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长线”上赓续清学研究新脉

　　■吴子同 采写

　　走进雷平办公室的时候，正值一个晴朗的上午。阳光透过窗户撒在占据案头近四分之一位置的书堆上，映出了一个沉潜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学者的日常身影。

　　“我们的研究是在前辈学者延长线上继续探索。”在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已经深耕二十余年，雷平自述是承继着老一辈研究文化史、学术史学者的精神，现在又将这种精神传递给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和学生们。目前，由雷平参与主编的《清代学术史文献丛刊》（初集）已经付梓出版，清代学术史研究在薪火相传中不断进步。

　　2025年11月8日，《清代学术史文献丛刊》（初集）（以下简称《丛刊》）新书发布会暨学术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丛刊》是百余年来首次对清代学术史文献的系统汇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祖武、湖北大学原副校长周积明担任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林存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戚学民、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雷平主编，广陵书社统筹出版。《丛刊》初集共30册，收录了清代至民国时期的诸多稀见学术史文献，涵盖理学、汉学、经学、儒林、朴学等多个领域。为了展现更加真实的清代学术演进脉络，还收录了同一文献在不同时期的诸多版本，如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方东树的《汉学商兑》、阮元的《皇清经解》等。《丛刊》的选录，旨在通过文献呈现清代学人的学术版图，便利当代研究者把握清代学术发展的历史样态。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是改革开放后国内学界最早进入文化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单位之一，冯天瑜、周积明、何晓明、郭莹等学者曾先后在此任教。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形成了清代学术文化史、近代思想文化、湖北当代社会文化三大研究重心，出版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雷平本人亦是这一传统中的亲历者与接续者。他师从周积明教授攻读硕博学位，专研清代学术史与湖北地方社会文化。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始终坚守在教学与科研一线。2025年晚秋，笔者专访雷平教授，聆听他讲述这段跨越数十年的学术传承故事。

　　从为学到为人：

　　学术与品行的传承和延长

　　谈及与清代学术史结缘，雷平回忆起研究生时期的一次读书会：“那时我分享了关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读书报告，未曾想到得到了周积明、何晓明、郭莹等多位老师的肯定和鼓励。”正是这次看似寻常的交流，点燃了他对清代学术的兴趣之火。后来，著名学者陈祖武先生来湖北大学讲学，进一步坚定了他的方向。陈先生在讲课中谈到，入门清代学术史，首先要读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真要进一步深入，则需读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雷平随即购入钱穆著作，从此将其奉为案头常卷。“这本书让我逐渐厘清了清代学术的发展脉络，也成为我治学路上的重要指引。”

　　在学术写作方面，雷平在读硕士期间就发表了一篇期刊论文。这源于他的一种朴素却扎实的习惯。“我喜欢去学院资料室翻阅各类期刊，当时近十年间的《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清史研究》等刊物，我都浏览过，并着重对其中有关乾嘉考据学的成果做了系统摘录与梳理。”在此基础上，雷平撰写了一篇题为《近十年大陆乾嘉考据学研究综述》的文章。写完后拿给导师周积明看，得到评价“有基础，值得修改发表”。最后，经过打磨，文章刊发在《史学月刊》上，这对当时尚属初学者的雷平而言，无疑是莫大的鼓舞。

　　除了导师的悉心指导，雷平还特别提到了硕士阶段一段难忘的学习经历。2002年，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创建了面向本科生的文科人才培养改革模式试点班，属湖北省教育厅的教改项目。这个班级在课程设置上采用专题式的教学，其中，中国文化课程，全部聘请国内知名学者授课。朱祖延、冯天瑜、郭齐勇、罗炽、许苏民等先生都曾受邀讲授专题课程。雷平旁听了全部课程。回忆起这些老师的课堂，雷平脸上洋溢出一种难掩的激动。他说：“面对面听这些老师上课和私下阅读老师们的著作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学者们在课堂上给我带来了一种别样的熏陶。”至今雷平还完整地保留着当年的听课笔记，有时还会找出来温习。

　　在这些耳濡目染中，雷平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理想与目标。而在他心中，有三位先生尤为特殊：周积明、陈祖武、冯天瑜。

　　“周老师不仅是我的学术导师，更是我做人做事的灯塔。”他说，周老师的学术理路可以归结为“每转益进”。先是受到冯天瑜先生文化史研究的熏陶，然后接受了张舜徽先生在文献学方面的训练，其后自觉地在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上进一步锤炼思维，形成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野。雷平在介绍周先生的学术经历之后感慨说：“周老师的学术思维非常敏锐，而且始终在不断地超越自己。他对于学术的不懈追求，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一种召唤。”

