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先生常被忽略的一本书

    1950年前后，王瑶先生由治“中古文学史”转而研究“新文学史”，是学界所熟悉的事。其重要著作《中国新文学史稿》，资料翔实，极富创见，既开风气之先，又自成高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确立的标志性著作。藉此，王瑶成为研究、讲授现代文学史的一代宗师，其时年龄尚不满四十岁。

    孙玉石有言：“中古文学史研究，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可以说代表了王瑶一生学术成就的三个高峰。”如果说，鲁迅研究本就属现代文学研究范畴，可以合并归类，那么，王瑶晚年提出并积极践行的“学术史研究”，旨在探讨“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地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则是王瑶学术生涯中真正的第三个高峰。

    遗憾的是，王瑶先生遽然离世，相关工作刚刚展开就面临搁浅。好在先生身后，其弟子陈平原教授努力接续，先后整理、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王瑶主编）及其二编（陈平原主编），成为王瑶“第三个高峰”的最终成果。对于关注、研究现代“学术史”的人而言，这两本书并不陌生。其印行后的几十年中，多次再版，已经成为与《中古文学史论》《中国新文学史稿》同样被学界瞩目的重要论著。

    客观地讲，与王瑶的前两种奠基性的专著相比，《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初编、二编是在王先生倡导下，众人研究的结果，并非来自王瑶一人之功。但引人思考的是，王瑶是在何时、何种背景下，有如此“学术先觉”的呢？ 陈平原的记述是：“记得是1986年岁暮的一个晚上，先生让我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印的《学术动态》第279期。上面刊有他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的发言，题目叫《王瑶教授谈发展学术的两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引发此后的研究计划，也可说是此书的胚胎……”

    一种思想的形成、成熟，绝非刹那间的事。阅读此前王瑶的文字，多少会发现些端倪：1959年发表《“五四”新文学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1979年发表《现代文学中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1980年发表《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1986年发表《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等等。可见，王瑶对于“新文学/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外来影响”关系的关注，是持续几十年的，一旦他把研究转向现代“学术史”，这种着眼中/外影响、互动、促进的思路就水到渠成。

    其实，用王瑶自己的话说，这种眼光和视野，是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必然表现。抛开中古文学史、现代学术史研究不谈，单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这是王瑶在几十年学术生涯、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努力拓展的地方。在新时期到王瑶先生逝世的十多年中，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现代化”“创新”等关键词，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利用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的身份，引导研究界拨乱反正，回归现代文学研究的正途，探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对于王瑶先生的学术功绩，陈平原作过冷静分析：“世人都说王瑶晚年著述丰硕，成绩斐然，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在我看来，作为学者的王瑶，并没有尽力而为，以他的身体及精神状态，在八十年代本该有更多精彩著述。”他的理由是，“整个八十年代，王瑶新编撰的有以下三书：1983年编定、1984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的《鲁迅作品论集》；1988年12月拟定目录并撰写《后记》，1992年9月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刊行的《润华集》；1989年7、8月间编定并撰写《后记》，日后收入1995年北岳文艺出版社版《王瑶文集》及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版《王瑶全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

    陈平原的分析贴心而中肯，没有因为“为贤者讳”“为师者讳”而高推圣境，但谈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王瑶新编撰著述却不够准确，因为尚有第四种著作也在1985年交出版社、1990年6月印行，而这本书对于反映王瑶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努力非常重要，甚至是其他诸书无法相比的。这本书就是民盟中央组织的“多学科学术讲座丛书”之一种，列第三辑总第27种，由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及〈野草〉〈故事新编〉的争鸣》。

    《中国现代文学及〈野草〉〈故事新编〉的争鸣》，署名“王瑶、李何林著”，是两位先生的共同成果，但实际二人分工明确，该书前半部分“中国现代文学”为王瑶所著，后半部分由李何林所著。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共分五个论题，分别是：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特点；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三、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四、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历史与现状。这五个论题在书稿交出版社后，于1986年（4篇）、1987年（1篇）在刊物上陆续发表，曾作为一辑的主干部分编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本书未出单行本，第一辑收入这5篇文章，另有一篇《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但出版时间比后者收入《王瑶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早了整整五年半。

