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何仍需聆听“老科学家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重大的科技发展成就都深深镌刻着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印记。“爱听故事是人类的天性”，这既适用于文学作品，又适用于那些感人至深、激励人心的真实故事。在科技创新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聆听老一辈科学家的作风学风故事，既是一场对过去辉煌科研成就的回顾，也是一次深刻的荡涤人心之旅。

    2025年，中国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组织编写了《百位著名科学家作风学风故事》。该书作为2021年同样由中国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组织编写、广受好评的《百位著名科学家入党志愿书》的姊妹篇，通过315个真实生动的“大师小事”，展现出我国老一辈科学家严谨治学、淡泊名利、无私奉献、清正廉洁、简朴励行的高尚品格。在科技工作领域“破四唯”“立新标”呼声高涨的当下，这些看似已随着时间慢慢被尘封的“老故事”，仍是科学家精神的生动载体，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引领作用。

    声学家马大猷在面对20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理论声学家之一的理论时，敢于指出其理论存在的问题；气象学家叶笃正在教育学生时明确提出，“我喜欢敢于和我对话的学生，他应该有自己的见解，敢和我说‘不’，敢于向权威挑战”；生物有机化学家汪猷对待实验时强调不准“一锅炒”，如第一步达不到要求，一定要找出问题再做，绝不允许绕过困难，马虎对待。老科学家对待学术和科研的态度与精神，不断提醒后来者，科研工作中的任何一次“差一点”，都有可能在未来演变成无法挽回的“大失误”。

    在老一辈科学家的科研岁月里，淡泊名利不是轻描淡写的一句口号，而是一次又一次遵从内心的人生选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法国媒体刊出了一则题为《在中国科学的后面是什么？》的“公报”，第一次将钱三强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得知情况后，当即表示：“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绝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钱某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后来，国内很多媒体采访钱三强，多次有过把“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称谓用于形容他的情况。每次审稿，他都将类似的称谓统统删去；生物化学家王应睐，作为两项重大研究成果课题的协作组组长，倾注了大量心血，但是在发表文章时他坚决不同意署名，在报奖时亲笔划去了自己的名字。

    1952年，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在毫无防护设备的情况下，修复了一套被日军破坏的提氡装置，这次成功修复，既解除了放射危害，又为新中国制备出科研急需的第一个中子源提供了条件。但不久后，他的右眼因过于接近强放射源出现荧光，视力逐渐恶化，直至最终失明。面对这样的代价，他却说，用一只眼睛换取许多人的安全，值得，值得；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彭桓武，在生命的尽头列举清单捐出了他的此生所有——捐出遗体、全部积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等，用他的行动诠释了“奉献”一生的真实写照；20世纪50年代初，无机化学家徐晓白投身到新中国急需的技术攻关中。当时，我国日光灯生产主要依靠进口荧光粉，不仅价格昂贵且不易购得。徐晓白等人在国内最先成功研制出卤磷酸钙新型日光灯荧光材料，并将此技术全部无偿转交给南京灯泡厂。

    钱学森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深恶痛绝，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他曾提出七条治学与处事原则：不题词、不写序、不参加任何科技成果评审会和鉴定会、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兼荣誉性职务、上年纪后不去外地开会、不上任何名人录。这些原则定下来后，几十年不变，对谁都不开先例；曾担任四川炼钢厂的总工程师的冶金学家周仁，在亲赴美国购买电炉时，摩尔电炉公司要给他一笔佣金奖励他购买该公司的电炉。周仁婉言谢绝，并表示如果他们坚持要付，则可作为购买电炉的优惠，从总金额中扣除这笔钱；物理学家洪朝生针对某次学术会议的会议组给参会人员发了餐具等作为礼品，会后还组织去黄山旅游的情况，写信予以严肃批评。他在信中写道：“听说会议给每位代表发了不锈钢炊具、餐具，似不妥当。……另外游黄山三天也作为会期（所谓小组讨论）是不恰当的。……我认为我们务必着眼于为自身和后代创造符合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积极不懈地抵制不良风气，否则我们的国家将没有前途。”

    老一辈科学家虽然个人生活极尽简朴，但却想尽办法在困境中开拓出一片科研沃土。物质匮乏的年代，为了给实验室多添置一些设备，应用光学专家王大珩跑到“破烂市场”上，寻觅一些能够用在实验室里的“宝贝”。他在市场上淘到过物理实验用的旧怀表、高级电位差器、旧天平……他淘来的这些东西，大多数连卖主都不知道有什么用途，而王大珩却如获至宝。他把这些物品拿回来修理一番，很快便令“废品”成为实验室硬件设施的一分子了；天文学家王绶琯的女儿曾说，如果我不积极地给他去添置一些衣服，他不会有要求。只有一次他主动提出说想换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他的视力已经很差，表盘和针是同色，没有色差，他的眼睛就看不见了。即便自己的生活十分简朴，但王绶琯提出LA⁃MOST构想，完成LAMOST这样伟大的鸿篇设计，却基本上是靠工资支持，在自己家里做出来的。

    生物学家童第周的妻子叶毓芬也是一位知名的实验生物学家，论水平和资历，可以当教授。但是，由于夫妻二人长期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且童第周是叶毓芬的领导，童第周一次次把叶毓芬的晋升机会放弃了，因此叶毓芬一直都是副教授、副研究员。叶毓芬去世后，童第周流着泪对子女们说：“我对不起她，她工作成绩很出色，但由于我，她却未能升为教授。”应用光学家蒋筑英家的住房很小，一家四口挤在11平方米的房子里，外面的公用厨房有5个火炉靠着他家墙壁。每当公用厨房的炉子生火时，炉烟直往家里灌。一天，女儿放学回来又赶上满屋是烟，说：“爸，我同学家一点烟都没有，亏你还是个干部，房子住得这么小！”蒋筑英听罢告诉孩子：“心宽不怕房屋窄，少年有志不比家啊。”老科学家的进退取舍之道，折射出的是“有所不为”的克制和“有所不争”的豁达。

    继续推动净化科研风气、维护科研道德和科研诚信，既需要制度层面的建设，也需要精神灯塔的指引。科学家的优良作风学风在激励着科技工作者前行的同时，也正增添着新的时代注解。新的故事，正孕育在每一次伟大的科研突破中，酝酿于每一次个人利益和国家需要的冲突中，凝练于每一次“甘坐冷板凳”的坚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