严谨的编辑加工。

　　“守望”二字，重在“守”上。编辑不是生活在虚幻的真空里，他们每天同样面临着日常的生活压力，如何坚守自己的编辑理想很不容易。四十多年来，老乔始终坚守编辑出版精品图书的初心。在《出版精品是这样打造的》系列文章里，他总结出打造精品图书的“五个务必”：务必看重编辑的地位，不可沦为市场的奴隶；务必具备精品意识，打造“有生命的神圣的东西”；务必重视选题策划，要对现实有启迪和借鉴意义；务必精心遴选作者，与一流学者合作；务必坚持“三审制度”，切实把好书稿质量关。这五个务必既是他编辑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他一生坚守的编辑理想。

　　三、研究编辑学理论

　　2014年10月，老乔荣退之后担任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他坚持学会姓“学”的宗旨，研究编辑学理论，推动编辑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在各种论坛、年会、讲学中，老乔同志发表过许多见解，但限于篇幅，本书没有收录相关内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近年来，中国编辑学会围绕打造图书精品、做学者型编辑、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编辑队伍、深耕继续教育等主题，组织开展学术论坛，并连续五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学术会议类）。作为学会的秘书长，老乔将工作重点放在三个方面：一是根据主题拟好论文参考目录；二是组织权威专家评选推荐优秀文章；三是根据主题认真遴选最合适的演讲者。同时，他还在每年的学术论坛上发表致辞或讲话，分享他对编辑工作的认识。

　　老乔促进了《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的出版。作为副主编，他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体现了学会的学术追求，丰富了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史料板块，为此，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对书稿进行统改、整合和调整，在相关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这部编写历经12年、数易其稿的学术专著终于成功出版，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老乔号召编辑写好审读报告并转化为书评。在接受《中国编辑》记者采访时，他说，一份好的审读报告，“除了体现编辑本人对书稿的理解和思考外，也为复审、终审把握书稿整体情况提供了思路”。好的审读报告稍加修改就可以作为书评公开发表，“书评是优秀审读报告的延伸与升华”。收入本书第三部分的35篇书评，就有一半来自他写的书稿审读报告。编辑是图书的第一读者，一般具有一定的专业学术知识，又熟悉图书的出版情况，对所编辑的图书进行评论，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老乔认为，编辑写书评有三大好处：一是书评可用于后续发行时的宣传推广，二是书评可促进编辑本人提升学术能力，三是书评对读者、作者均有裨益，有助于读者发现图书的价值，有助于“作者拓展下一步研究方向”，开阔研究视野、提升学术水平。

　　“欲将云锦裁成服，先把金针度与人。”为了提升编辑人员的业务能力，老乔将他四十多年学术研究、编辑出版工作中积累的宝贵“金针”，倾囊相授，这种风范，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