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经典尺度”和“理想标准”衡量文学

    您的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您曾说从小学五年级就读《创业史》，从小就受到柳青文学的滋养，这种滋养给您带来什么？

    李建军：我的阅读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的。一个小名叫一秤的同学，每天拿几页他抄的《三下南京》给我读，读到中间部分，断供了，估计他自己也没抄全。外婆家的《水浒传》，只有上卷，成了我整整一个寒假的读物。武松打虎和林冲上山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一个叫屈兆斌的北京知青老师，喜欢给我们读小说，记不清他所读的是《咆哮的松花江》还是《清江壮歌》，其中有一段关于蛇的描写，很是骇人。比较起来，《创业史》更让我觉得亲切，常有置身其中的感觉。在这部小说里，我看到了美丽的自然风景和熟悉的生活情景，看到了形形色色、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看到了质朴而不乏诗意的语言。柳青是陕北人，这让我大感意外：我们这个地方竟然也能出作家！ 柳青拉近了我与文学的距离，培养了我对小说的鉴赏力。

    对您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品和作家还有哪些？

    李建军：在中学阶段，《史记选讲》《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培养了我阅读古文的能力和对古诗的兴趣。一本破旧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让我感受到了莎剧的巨大魅力，上大学后，我立即细读了莎士比亚的所有剧作；这些阅读经验为我后来撰写《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奠定了基础。

    对我的文学观影响最大的作家和批评家，是司马迁、杜甫、曹雪芹、鲁迅、莎士比亚、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和别林斯基。鲁迅极大地影响了我青年时代的人格成长和文学意识，司马迁、杜甫、曹雪芹、莎士比亚、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和别林斯基则帮助我完成了更高意义上的精神成长和文学启蒙。曹雪芹、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和索尔仁尼琴告诉我什么是最高境界和最高等级的现实主义文学，司马迁、杜甫和莎士比亚告诉我什么是具有历史深度、人性内容和永恒价值的文学，约翰逊博士和别林斯基则告诉我什么是纯粹而典范的文学批评。通过阅读这些伟大作家的作品，我认识到了信仰、道义、教养、爱和同情心对于文学的重要意义，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学真理——作者的信仰高度、人格境界和情感态度最终决定着文学等级的高下。

    回望自己的阅读过程，不同时期各有何特点，有没有刻意的规划？

    李建军：我的阅读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属于散漫的兴趣阅读；随后，进入了研究生阶段的目的明确的专业阅读；最后，是从根本上解决文化认知和精神困境问题的“解困性阅读”，也可以叫“再扎根的阅读”或“寻找家园的阅读”。作为自觉规划的阅读，最后一个阶段的阅读，主要是系统而深入地阅读中国古代的原典和正典，即诸子百家的重要著作。我想弄清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古圣先贤所建构的道德体系和文化秩序，对于现代人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又在多大程度上滋育和影响着我们的文化生活和文学创作？ 这个阶段的阅读帮助我摆脱了激进主义的文化偏见，帮助我纠正了进步主义的文化错觉，帮助我克服了现代主义的文化傲慢。古今文化本质上是一个有机而连续的整体。古典主义文化包含着古老的智慧和伟大的经验，是人类文化之树的深固根系，是后来文化建设的可靠基础。决然而鲁莽地切断与古典文化的天然联系，必然会使现代文化陷入严重的拔根状态和混乱状态，必然使现代人成为自大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和茫然的虚无主义者。任何一个文化意识成熟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是虚心而虔诚的古典主义者，一个尊重传统的古典主义者。

    是从什么时候确定了当学者或批评家的志向？我觉得当下评论家多，批评家少，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您发表锋芒毕露的批评文章，不担心会得罪朋友吗？

    李建军：我最早的志向是当作家，是成为梅里美、都德、莫泊桑、契诃夫和左琴科那样的小说家。后来，读了研究生，觉得读书做学问也不错。我硕士和博士阶段所读的专业都是文艺学。会写批评文章属于文艺学专业的基本功。文学批评是一种求真的科学，而说真话则是它的首要原则。对文学事业，批评家要有信仰般的忠诚；他要时时刻刻想着读者，要向人们提供可靠的判断。批评家说假话，不仅会误导作者和读者，还会败坏一个社会的文学风气。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讨论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时候，我只关心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是否切实可靠，很少考虑会不会得罪什么人。话说回来，为了文学批评而得罪几个人，而付出一些代价，也没啥大不了的。一个在文学批评上患得患失的人，也许会得到一时的惠利，但长远看，不会有大的作为和出息。

