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云彬的故纸古书之道
■张洪
2015年4月，中华书局、嘉德拍卖与宋云彬先生后人签约，专场义拍自家书画。2016年5月，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成立。至今，鼓励原创古籍整理者及编辑人员的这一奖项已举办了四届。我们喜见乐闻宋家后人捐赠古籍整理事业的义举善行，宋云彬名号背后其人其文涵义的超越，意蕴的结晶，“书为晓者传”，可谓至乎没而未止。
面对嘉德公司送回的折扇扇骨，宋京其（宋云彬的孙子）与王湜华对话交谈时，感叹字画不在“骨”还在，祖父的精神还在，成立并运行国内首个私人捐资奖励古籍整理和出版的公益基金，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道消息，编者按语称：将对政府主导、企业主体、产学协作、社会参与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新格局构建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宋剑行回忆先严宋云彬在开明书店编辑生涯中养成的“认真、严谨、热诚、朴实的工作作风”，作为比较单纯的文化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中，类似父亲这样的为人与经历的何止千万，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由“开明”到“中华”
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出版机构成就了中国近现代出版的辉煌。新中国成立之初，胡愈之曾经在不同场合分析民国出版时谈及商务、中华、开明的教科书比例，开明初创伊始本来无意做教育类图书，后来近半数为教材，而商务和中华的教科书则占到70%以上。胡愈之先后在全国新华书店工作会议和开明书店第一次干部会议上讲话时谈到，“以出教科书为主，其他杂书一直不被重视”“偏重教科书的现象实在妨碍了文化的进步”“最初，开明没有想赚钱，只想出些内容好一点儿的书，校对得好一点儿，来满足读者的需要，使读者得到好处，是做出版事业的主要目的。”1936年8月1日《申报》纪念开明书店创业十周年特刊，宋云彬寄语时特别提出来“开明书店的出版计划，有时候确乎不专在‘赚钱’这一点上着想的”。开明三大扛鼎之作开山篇《辞通》，阐述古汉语音韵、通假训诂300万言，朱起凤编纂了20年。宋云彬负责整理编校，周振甫等人协助，历时四年完成，首期一万张预约券两个月内售罄，开明凭借此举在古文工具书领域旗开得胜。宋云彬谨记《〈辞通〉跋》，提及出版同仁计有章雪村、郑振铎、王云五、徐志摩、舒新城、刘大白、林语堂十余位，结尾夸赞周振甫、卢芷芬“英年劬学，临事不苟，此书得尠脱误者皆两先生之功”。
随后，宋云彬又以最通行的金圣叹批改七十回本《水浒》作为底本，删剃“涉于神怪的，秽亵的和一切浮词泛语”，以成青年课外读物。选题计划未能完全实施，开明书店仅印行了茅盾动笔删改的《红楼梦》以及宋氏与周振甫分别叙订的洁本《水浒》《三国演义》。他与夏丏尊、叶圣陶、陈望道、王伯祥合编《开明国文讲义》《开明历史讲义》教科书，撰写“开明中学生丛书”中的小册子《陶渊明》《玄奘》《王阳明》，编著《东汉之宗教》等书籍，始终如一向着目标不断前进。获首届韬奋奖的戴文葆，新世纪之初展读首版宋云彬日记合集《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回忆40年前共同供职于中华书局的情景，与同行友人笔谈时慨叹前辈的潇洒、不忧不惧。
1957年至1965年，由提出《编纂〈史记集注〉计划》（初稿）始，草拟标点“二十四史”凡例，参与“二十四史”整理计划制定，完成《关于标点〈史记〉及其三家注的若干问题》，调整流程，另取一部金陵局本《史记》，参考之前校本重新点校《史记》正文及三家注，为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授课《〈史记〉讲读纲要》，执笔《出版说明》《点校后记》，改正错讹，合成《史记》勘误表；从发凡起例、责编《史记》，到后期重印以及推出线装本诸多事宜，始终是宋云彬主笔。1960年春季，宋云彬在书局组务会议检讨《史记》标点错误，扬州师范学院李人鉴教授针对《史记》点校本提出批评意见，宋云彬看到学报刊出的部分内容，藉出差扬州，特地访问作者，赞同某些看法，并希望早日读到全部《校读记》。此外，他还点校《后汉书》并整理校勘记，又担任了《晋书》和齐、梁、陈三书的责编。“夜以继日地超负荷赶工”，作为新中国国庆十周年献礼之作，贺次君初点、顾颉刚复点、宋云彬过录重点、聂崇岐外审的点校本《史记》，海内外学者最常引用，一直有“标准本”之美称，中华书局50余年间推出了两版，印行27次，写进新中国出版大事记。
