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屈原故里”略说郭汤两先生文事

　　■汤序波

　　我们知道，湖北秭归县不仅是屈原的出生地，亦是屈原研究的一方圣地，是每一位有志于屈原研究者都必须要来朝圣之地。先祖父汤炳正先生研究屈原历时五十年，在其著作中曾多次谈到屈原的故里就是秭归，而且秭归的屈原文化传承两千年以来一直延续不绝，研究成果斐然，堪称国内外屈原研究的重镇。汤炳正先生1991年发表于《散文》杂志上的《屈里寻踪》，就以近两千字的篇幅，浓墨重彩抒写了秭归县，对秭归屈原研究的历史地位与成就给予高度的肯定。

　　在此，我仅简单陈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汤炳正先生与屈原生地秭归，一是汤炳正先生与郭沫若先生的一段学术神交。

　　秭归是一千五百年前大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里就考定的屈原故乡。1982年，先祖父汤炳正一行颠簸劳顿数千里来到秭归旧县城参加首次全国性屈原学术研讨会。这也是自西汉淮南王刘安开创屈原研究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召开全国性的屈原研究会议。

　　先祖父在秭归会上的发言稿，就是后来收入他的代表作《屈赋新探》中的《草“宪”发微》。我认为这篇发言稿的重要意义或主旨，就在于不同意1953年《文艺报》第11期上那篇题为《屈原和我们》的社论，因为社论说：“屈原的政治思想中，有好些思想在当时都已经是过时了的，更正确地说，是历史上未曾实现过的空想。但我们应该加倍注意的，不是他的一套政治理想，而是他的实际的政治态度和斗争。”先祖父认为这篇社论的观点很奇怪，也很矛盾，从根本上看完全错了，他是第一位站出来对此文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的学者。他的发言从屈原所草“宪令”的基本内容出发，以屈赋证史，以史证屈赋：提出屈原的政治理想在当时是进步的，不存在落后问题。其政治理想大致有五个方面内容：第一是励耕战；第二是举贤能；第三是反雍蔽；第四是禁朋党；第五是明赏罚。后来他在《楚辞类稿》里又补了一条——变民俗。这六条内容在他后来的《楚辞讲座》中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结论。毛庆教授曾讲，关于屈原“美政理想”的内容“以汤炳正先生所析最实最确”。另按湖北资深报人冯汉斌的说法，“在1982年秭归会议上，汤炳正为屈原正名”。可以说他的这个发言彻底纠正了《文艺报》错误的言论。当时《中国青年报》有位记者也参加了秭归会议。他认为先祖父的发言很有新意，说服力也很强，就把讲稿摘要以《应重视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宣传》为题,刊登在1982年7月25日的《中国青年报》“星期刊”上，从而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次的会议既然是郭沫若先生为秭归题写“屈原故里”六十周年文化交流活动，我再说说郭沫若先生和先祖父的一段学术掌故。2019年岁杪，友人传给我一张拍品图片，是郭沫若先生1953年1月28日写给时任《新建设》杂志主编陶大镛的，关于汤炳正十二支字一文的审稿信。郭信主要内容是不同意先祖父关于十二生肖的研究。友人希望我能撰写一文给《郭沫若学刊》谈谈此事。于是我写了一篇题为《闲说郭沫若〈关于汤炳正十二支字审稿信〉》，该刊主编廖久明在回复我友人的邮件中说：“汤先生的文章写得很好，很有史料价值，希望能在《郭沫若学刊》2020年第2期发表。”同年6月19日的《文汇报》又以一整版的篇幅刊载了此文的简稿。从那年起直到今年，《郭沫若学刊》每期都给我邮赠刊物，联系密切。这件事说明作者写稿时，只要本着实事求是之心，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心平气和地进行学术讨论，就会受到刊物与读者欢迎。郭沫若先生主张十二生肖来源于古巴比伦的十二辰，而先祖父则认为起源于本国，不同意其“十二生肖外来”说。按先祖父的看法，今西南少数民族中的实物记月就保留了这方面的不少材料，说明了人类的思维从认识到表述经历了由具体到抽象的一般历程，这恰恰可从十二生肖的演化痕迹中得到印证。总之，这是两位楚辞学大家之间一段关于楚辞之外的学术掌故，他们的看法，值得专家进一步研究。至于郭先生在楚辞学界的历史地位，先祖父曾将他与闻一多、游国恩、姜亮夫并列为“现化楚辞学四大家”，这个说法已被傅杰教授采录到新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里。因此，无形中，这两位与屈原和屈原故里都有着交往的大家的一段学术掌故，当然也给秭归的翰墨史与文化传承增添了一段值得后人回味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