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重回那生命最初的一切皆新奇一切皆有我由我的生命状态。
重回生命最初的一切:我为何写下《山海经童话》


■周静
创世之初,资源稀少,危险无处不在,生存极为艰难,人类只有作为群体才能生存下来。对于个体的人,自然力量可怕而不可捉摸。如果任由这种不可捉摸和可怕存在,人将因为一直处在对未知的恐惧中而失措。巨大的困境,带来巨大的创造力—在人类之初,人不光开拓性地创造了工具,还开拓性地创造了神话。
人看到生命的短暂,看到以我为尊的狭隘,看到世界不为人左右的运行规律,也看到了自然粗犷之力量。面对这个广阔而陌生的世界,他们思考、想象、表达,以创世之勇气“无中生有”地创造了神话。凭借神话,人类实现了理解意义上的世界的从无序到有序,完成了最初的自我抚慰和保护。神话世界,更多是对现实世界中危险和复杂的映照,讲述的是如何理解、应对危险和复杂。
相较于很多民族“竖状”的神话世界,中华神话更像是“横向”的,无比辽阔,无比多样。辽阔的地域,不断融合的群落,就像万川入海,带来横无际涯的神话气象。神的故事在部落间流传,在彼此交互中丰富、聚合,最终呈现出一个异常繁复、众神共舞的神话世界。
如此多样的神,存在于同一想象空间之内,相融共存,这是中华神话所独有的。这一点,在《山海经》中尤为明显。此外,没有一本书能记录下一个如此丰富的世界。我们想象一张巨大的立体地图,将《山海经》里的高山、大海、大湖、大江、大河、草原分布其上。放大了看,山上有溪流、树木,有宝石、黄金,有鸟兽。这是众神出入的空间。他们有的有尾巴,有的长角;有的驾龙出行,有的御风飞翔;有的是吉神,有的带来灾祸……他们哭,他们笑,他们愁,他们平静,他们争吵、打架,共舞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神,是这个山海神话世界里最为重要的组成。《山海经》也因此超越了普通的地方志记录,成为文学的一部分。
人类原初的神话,多有众多的自然神。而“众”与“众”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众”,就像家庭树一样,从一个主神开始发芽,去细化想象世界。而中华神话的“众”,是数不胜数的庞杂,甚至庞杂到芜杂的程度。神不可能存在于狭小的空间之内,一定是立足于广阔的空间之中。有什么样的土地,就有与之匹配的神话世界。只有中华辽阔的地域空间,才能产生这样量级的“众神共舞”。
“众神共舞”之“众”,既是“众多”之“众”,也是“多元”之“众”。“众神共舞”不是齐舞,而是在同一个神话语境里,众神各唱各的调,是形态各异、天真烂漫的缤纷之舞。
“共”舞容易,“形态各异”难。神话中每一个形象与其他形象的区别,意味着一种关系和另一种关系的区别。每增加一个形象、一种“舞”,就意味着发现并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关系,也意味着人发现了自身与世界相处的一种新的可能、新的观察和思考。夸父追日、后羿射日,表示我们可以膜拜太阳,追赶太阳,也可以在烈日变成酷日时射杀太阳。“形态各异”之“共舞”是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之舞,是人类的思维之舞。
在中华神话里,洪水是可以治理的,山是可以撞倒的,日往月来是可以在一呼一吸之间实现的,这是何等气魄!中华神话之“众神”与“共舞”,大开大合,气韵圆融,气象万千。
神话由人创造,并一直处于被创造之中。神话是人性的源头,解释神性可以寻找人性的源头,对神的想象融合了人对自然、对自身的想象和期许。昨日之先民,创造昨日之神话;今日之我们,需要今日之神话。让伟大与丰富不仅停留在古老之中,在多样与神奇之中重溯人性的源头,恢复个体精神之宏大——对神话的再创造,已然是一种需要。年代的久远,信息的缺失,使得众神成为一种极简的符号。甚至除了极少数一直被传颂的神,多数神都已成为“字”,以极为简单的文字留存在典籍里。文字保留和文化传承,这些“字”就是密码。神因想象而被创造,也必然可以经由想象恢复勃勃生机。
童话是反映人心灵世界的文学形式,和神话有着天然的相亲性。以神话精神之大来统率现代童话个体创作之小,以童话之心灵的细微敏锐来补充神话之形象的阔大粗疏,以现代童话的形式来再现神话世界,以后来的文学形式再现古老传统,是一种新可能。经由现代童话,把那些古老的神请下“神坛”,带回人类之初那个万物生长、生机勃勃、危机重重的多彩世界,带回“烟火”之中,展现、恢复他们的日常,再现被省略的共识,这是一种“反”创造,更是对神话的一种再创造。
以童话重塑神话,让那些沉寂在文字中的江河湖泽流动起来,让那些山川大地重回花草生长的时代,让那些古老的神再次展示他们的深邃、粗粝和神奇,展现人性之美、之光芒。借由神话,来锻造自我和自然、和世界的连接,让我们重回那生命最初的一切皆新奇一切皆有我由我的生命状态,看到自我的伟大和渺小,看到生命的平等和伟大,重新找回创世的勇气和创造力。
这是神话再创造的现代意义。
在中华辽阔的大地上,先民们彼此争夺、接纳和认同,共同创造出中华神话之“众神”和“共舞”,是我们拥有的巨大文化遗产,亦是我们创作时所依赖的开阔天地。
以童话之名,让众神共舞于心灵之上,再现生命的繁华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