杂文家的直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厚重精装本印制个人选集是很吸引眼球的事，夏衍、唐弢、宋云彬、聂绀弩等十几种杂文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范用策划、曹辛之设计的该套书系，选用木刻家版画居中装饰，书名烫金，布面书脊，外加护封，沁满雅致书香。宋云彬短篇作品，杂谈杂抄杂感杂记杂译，文史兼善，杂中求专，是普通编辑立身成才之本。风雅亦风趣，机智且直言，宋云彬的生气和学风从他日常记述和篇章中毕现无遗。
宋云彬经常心悬问题，勇于袒露心声。《让我来认个错吧》刊登在他主编的《少年先锋》上，承认过去的错误，愿竭尽绵薄，加倍努力。1950年在《人民日报》刊文与所编《高中本国近代史》（上册）批评者对话，表示感激，检讨自己，除了对方指出的错误外，补充了新发现的问题，承认不得已“匆促成书”，又反驳了对方的非难。1952年3月收到《人民日报》转来一函，说《洁本水浒》前后矛盾，不够负责，复信后准备对照两个版本以便检查。三年过去，宋云彬再核阅一番，改正部分舛讹，变换名称为《水浒节本》，重新撰写了近两万字的导读前言。1960年4月12日，宋云彬在《人民日报》专栏自我批评：“我的具体工作是整理古书。所谓‘整理’，就是标点、校勘、注释和翻译。我认为这种工作只能一个人埋头干，而且要仔仔细细地搞，所以‘多快’就不能‘好省’。后来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高速度发展，文化战线当然不会例外，那种‘多快’不能‘好省’的说法当然是错误的。”
从文史天地走出来，宋云彬年过半百。反观书业之整理古典文献，他发表了《略谈整理古书》《谈谈学习古典文学》《文章繁简》《读书漫谈》《用简体字排印古书的先决条件》等文章，表达了灼见真知。“我们读古书最好拿没有断句的书自己来标点，逢到疑难的地方才去取标点本来参考。如果完全依靠标点本，遇到像‘会于楚’之类的错误，也会上大当。”“所以读古书必先从事校勘，而校勘也就成为一种专门之学。”“第一点是善本书之可贵；第二点是古书校勘之重要。”“我反复思考的结果，认为古书是可以用简体字来排印的……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把已经公布过的简化汉字表重新甄别和整理一番，把其中的同音代替字都改回来。”“我们相信古今的关联是割不断的，文化遗产是需要接受的，所以我们要磨练批判的眼光，要用批判的眼光去读……”
读章太炎入迷
宋云彬发表于1950年《光明日报》学术版的《略谈整理古书》，简要回顾往昔注释、整理与阅读经验，抄录了一段章炳麟致刘师培书信中提及的古书注释方法，既大体赞同，又有所批评，着重论述自己倡导的结账式整理。写总账或挑出罗列重要的分类账，总结或清算过去的杂乱账，使后来读古书者省却一番检查和考证的工夫。章氏认为整理古书应与“专务编辑者”区别开来，宋云彬定论时反其道而行之，整理古书应该当成高标准编辑活计来做。
年轻时即有“太炎迷”之称的宋云彬潜心披览章氏书简、文录。开明书店时期他曾经代表店方与章夫人接洽，准备印行《章氏丛书》正续编而未成；杭州工作时应王子野一行邀约为人民社写作《章炳麟》一书；1955年前后他为安厝章氏一事费心，最终移葬于西湖南屏山下，马一浮主持，宋云彬代表政协浙江省委出席并致辞；抄写、摹录章太炎手札和信件，登门俞平伯、柳亚子处借来原件；高小时虽然并不大懂，也偷偷去看《訄书》，抗战时在桂林借到一本《訄书》，一周间竟然读了十几遍。