　　陈祖武也是对雷平影响深刻的一位老师。他说，陈先生是一位非常亲切与认真的学者。如今，陈先生有时还会通过电话和他交流读书心得，进行指导。雷平笑着说：“陈先生每次见到我都叫我‘雷平同志啊’，我能感受到陈先生对我的期望。当初在听陈先生讲课的时候，我对清代学术感兴趣，陈先生非常高兴，他是希望清代学术史研究不断传承下去。”

　　至于冯天瑜先生，其影响更多体现在价值观层面。雷平回忆了2018年参加“冯氏学术源流座谈会”时的情景，在那次会上，冯先生讲述了自家家训“远权贵，拒妄财”的来历。他说，这种家风家训养成了冯先生高尚的风骨，对后学也是一种鞭策。雷平还特别提到曾与冯先生在微信上有过一次关于书写方式的对话。2022年12月10日，冯先生在微信上给雷平发信息说：“老学生问我近一二十年书写方式，答曰：我处于原始状态，不会拼音和五笔。电脑写作使用汉王笔，手机上则指头书写。二十年来的几本书都是汉王笔一笔一画写出来的，诚落伍者也！但有其弊又略存其利——因经常汉字书写，汉字文化的若干奥妙得以牢记并偶获心得，有助于文化史、概念史研习，可能还能预防老年痴呆。”雷平当时即回复冯先生：“当下书写方式成了学术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人习惯了便捷的电脑，书写有便利，也造成弊端，不会写字是目前大毛病，传统的书写方式，能够体会到中文文字之美，有助于思考。”寥寥数语，却折射出新老相传的文化坚守。“冯先生已经去世了，但冯先生的微信我一直保留着，有时会翻出来看一看我们之间的对话。”

　　清代学术史研究是雷平的主攻方向。他的硕士论文集中考察章太炎、梁启超、钱穆的清代学术史研究理路，被评为校优秀硕士论文。进入博士学习阶段之后，雷平以清前期新义理学研究为考察对象，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融合了思想史文化史的视野，后以《清前期新义理学研究》为名正式出版。

　　“老师们给予我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指导，我也一直努力践行他们的理念，做学问和做人都要正。”雷平语气很轻，但透着坚决。

　　从《清史·思潮志》到汉冶萍公司：

　　学术路径的开拓与延伸

　　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雷平认为有两个节点至关重要。其一是参与国家重大修史项目《清史》编纂工程。《清史·思潮志》的编纂从2004年开始酝酿，2005年正式立项，2011年完成初稿。这期间，雷平一直作为周积明的学术助理全程参与项目。雷平回忆了参与项目的整个过程，从确定主题到搜集史料、编纂长编，都仿佛历历在目。在北京搜集资料的经历让他感触颇深：“当时是去位于文津街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查资料，每天卡着开门的点去，关门的点归。当时古籍复印很贵，而且很多古籍是不允许复印的。我们基本上都是手抄，然后整理到电脑上。”

　　时至今日，雷平仍然感慨：“《清史·思潮志》这个项目见证了我从一个博士生到一位高校教师的成长历程。”他认为，参与这种大的科研项目，对年轻老师和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机会。当年轻学人的学术刚刚起步时，对选择什么作为研究对象还不甚清楚，而这些大项目是经过严谨认证的，有良好的完成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做项目的过程中，能得到老师的指导和帮助，能较快找准学术方向。他说，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在参与项目的过程中有时也会觉得累，但更多的还是受益。他现在的很多资料，都是在参与《清史·思潮志》的过程中积累的。

　　另一个节点则是对汉冶萍公司的研究。雷平提到，在完成《清史·思潮志》后，“我们正在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有同行建议：‘你们是湖北的学者，应当关注本土问题。’就这样，汉冶萍公司进入到我们的视野”。汉冶萍公司前身为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筹建的汉阳铁厂，是中国首个采用新式机械的钢铁联合企业，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影响。汉冶萍公司有着丰富的档案和文献留存，仅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就有六千余卷。2014年，由周积明领衔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冶萍公司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雷平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与其中。项目开展过程中，团队走遍了藏有汉冶萍公司档案的各个地区搜集资料，重庆、大冶、武汉、台湾，包括日本都去过，后来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资料系列。依托这批珍贵的原始文献，项目团队开展了大量的学术研究。2022年6月，项目顺利通过结项。雷平作为副主编参与的《晚清民国报刊汉冶萍公司文献辑》获得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在此过程中，他以汉冶萍公司研究为主题指导学生完成2篇博士论文，7篇硕士论文。

