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王充与王充的矛盾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013—1014页）作为中国古代重要思辨性著作的《论衡》，以“疾虚妄”为宗旨，“疾虚妄”而“务实诚”，倡导实知求真。虽然《论衡》的作者王充在当世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但《论衡》及其思想却在历史上为王充赢来了诸多赞誉的同时，也招致了一些严厉抨击。问题是，作为一名下层官吏、地方或者被主流文化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的王充，为什么要写《论衡》这么一本书？ 他写这本“批判”之书的动机何在？ 要达成什么目的？ 在他“疾虚妄”的背后，又有着怎样更深层的原因？ 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能从根本上把握王充思想的整体和实质，也有助于说明其思想纷乱复杂的特点究竟从何而来，从而勾勒出王充一类知识分子的时代面貌。

    《论衡》采用自然主义和直观的观察来描述、解释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针对当世流行的谶纬迷信、灾异符瑞等“虚妄”之论，逐一进行了辨析与批判。谶纬是将天文、地理、历史等人文知识编织成神秘莫测的预言或解释，用以预测未来或解释社会现象。这种迷信思想与当时政治诡谲变幻、社会动荡不安密切相关，成为人们在生无所寄的生存环境中寻求精神寄托的一种有效方式。谶纬之学渊源于先秦，形成于西汉。正如《隋书 · 经籍志一 · 经部》所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书中候》《洛罪级》《五行传》《诗推度灾》《汜历枢》《含神务》《孝经勾命决》《援神契》《杂谶》等书。……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西汉儒家学说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吸收了其他学说尤其是阴阳五行和谶纬思想，谶纬之学就是伴随着“独尊儒术”的逐步确立而形成的一种新型学术思潮。虽然这种学术思潮在后代的名声不是太好，但在当世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在一定程度上它成为汉帝国最重要的政治游戏规则，在整个汉代的风行程度要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西汉中期以后“再受命”与“易姓受命”社会思潮的不断涌动，汉哀帝时期出现的改元更制事件等等，都是这种学说在政治上的表现，而两汉之际的“王莽代汉”和“光武中兴”，就是这种学说的政治实践。东汉光武帝刘秀以符瑞图谶起兵、重建汉家天下，即位后他便立即“宣布图谶于天下”，于是儒家谶纬之学遂成为东汉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高度的神圣性。当时朝廷的用人施政、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都要依谶纬来决定；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也必须向谶纬看齐。

    与陆贾、贾谊、董仲舒、刘向、刘歆、桓谭、扬雄等都曾在朝为官的主流知识分子相比，王充属于地方士人并长期担任基层属吏，虽接受并使用主流文化的概念或知识，又一定程度偏离了主流文化，被称为“边缘文人”“失意士人”“非主流学者”。可以说，王充与主流知识分子在思想的渊源、形态、着眼角度、出发点与关注点等方面，皆有不同，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央/主流与地方/边缘的对立统一，展示了不同层次思想和价值观的矛盾集合。于是，在《论衡》中，王充既是一位以“疾虚妄”批判精神著称的思想家，又不时表现出“世俗化儒家”的宿命论；既有专注个人利益的世俗愿望，也有超越一己得失的“济世”情怀。

    在当时天人感应、谶纬迷信充斥社会之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九《虚》三《增》，所以使俗务诚实也。《论死》《订鬼》所以使俗 薄丧葬也”（《论衡·对作篇》）。但与此同时，王充又强调“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适偶之数”，认为“命”由天自然而然地施气于人而形成，是一个源于偶然，具有必然性，又最终通过“偶然”实现的复杂结构。大致说来，王充赞同星命、骨相、吉验、卜筮等信仰，充当着命运的传声筒，人们只能通过它们被动地了解、接受命运的安排，却无法干预，强调命运对人生的绝对支配作用。这种思想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其长期沉沦下僚的仕宦经历，推动了其“宿命论”思想的形成。

    研究发现，王充的整个“宿命论”就是围绕其自身仕途不顺的经历展开的，他在创作《论衡》中关于“命”的十几篇系列文章时，脑海中首先想到的就是他自己的遭遇，其所言性命问题，主要就是关系个人在官僚体系内部是否显达的禄命问题。王充一生主要在会稽郡一带任县掾功曹、都尉府掾功曹、郡五官掾、州从事等职务，沉于地方属吏，但王充又一心希望通过察举进入中央朝廷，实现由地方属吏到朝廷命官的迁跃，结果他的仕途却主要“卡”在了察举环节。当时影响察举的内外因素，包括个人学识、道德、才能，以及家庭出身、长吏好恶、乡里口碑等，王充在这些方面全无优势。加之其清高不合群的性格、缺少贵人相助等等，致使其梦想破灭，最终，他将这些影响仕途的因素皆归于“命”。事实上，命的理论，使王充在面对仕途不顺的现实时，能够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并以之实现了对自身才华与品质的辩护。

    “《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辩照是非之理，使后进晓见然否之分。”“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卫骖乘者越职而呼车，恻怛发心，恐上之危也。夫论说者闵世忧俗，与卫骖乘者同一心矣。……人君遭弊，改教于上；人臣愚（遇）惑，作论于下。〔下〕实得，则上教从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论衡·对作篇》）由此可见，作为“俗儒”的王充，既有“俗”的一面，也有“儒”的一面。尽管王充宣称《论衡》乃为教化而作，但其中的不少篇章，却又非仅仅出于“教化”的意图。如《须颂》《程材》《量知》等篇则蕴含有明显的自荐意图，显然是意在推销自己，专注的是个人荣华富贵的世俗心愿。因此，在王充“疾虚妄”的背后，又真实地包含着“济世”与“利己”的双重导向。所谓“济世”，主要体现在王充以“真”为“美”，以论定是非、考辨虚实，作为一种教化手段，由此他对命、天人感应、鬼神的解释，用自然主义攻击道德因果律，批判有意志、有目的的人外力量，很大程度是为了移风易俗。尤其对各类鬼神信仰的批评，充分展示了王充身为儒者的济世情怀。所谓“利己”，主要体现在王充的讨论常常落脚到个人得失：无论是以命为自己的怀才不遇作辩护、否定灾异论肯定祥瑞论来求媚于上，还是将自己描述为最杰出的人才等等，背后都有一分汲汲于仕途、汲汲于富贵的心思，是俗人的世俗心愿。可以说，《论衡》一书呈现出的这种“济世”与“利己”双重意图，完全是作为中下层地方士人的王充的真实思想的反映。

    因此，只有充分注意到王充思想的多样性、复杂性，才能在研究中避免以偏概全、矫枉过正等不良倾向。青年学者马小菲博士的专著《济世与利己：王充以“疾虚妄”为中心的思想世界》，注重探讨个人人格、生活环境与思想发展的互动关系，通过梳理《论衡》一书各类论述中的不满或愤慨的情绪性文字和对王充其人的深度探索，深刻剖析王充及其著作《论衡》，描绘出王充其人的人格特质：自视甚高，看不起周围的人，喜欢抬杠，有很多渴望，一心想获得高官厚禄，甚至不惜在文章中直接歌功颂德。当现实满足不了渴望时，会愤愤不平、痛苦无奈。这样，就把王充还原为一个有普通人毛病的失意文人，一个活生生、真实可感的人，而非仅仅存在于书籍中的刻板印象，让我们领略到这位古代思想家的深邃思想、矛盾心态及其生存困境。因此，本书的价值不仅仅是对王充思想的梳理和解释，而是在于在研究方法上尝试以个人性格及生命史为理解其思想的基础，进而“在思想的荆棘藤蔓中趟出一条边缘清晰的路来”（以上引文均来自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