景慕思想先驱，虔诚探究其观点，宋云彬行文时引述太炎言辞，“人事万端，尽乐者莫如说古义”，并多次以太炎命题为文。为了公允比较章太炎与鲁迅、周作人，宋云彬1936年为太炎、鲁迅师生二人分撰小传，直话直说，以通俗解读来平视还原复杂人物的渊博学问、坚贞节操与大无畏精神。遵循鲁迅《科学史教篇》倡导的原则，宋云彬“返其旧心”地点评，“平意求索，与之批评”，“太炎论史，常有偏见”。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宋云彬先后更名书房为昨非庵、无愧室、深柳读书堂，他反复强调章氏文言文的力量，为文言文作了光荣的结束，以章氏百读不厌的文章来收场，堪称文言文之光荣。学通弄懂先哲的学术要义后再予以整体概观、细致寻绎，于艰涩和普及两端之间另辟蹊径、返本开新，尊古而不复古，法古而不泥古，传达出既地位崇高又不无缺点的前贤形象。
话旧追思声誉传
传统与现代比照碰撞中重估新价值，渐成气候的古籍出版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当年以宋云彬为代表的整理者所创议之范例，解决了习见问题，驱动着常规秩序，预测出趋势所向，定型着学科范式。浏览张元济、叶圣陶等前辈年谱、文集，会发现与宋云彬的来往记录，也援引宋氏文字作为佐证。翻阅夏衍、郑振铎、王伯祥传记，可见宋云彬与他们携手办刊编书、考察文物保护，一系列过从甚密的会心之举。徐铸成1949年9月13日这天日记，“与云彬、圣陶、彬然诸兄谈，此数君气质最相近，殆知识分子中之有最高修养者也”。
作为文人的一种典型，其言辞尖锐，一贯采用轻松、自由的处世态度。1959年，宋云彬获陈半丁所赠《黄花故人图》扇面，上题“莫言满眼无知己，惟有黄花是故人”。2017年6月，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编辑代表和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大家慨叹古籍整理无捷径可走，需要耐心、细心，回报低，难度大，担心中又对未来抱有希望。评委们寄语“宋奖”持续若干年后，“雏凤清于老凤声”是可以期待的。
三年后，程毅中撰写《关于古籍工作的几点建议》，刊发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回忆金灿然主持全面工作时任用好几位专家学者，如宋云彬、杨伯峻、孙人和、傅振伦，成为中华书局的编辑骨干或学术顾问，老人家负责任落笔：古籍出版的关键是人才问题。再往前溯，晚年李侃追念中华书局几位各有所长又各有特点的故交旧友，首先提到的也是宋云彬、杨伯峻。齐浣心女士描述金灿然朋友圈五六位知己间的情谊，说到当家人与宋云彬在中华书局共同顶住压力，苦中作乐，互相扶持的往事，以莫逆之交四个字来概括中心题旨。傅璇琮先生接受向阳湖文化研究会采访时，浮想咸宁干校十六连的状况，难以忘怀金灿然、宋云彬两位前辈贤达。
《宋云彬：点校本“二十四史”责任编辑第一人》《宋云彬旧藏书画本事考》，徐俊、俞国林撰文出以实据，由书稿档案、藏品真迹等原件凭证广征详考，论断释疑，确认了“中华老字号”公认品牌点校本“二十四史”编辑过往中首开先例的基础与关键，宋云彬实乃“广而且深”的导夫先路者也。2012年寄语中华书局百年岁月，李岩列举梁启超、舒新城、周振甫、赵守俨等前辈名师，宋云彬、陈乃乾位居中坚。述要新中国古籍整理六十年成果，最大工程、最高成就非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莫属。
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宽容地看，“一本有一本之善”。允当地说，校勘解决问题，同时也留下疏误，古书疑难之处、缺损错乱的地方仍为数不少。为文之心同乎古今确乎不是易事，风范景行如宋云彬那般守正不偏、深度整理，足堪取法乎上的楷模。清代桐城派人物方东树所谓“深求古人之心，研说之久，然后古人之精神面目与我相觌，而我之精神面目亦自以见于天下后世”，宋先生身体力行，详细解释《史记》标点规范的《后记》，“其实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有关现代古籍整理的发凡起例之作”。
一时之选的宋云彬，个人专长与当代才俊集体协同，耕耘故纸古书，光大先哲精神，诗性文心，炼字度句，自为的存在继之弥散升腾，似接力赛跑，如流动江河，绵连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