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巫鸿》

    2024年11月11日，巫鸿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启“生动——在漫游中发现艺术”系列讲座的第一讲“再启漫游”，我在会场第一次见到他。他高大挺拔，在郑岩老师的介绍下，他与我握手，微笑，带着强大的气场，但他的亲切又消解了我当时的紧张。讲座很快开始，我没得多想就拿起相机开始拍，到底要拍什么，心里并没有底。

    讲座结束是夜晚，送走巫先生，我被郑老师邀约到办公室见了活字文化的制片人李学军和陈轩。就怎么拍一部能充分反映巫鸿学术生涯的人物传记片，大伙儿想听听我的意见。这个片子的应用场所是第二年的11月，配合“以文会友——巫鸿教授八秩华诞学术文献展”的放映。活字文化是出版行业在视频领域推介作者的先行者，此前我看过他们给诗人西川拍的19分钟纪录片《山水之上》，印象深刻。但当他们问我有没有剧本可以讨论时，我却一时语塞。我对这个突然被委托的重任毫无头绪。我只有一个人，一台佳能R5相机，但很奇怪的是，我又充满了一种来自不确定性的笃定——对艺术史学科以及对巫先生学术思想的把握——这种笃定让他们也信任我，之后从未有任何干涉，我因此获得了极大的创作自由。

    素材太少是整个片子制作过程中最大的痛点。除了巫鸿在北京大学与中国美院的几场讲座之外，我能近距离拍到他的只有一次他与梁文道的访谈、一次在他家中、一次在杭州参观浙江博物馆与游览灵隐飞来峰（那还是我努力争取和创造的半天闲暇机会），还包括一次讲座结束后的酒吧夜宵。关于他早年的家庭生活以及在美国的工作经历，都没有采集到素材。假如电影只是讲座的一种变相传播，那肯定不是我的初衷。如何从不同侧面去表现他的人生？在可操作层面，我去了一趟他的母校北京101中学，采访了他的姐姐巫允明老师，再去了天津他姥姥家旧址，剩下的都是计划外的了。

    待在北京有限的时间里，我沿着《豹迹》里提到的生活轨迹，去了北海的静心斋和濠濮间、北京展览馆、钟楼鼓楼、烟袋斜街、大凤翔胡同、东棉花胡同、中央戏剧学院、故宫、圆明园等等，又参观了彼时巫鸿在北京给艺术家策的展览、几个与敦煌相关的展览和一个在午门有倦勤斋示意的展陈（都是凑巧遇上）。所有这些于我来说也是漫游，我漫游在他的文字叙述与眼前实景的交错中，像个兴之所至的打猎者。

    拍摄工作结束，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以上那些都可以表现作为一名艺术史学者在研究、教学、策展、生活等不同面向的人生掠影。但巫鸿始终以全新的眼光对美术史、史学史以及当代艺术创作展开积极的思考和回应，并在此基础上，生产出新的方法、概念甚至研究对象。这种方法比如“整体空间”，这种概念不仅限于“纪念碑性”，这种对象包括“气”和“魂魄”。电影应该延续他的观看方式，进而拓展视觉表达，并从中唤起观众的想象力。那么问题来了，怎么具象地表达抽象的、思想的、心灵的东西，又要在视觉上更有表现力？文本容易组织，但这个画面的组织逻辑要反复尝试和推翻。怎么延伸巫鸿的“观看”？那些在文本图像之外的、脱离理性阐释的，如何联结当下的视觉经验？怎么表现看不见的东西？ 剪辑制作很具象，落到每个镜头的实处就没有玄虚，往往达不到想要的程度。这些困惑一次次把我推至边缘，不知路在何方的害怕也带来了新鲜和刺激。此时我就回到案头，不断去熟读他的各类研究案例，只有对他的理解逐渐清晰，我才能尝试用自己的眼睛替代他观看。让我的生命和情感在他人的经验里延展，常有醍醐灌顶的明亮感，此时画面就自然呈现了。我的素材库开始逐渐丰富起来，更多的以前拍摄的日常碎片，都被一一纳入进来，以及很多巫鸿在书中提及的经典电影，比如用在片头的瓦格纳《女武神》、片中的福尔曼《飞越疯人院》和片尾的阿伦·雷乃《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等。我尝试使用蒙太奇的剪辑方式，在老电影与个人回忆之间，在个案研究与当下视觉体验之间，进行多层次拼贴、并置、重复，串起这些的就是音乐。

    音乐，是我花费精力颇多的一个部分。它可以起到将那些似乎被遗忘、被切断的事物联结起来的神奇功能，将那些无意识或下意识的视觉片段进行迁想理解，重新建立看似毫无关系的事物之间的因果。在巫鸿的往事勾连与家庭生活部分，因为素材缺失而采用了先选择曲目、再根据旋律剪辑画面的方式。这里藏的几乎全是我的私货，比如我最钟爱的拉赫马尼诺夫《帕格尼尼狂想曲》第18变奏，它的抒情恢弘悠远奠定了结尾的基调；开头的瓦格纳《唐豪瑟序曲》对应了巫鸿引用瓦格纳的整体空间理论；而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前半部分节奏又很自然引出巫允明的独白。巫允明在映后拉着我说没想到我用了德沃夏克的《母亲教我的歌》，我觉得捷克的民族音乐在情绪上与表现巫家所经历的大时代背景是非常契合的，但她也表达了这部片子需要一些注释，否则很多不了解巫鸿生平的观众会看不懂。

    此前我也的确考虑到了这点：学术电影也要遵循学术规范，比如引用素材需根据图像、影片、节目、广告等不同类型而相应使用各自统一的画幅、字体、注释等等，并在片尾详细罗列作者生平、学术文献清单。隐喻给了阐释极大空间，也给了观众想象极大的留白，在不晦涩与意犹未尽间，应该还有创造力更多的发挥余地。影片的剪辑集中在三个月完成，在这个紧迫的时间限制里，我还是最大程度地享受了创作的愉悦，这是巫先生所带给我的最大收获。

    2025年11月1日，巫鸿先生生日。当晚放映了《巫鸿》，巫先生看完很高兴地说：“这不是巫鸿传记，这是陆易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践行了巫先生的艺术理念，实现了一次视觉创作。所以研究电影的李洋老师在北大放映会后的座谈中提及，电影名称更适合改成《去年遇见巫鸿》，我觉得很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