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曲论体系研究的开拓者

　　■黄霖

　　齐森华先生是我敬重的学者。“文革”结束后不久，我就关注华东师大当时两个年青的学者，一个是齐先生，另一个是简茂森先生。我现在记不起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齐先生，可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华东师大举办的中国古代文论的学术讨论会上。当时他任系主任。待人的热情、诚恳，办事的干练、精细，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到90年代初，我们招收博士生后，几乎年年与他及郭豫适先生、章培恒先生、孙逊先生、李时人先生，及后来加入的陈大康先生和谭帆先生一起相互评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里仅简略地谈一点对齐先生治中国古代曲论的感想。

　　对于中国古代的曲论，我是外行。1964年从朱东润先生学批评史，主要看的是诗文批评方面的文献，但对曲论也是有点兴趣的。这是由于在本科毕业前的最后一学期，听了赵景深先生开的《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研究》的课，而且是当了这门课的课代表。记得那年开学前，陆树仑先生带我去赵先生家听他讲课的基本内容时，感到很新鲜。因为前人没有全面地关注过古代的曲论问题。赵先生虽然从1961年起已零星讲过若干专题，但都不太完整。1964年给我们讲的内容，即是后来1980年正式出版的《曲论初探》。继赵先生的《曲论初探》之后，紧接着于1982年出版了夏写时先生的《中国戏剧批评的产生与发展》。这部著作比较简略，但是一部正宗的史论。据说这也是1964年的旧稿。所以这两部书在理论上带有一些前一个时代的印记，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两部书之后，就数1985年出版的齐先生的《曲论探胜》了。

　　现在见到一些论者在提到齐先生的这部著作的高明之处时，往往认为它仅仅选择了十种既有较高学术价值，又有一定代表性的论著，却能勾勒出了中国古代曲论的发展的轮廓，能做到以论著“串史”。换句话说，也就是仅仅认为这部论著达到了成“史”的高度。敝意认为，这种看法并没有能抓到痒处，正是小看了齐先生的这部著作。因为赵先生《初探》所选的十五个论题，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也能看出史的发展，更何况夏先生的著作也明确勾勒了中国曲论的演进轨迹与分期。假如要说赵先生的《初探》所选不够有代表性，我看主要可挑剔的是没有选金圣叹。这当然是一个明显的缺陷。但要知道1964年的时候，金圣叹被普遍地认为是一个反动的封建文人，没有入选也情有可原，并不影响赵先生的开创之功。我觉得齐先生的闪光之处，不仅在于将论著串成了史，也不仅对十种论著加深了分析，更显示了理论的色彩，而更重要的是，在于齐先生自觉地强调古代曲论的中国性，以及它的体系性。假如联系他于三年后，即1988年与谭帆先生合作写的那篇《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的逻辑演进》一起来读的话，更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他一再强调的传统曲论的“民族性”与“体系性”在整个曲论的研究史上是何等的重要。在《曲论探胜》的《前言》中，齐先生以整节的篇幅总结了中国传统曲论的“民族性”，其开头就说： “中国古代曲论家从各自的艺术实践出发，作出了风姿迥异的理论建树。但他们又都站在自己民族的土壤之上，以独树一帜的我国传统戏曲作为考察与立论的依据，所以他们的理论又总是具有共同的民族特色。”接着，他从四个方面详细地分析古代曲论的民族性。其中所论具有“实践性”与“形象性”两个特点我感到特别精彩。

　　本来，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人来说，是不会忘记“民族性”的问题的。因为那时中央开始强调大学要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系统地出版中国古代的批评史著作等等，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大学讲的文学概论太没有“民族性”了。我在1963年决定报考批评史的研究生，也是出于这样的背景。包括当时赵景深先生关注剧论，应该也是与我校的郭绍虞先生、刘大杰先生在周扬的指示下编写统编教材《文论选》与《批评史》有关。所以，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讲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民族性的人还是比较多的。相对而言，进一步讲中国文论体系性的人就凤毛麟角了。这是由于从1926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起，就说中国古代的文论大都是“零星破碎，概无统系可寻”的。这个阴影一直笼罩着整个文论界。直到上世纪末，“失语”问题的提出，才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中国文论体系问题也随之而得到了学界的重视。我后知后觉，到这个时候才认真考虑了中国文论的体系问题。再到近年来中央号召要重视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更觉得体系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了。而齐森华先生早在近四十年前就强调了曲论的“体系性”的问题了。

　　他在《前言》中一再说：包括曲论在内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就旨在“准确地概括出一些文艺发展演变的内部规律”，“真正揭示出我国古代文艺所固有的理论体系”，使“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本民族的传统结合起来，使之民族化和中国化，从而为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文艺理论新体系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接着在《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的逻辑演进》一文中，就具体地总结了中国古代曲论中的“曲学体系”“叙事理论体系”“剧学体系”三种理论系统，在曲学体系研究中做出了开拓性的重要贡献。

　　所以应该说，齐先生是重视中国曲论体系研究的第一人。今天，重读他的《曲论探胜》与有关曲学的论文，追思他的为人与为学，更是肃然起敬，怀想无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