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抱病演说记

　　■马文飞　

　　闲来翻读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版），书中数次提到1920年代胡适著名演讲《提高和普及》，演讲重点提出，“不希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同人一齐用全力向‘提高’这方面做工夫”。胡适的这个观点也影响到傅斯年和顾颉刚。王汎森书中指出，顾颉刚偏重“普及”，而傅斯年主张“提高”，他们两人在中山大学的争执都是为此差异而起。

　　放下王书后，又翻检诸种“胡适年谱”等相关资料，发现各类硏究对胡适这次演讲提出多个时间点的说法：

　　一是“1920年9月20日”说。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联经1984年版）和耿云志编《胡适年谱》（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都提到胡适的这次演讲时间是“1920年9月20日”，只是前者标记演讲题目是《提高和普及》，而后者则标明演讲题目为《普及与提高》。

　　二是“1920年9月17日”说。查阅《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收录胡适演讲题目是《提高与普及》，文末有注明出处，“本文为1920年9月17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陈政笔记”。湖北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的宋广波编《胡适年谱长编》，也认为胡适此次演讲时间为“1920年9月17日”。

　　三是有学者提出胡适此次演讲时间为1920年11月。硏究称，由胡适挑头，于（1920年）11月北大新生的开学典礼上拉开了“提高”与“普及”之争的帷幕。出于对“普及”倾向的不满，带病出席会议的胡适借题发挥，以《提高和普及》为名高谈阔论。（张宝明，《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

　　一次演讲不会出现三个时间点，北京大学也不会在秋季召开三次开学典礼。这就需要我们去查阅原始资料探一究竟了。

　　国内最早辑录胡适此演讲内容的，或为1992年柳芳编《胡适教育文选》（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收录《提高和普及》演讲稿，文末标记了出处，即“选自1920年9月23日《晨报》副刊”。

　　我们又找出《晨报》，发现胡适这篇演讲材料刊登在1920年9月23日星期四第七版“讨论”栏目，并非“副刊”，文前附9月21日胡适致《晨报》记者的一封短札，似不常见，兹录如下：

　　记者：

　　前几天有一位“豪”先生对于我的北大开学演说词有点不满意，曾在《晨报》发表一篇文章。我觉得他有许多误解的地方。我现在病中，不能作文章，可否请先生们把我的演说原文登载出来，使人知道我这番话是专为北大学生说的，使人知道我反对的“普及运动”并不是平民教育一类的事业，乃是“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你递给我,我递给他”的“互钞运动”。我希望全国的有志青年细细的想想我说的“只有提高是真正的普及”一句话。

　　九，九，二一。

　　从这封信函内容可知，胡适在《晨报》上登载的是“演说原文”，且忠告“全国的有志青年”细品演讲内容之重点：“只有提高是真正的普及。”那我们再看看《晨报》刊登了“豪”先生的什么文章，需要胡适亲自致信《晨报》记者澄清。

　　“豪”先生的文章见于《晨报》1920年9月16日第七版，题目是《对于胡适之先生在北大行开学礼时演说的感言》，标记此文撰写时间为“一九二〇，九，十三”，即1920年9月13日。文章起首几句就提出，“本月十一日北大在第三院大礼堂行开学礼。本学期新请的教员都有短篇的演说。旧教员之加入演说者有胡适之和陈启修二教授”。而后，“豪”先生文章从“‘提高’的影响是单及于现有的知识阶级和将来的知识阶级的”和“就现今中国的现状论，单去作‘向上事业’，而不去做‘普及运动’是不中用的”两方面论证得出结论：“并不是反对作‘提高’事业，不过千万不可抛开‘普及’运动来立论。所以对于现今各方面正在积极进行的平民教育啦、通俗演讲啦、种种的‘普及’运动还是希望大家要本着初衷，赓续进行才好。我是向来不会做文章的，更没有做过公布的文章。不过因为胡适之先生的话，是在我们青年界中是很有效力的。深恐大家听了他的话发生了误会，所以勉强写了一篇感言，以供一得之见，至于是否允当，还要请大家的批评。”

　　我们再去翻阅《北京大学日刊》，则见有关于此次开学典礼的相关史料。据1920年9月9日《北京大学日刊》之《本校布告》：

　　本校照章定于九月十一日开学。是日上午九时教职员学生，全体齐集第三院大礼堂行开学礼。此布。

　　九、九、四

　　此处的始业式即开学典礼。通过“豪”先生文章以及北京大学 “布告”，胡适演讲的时间和地点明朗了，即1920年9月11日，地点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