    这本书虽然不厚，而且与李何林先生合著，但对于王瑶显然十分重要。如果说八十年代新编撰的几种书中，《鲁迅作品论集》集中了作者几十年间、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对鲁迅作品的研究成果，《润华集》主要收录了作者的随笔、序跋等文字，那么此书则系统展示了王瑶在八十年代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思考。某种意义上说，此书与《鲁迅作品论集》，被视为王瑶八十年代新出著作的双子峰也不为过。因此，王瑶本人对这本书的出版非常关注。从笔者新发现的一通书信中，可看出王瑶的重视程度，现照录如下：

    罗洛同志：

    您好！我和李何林同志有一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的书，交由贵社出版，此稿交出已四年，初校校样交出亦已一年多，不知何时可以出版？经与责任编辑陈荣乐同志联系，据回信云他已退休，现在由您负责云云。此稿乃民盟中央多学科讲座之讲稿，此书究拟如何处理，望能示知，不胜感谢。

    耑此即颂

    时绥

    王瑶

    八月十日

    此信写于1989年8月10日，“航空”邮寄，收信人是上海古北路650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罗洛同志，寄信人署“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寄”，是王瑶先生的亲笔信。信中称“此稿交出已四年”，可知是1985年交稿。信中提到的二人，陈荣乐为此书责任编辑，“据回信云他已退休”，但此书1990年6月出版时，版权页仍印有“责任编辑陈荣乐”，可见已退休的陈编辑对此书出版做到了善始善终；另一人即收信人罗洛，原名罗泽浦，1927年2月生，四川人，其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负责人，之后担任过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至于出版单位，自然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该社位于上海市古北路650号（后迁至仙霞路333号），知识出版社是其副牌，此书出版时，正是以“知识出版社”印在封面、版权页。王瑶写信的核心意思，就是询问责任编辑退休后，出版社对于此书出版有何安排。其时，该书另一作者李何林先生已经去世（1988年11月），王瑶过问此事，既是催促图书出版，也是对已逝老友的一份责任。

    此书之所以被研究者甚至陈平原教授忽略，或许原因有三：一是此书乃民盟中央组织的“多学科学术讲座丛书”之一种，该丛书规模宏大，涉人文、社科、自然、工程等多种学科，此书列其第三辑总第27种，湮没在众多书中，客观上并不为研究者所关注；二是此书由王瑶与李何林共同署名，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并非王瑶先生之专书，多少有些轻视，殊不知此书“中国现代文学”部分虽规模不大，但五篇文章既各自独立，又浑然一体，实为王瑶先生八十年代精深之作；三是此书印数颇少，只有1500册，之后也无加印或再版，想来流传甚少，当不为研究者瞩目。

    关于文学研究，王瑶在1979年5月25日致王德厚（得后）的信中说，“我希望您能多写一点东西，可以同时有几个题目，各自可独立成篇，而彼此间又有不太紧密的联系。这样搜集材料时可以省时间，将来收成一书后又较有体系”。又于1981年1月7日致钱鸿瑛的信中写道，“选题宜集中于一定范围，似比上下古今打游击较好。人的精力有限，而在一定范围（某一时代、某种性质的论题）内各方面是有较多联系的，这样易于取得成果，也易于引起人们重视，得到同行的承认”。这样的意见，实在是自身经验的总结。在《中国现代文学及〈野草〉〈故事新编〉的争鸣》这本书中，“中国现代文学”部分五个论题既独立成篇，又互有联系，正契合这样的考虑。只是这本王瑶先生亲自致信催促过的书出版时，王先生已经去世半年，在那些慌乱的日子里，这本姗姗来迟的书也就更不为众人关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