    您出版了很多著作，《文学的态度》《文学还能更好些吗》《文学因何而伟大——论经典的条件与大师的修养》——不说内容，单从题目就能看出您对文学饱含深情，也许正是爱之深才责之切？ 您觉得成为经典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李建军：感谢您对我的充分了解和理解。我是“优秀文学”和“伟大文学”的鼓吹者。我希望我们时代的文学成熟起来，能向社会贡献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我选择用“经典尺度”和“理想标准”来衡量我们时代的文学。在我看来，一部经典作品应该具有这样的品质和特点：易感性、普遍性、永恒性、正极性和给予性。所谓易感性，是指作品在表现形式上朴素、明白，让人一看就懂，但又觉得意味无穷；所谓普遍性，既是指作品不能表现那种怪异而另类的生活，而要表现人人都曾经体验过或者都可能体验的情感和生活，也是说作品要有普遍的影响力；所谓永恒性，是指经典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必将历久弥新，而不是与时俱灭；所谓正极性，是指经典作品在价值观、情感态度和道德境界上所表现出来的高尚而伟大的性质，而不是怀着巨大的恶意和深深的恨意，淋漓尽致地描写人性的黑暗和生活的龌龊；所谓给予性，是指经典有着母性的慈爱气质，表现出伟大的利他主义精神，给读者带来充盈的幸福感和丰饶的收获感。

    您的批评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李建军：风格是作家和批评家的个性和气质自然而充分的体现。一个人只要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他就会形成自己的风格。我的风格也是我的个性和气质的显现。“人文互证”是我的一个批评理念，所以，我既通过文本解剖来评价作品，也通过人格分析来评价作家；我认为文学批评应该具有文学的品质，所以，我特别留意语言的清通和雅洁；我不喜欢那种吞吞吐吐、闪烁其辞的言说方式，所以，就选择了直接甚至有点犀利的修辞；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彰显差异和特点，所以，在古今中外文学的比较框架里展开分析和评价，就是我常用的批评方法。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陈传才先生。他从一开始就提醒我要关注当代文学，要在批评的实践中研究文艺学。他是一个宽仁、谦逊而认真的人。他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

    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动笔写评论文章？ 必须要有创作冲动、有话要说，还是也有很多命题之作？ 您认为什么样的评论是好的，它应该具备哪些因素？

    李建军：读到让自己激动不已的好作品，我会写评论，希望把它推荐给更多的读者；读到问题严重的作品，我也会写评论，希望给作者和读者提供一些批评性的意见。我曾经提出过“纯批评”的概念。纯粹的批评意味着尺度和标准的严格，意味着态度的尖锐性和彻底性。最近，在《由〈文学自由谈〉，说到文学批评》一文中，我这样界定文学批评：“真正的文学批评，就是那些个性坚卓的人，凭着自己的良心和勇气，通过理性而又不乏诗性的修辞，通过充满紧张感和冲突感的对话，表达善的态度、爱的精神和探寻真理的热情。”在我看来，真正的、好的文学批评，就是纯粹而勇于争论的文学批评，就是充满逻辑感和说服力的文学批评，就是通过扎实的细读和有效的比较而展开的文学批评，就是表达和修辞上充满文学意味的文学批评。

    您有枕边书吗？

    李建军：我的枕边书是《诗经》《左传》《史记》《汉书》《四书集注》《昭明文选》《叔本华论说文集》、塞缪尔·约翰逊的《人的局限性》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人的行为》等。

    现在图书大多厚部头，您读书有什么方法吗？ 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李建军：大部头和多卷本的书，宜以较快的速度、在较短的时间里读完，不能慢慢腾腾、拖拖拉拉地读，否则，阅读的效果不会太好。读硕士和博士期间，我喜欢动笔做笔记，后来就直接在书上画红线、贴标签和作批注。读完一本书，过段时间，再回头翻一遍，重点读自己曾留意过的地方。有些原典和正典性质的作品，包括大部头的作品，我会反复读，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体会和收获。

    您会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李建军：反复读的书是《诗经》《论语》《孟子》《史记》《文心雕龙》《读杜心解》《呻吟语》《歌德谈话录》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

    对您来说，批评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您希望成为怎样的批评家？

    李建军：批评最大的魅力，是你能深刻地体验到说真话的快乐，能将自己与读者和作家带入积极的“我与你”的交流之中。我希望自己成为约翰逊博士、别林斯基和乔治·奥威尔那样的批评家。

    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或学者，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李建军：我最想见到杜甫。唉！ 一想到他，你就会觉得这世界美好而光明，就会泛起酸楚而甜蜜的滋味，甚至会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假设策划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李建军：柳青、路遥和陈忠实。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会选哪三本？李建军：《论语》《史记》《读杜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