　　关于此次开学典礼较为详细的内容，我们综合《申报》《神州日报》《北京大学日刊》等当时报刊可做一还原：

　　今日（九月十一日），北京大学在第三院举行始业仪式。虽属照例行礼致词，但是日颇有几篇重要之演说与报告，足以表示该校革新进步之精神，用特纪其概要如下：

　　是日上午九时学生职教员相继入席，行礼毕，校长蔡孑民乃登坛致训词，其实乃系一篇恳切谈话，并不带有训令形式也。

　　蔡元培的演讲稿，由黄绍谷记录，以“蔡校长演说”为题，刊载于1920年9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第695号的“开学演说录”。

　　随后演说者为教务长顾孟馀和总务长蒋梦麟。

　　顾、蒋二人演讲内容，以“顾孟馀教务长演说词”和“蒋梦麟总务长演说词”为题，登载于1920年9月16日《北京大学日刊》第694号的“开学演说录”，演讲稿记录者是陈政。值得注意的是，总务长蒋梦麟在演讲词中点了胡适的名：前日（9月9日）我在胡适之先生那儿谈天，他说现在的青年连一本好好的书都没有读，就飞叫乱跳地自以为做新文化运动，其实连文化都没有，更何从言新。这话实在说得非常的沉痛。所以我们此后，总要立定志向，切实读书。……此话甚长，将来有胡先生发表，我不必多说。

　　蔡、顾、蒋三人演说完毕后，校长蔡元培介绍了新教员。共计五人，均有演讲：物理学系物理学教授颜任光、化学系化学教授任鸿隽、生物学教授谭仲逵、史学系史学教授兼英文学系教授陈衡哲、法律学系法学教授燕树棠。

　　随后则由旧教授之一胡适演说。《神州日报》所登胡适演讲内容，更有现场感，记录如下：

　　我此次从八月一日到南京，至八月二十五日回北京，在此二十五日内，每日听我讲演的人有八百余，每日所接见的客有三十余。因此我很受了一种感触，并且得了一种教训。凡恭维我的人，皆对我说你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我真是惭愧得很。继又问我新文化运动的前途如何，我更答不出来。试问今日文化在那里，不说新文化，就是旧文化又在那里？所谓文化，不仅是精神思想一方面，即物质科学一方面，也包括在内。试问今日中国配说有科学吗。仅仅用几个奋斗、博爱、自决、劳动、神圣等名词，到处讲解，就算新文化运动吗。以北京大学，总算是全国中最高学府，又是新文化运动的中枢，试看以二百多教员，二千多学生，办一月刊，至今才出过六册，办一丛书，至今才出过五大本。试问代表文化的东西在那里？同人不得已，乃拟编世界丛书，以为不能著书，尚可以翻书，乃稿子百余篇，经审查结果，只成了一部书，而时间已费去五个多月。文化运动，岂不可怜？此是第一层为我所最感触而不能不说的，因为现在实在是没有文化，更没有新文化。若说学界有一点变动，发生出新需要，这却是有的，我也不能不承认。或者对于此种动的空气、新的现状，加以一种名词，亦未尝不可。于是我可以说出第二层的意思。第二层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这种动的空气，发生出一种希望。照物理的定理说，既动之后，不能使他不动，只有引他动到有用的方向去。现在动的方向，却有两种，一是普及，二是提高。第一种方向，我是不愿意加入的，并且不希望大家同学加入。因为普及，只是搆出几个半生不熟的新名词，到处供给别人，这是无益于人，绝不足以救思想界的饥渴。我们大学学生，应该做出饭来，供给别人吃，使人家吃饱了，真能得着一点营养品，万不可再拿那些半生不熟的名词，作充饥食品。此等事业，只好让别的人做去，我们不必做。我们须从提高一方面着手，能提高自然就能普及。电灯挂在高杆上，四处皆能照见。若在桌底，如何能照得远呢？我们大学学生，要赶紧做学问，打开学问的门径，使知识程度增高。有人说我大学不热心不紧要，说我大学不做事不紧要，此二者皆不足耻。如若说我大学太浅太低太薄，那真是可耻了。我所希望大学同学，从今以后，努力做提高的工夫，不要做普及的工夫。