　　有意思的是，尽管研究对象由“学术思想”转向传统上偏于经济史路数的“汉冶萍公司史”，原有的文化史研究方法依然适用。雷平重点提到：“以我们的学术背景，过去是做文化史、学术史，当进入这样一个领域之后，过去的学术基础仍在发挥作用。”他说，文化史研究注重“人的发现”，尤其注重对人的社会关系的考察。在汉冶萍公司研究中，重要人物的交往、博弈是值得重点关注的课题，而一些过去看似已经有共识的结论也有重新探讨的必要。比如过往对汉冶萍公司为什么失败的探究，往往从厂矿选址、设备购买等方面分析，结果得出一个该企业似乎从建立就注定失败的结论，这是非常片面的。周积明关注汉冶萍公司的工业启蒙作用，从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大视野审视，对汉冶萍公司承载的“工业梦”进行了深刻阐发。雷平在研究中也有新的收获。比如他在档案中发现1917年至1919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著名公共卫生学家颜福庆在江西安源萍乡煤矿主持开展了我国首次钩虫病防治运动，以此为线索，他和博士生周荣一起完成《疫病防治的公共卫生路径：民国初期萍矿钩虫病的防治》一文，刊发在《医疗社会史研究》杂志。

　　对于雷平来说，尽管有研究对象的扩展，但基本的学术内核是坚定的。“文化史是一种研究理论与路径，只有把人的情感、价值灌注到一个具体对象的时候，才有了文化。无论是研究学术思潮，还是考察近代工业发展，核心仍是人在特定时空中的思想与行动。文化史的眼光，始终贯穿其中。”雷平说。

　　穿过“遮蔽”：

　　在清代学术研究的延长线上继续推进

　　对于清代学术史的研究现状，雷平有着清醒的反思：“近年来，在与林存阳、戚学民等同仁交流时，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即当前的研究，或多或少受到章太炎、梁启超、钱穆等前代学人构建的学术叙事框架影响。这些前辈大家固然卓识洞见，但他们的话语体系也在无形中构成了某种‘遮蔽’。”举例而言，今人熟知的清初三大儒是指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但在清初士人自己的表述中，却是黄宗羲、孙奇逢、李颙。这种差异说明了我们对清代学术的认知，并非完全来自清人自身的声音，而是经过近现代学者的选择与重构。

　　因此，雷平认为，要突破这种“遮蔽”，首先需要回到文献本身，重新打捞那些长期被学界忽略或边缘化的原始材料。从2023年起，在陈祖武、周积明两位先生指导下，雷平与林存阳、戚学民两位同道一起策划并主编了《清代学术史文献丛刊》，初集于2025年10月由广陵书社出版。“我们的初衷并非要推翻梁启超、钱穆等人建立的学术体系，而是希望在前辈学者建立的学术体系的‘延长线’上继续推进，补足基础，拓宽视野。通过全面的文献整理，还原更为立体、多元的清代学术图景。”

　　除了突破“遮蔽”，编纂《清代学术史文献丛刊》还蕴含着另外一重期许。雷平讲到：“如何界定清代学术的总体特征，这是陈祖武先生始终心心念之的一个问题。当我们提到中国古代学术时，我们会想到汉唐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这样的标志性称呼。但对于清代学术却没有一个准确的词汇来概括其总体特征。”雷平认为，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让更多的学者投入到对清代学术的研究中来。“通过媒体把我们对清代学术的设想和观点传递出去，吸引大家的关注，哪怕是批判。当大家从不同角度进行思考和研究，慢慢地我们就可以对清代学术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完整。”

　　“我们现在出版的是《清代学术史文献丛刊》（初集），主要选取了能够反映清代学术总体概况的重要文献，后面还会出二集、三集、四集，分专题去展现清代学术的不同面向。”讲到此处，雷平有些兴奋：“陈祖武先生说希望四面八方的朋友都参与到清代学术历史定位的研究中来，这个目标我们一直在努力实现。”

　　谈及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雷平讲到：“清代学术史始终会是我研究的主线，我希望能以这次对清代学术史文献的整理为契机，对清代学术上的重大概念和学术体系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同时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持续关注湖北地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好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传统的传承。”

　　采访临近尾声，窗外阳光依旧明亮。书堆静默，却似在低语着一段未曾止歇的学术旅程。“当今的学术风气变化较快，我们现在的学术领域可能很广阔，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学者的时候，还是应该有自己所坚守的领域，即便是向其他领域的拓展，也应该从已有的研究基础出发。”这是雷平对于学术研究的延长与拓展的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