　　《神州日报》评价胡适此次演讲是“一篇沈痛畅快之演词，一时鼓掌之声如雷并发”，足见胡适演说之魅力。

　　而后则由旧教授之一陈启修报告对于政治学系改革之计划。详细报告内容亦由陈政整理，刊于1920年9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第695号的“开学演说录”。最后校长蔡元培以“热心硏究学术，大家努力自治”二语，以劝勉学生，遂宣告退席，赴外院摄影，本次开学典礼至中午十二时方结束。

　　胡适演说《提高与普及》内容完整版最早见于1920年9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第696号的“开学演说录”，演讲内容由陈政整理，与《晨报》刊发的演讲稿内容一致，说明胡适认可陈政整理的演说稿。陈政 (1894-1978)，字仲瑜，浙江绍兴人。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蔡元培、李大钊、梁漱溟等人，整理过数量可观的梁漱溟、李大钊等人演讲稿，曾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1930年代在浙江从事高教和地方行政工作（曾任建德县长）。1957年后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梁漱溟与陈政“书信往还凡五十余年，或综论学术，或互叙友情”，“情谊逾常焉”。胡适档案里存有一件陈政译自德国汉学家Erich Haenisch的《古满洲氏族考》中文稿件，计52页（档案号310-01-01-615-674）。

　　关于这次开学典礼，胡适日记（《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记载颇为简略，但对两位新教师陈衡哲与燕树棠演讲的评价呈现云泥之别：

　　九年九月十一日 星期六

　　9（时）大学开学。

　　开学礼。是日新教授皆有演说，莎菲最佳。有燕树棠者（法律）最劣。我也勉强说了十几分钟。

　　我推测，胡适身体欠佳，带病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本不欲发言。但蒋梦麟演讲中特意点名提及胡适曾与他交流，谈及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称具体内容暂不细表，待胡适上台阐述。无奈之下，胡适只好抱病登台，“勉强说了十几分钟”。胡适日记中评价陈（莎菲）最佳，燕最劣，算是见仁见智罢。

　　胡适的演讲《提高与普及》面世后，招致诸多批判和讨论，计有霞天的随感录《提高与普及》（1920年9月22日《民国日报》），傅佩青的《‘提高’与‘普及’》（1920年9月28日《晨报》），《时事新报》也全文登载胡适演讲内容，并附有署名“东荪”的批评内容（见1920年10月2日《时事新报》）。甚至陈独秀在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八卷四期上发表《随感录·提高与普及》，不赞成胡适的意见，提出大学既要提高，也要普及，“这两样自然是不能偏废”；而眼前“不必急于提高”，应“实实在在的整顿各科的基础学” （耿云志，《胡适硏究论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现在我们简单谈一谈胡适抱病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他得了什么病呢？

　　1920年8月31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亲自主持仪式，为Paul Painlevé（班乐为）和Paul Joubin（儒班）授名誉博士学位，这是中国大学第一次授予外国学者荣誉博士称号，作为接待员的胡适极为重视，仪式进行三个多小时，胡适犯脚病，几乎不能行走。9月1日，医师谢恩增提醒胡适犯病是因积劳导致心脏出问题，要求三日不出门静卧。到5日，胡适脚病全好。不料，又是连续几日接待应酬，9日胡适又病了，医师诊断还是出门应酬劳心所致，须静卧两日。因此到11日，胡适抱病忍痛参加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回家后朱我农来信转述谢恩增的意见：胡适犯的是心脏病，就是Mitral Incompetent，即二尖瓣关闭不全，也叫二尖瓣反流，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心脏瓣膜疾病，需静养，不可过劳。9月13日，胡适去拜访谢恩增，言其所服digitalis功效显著，须再服四日，“以后须专事静养”，故胡适向北京大学请假休养一个月后续假一个月，英文系主任一职由杨子馀代，直到12月24日致信青木正儿告知其“心脏病已近痊愈”（宋广波编，《胡适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此次胡适犯心脏病是有记录的第一次，此后心脏病时有发生，数次导致胡适入院救治，中医西医皆有诊疗，据皮国立硏究，“中西医都没能治好胡适的心脏问题”（皮国立，《国族、国医与病人：近代中国的医疗和身体》，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版），直至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突发而离世。

　　（本文撰写过程承孟骏兄助力颇多，谨致谢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