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民族音乐沃土　解锁潮尔艺术密码

    在蒙古民族潮尔艺术的家族中，浩林·潮尔（Holin-Chor）与冒顿·潮尔（Wooden-Chor）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潮尔（Choor）在蒙古语中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声音同时鸣响之意。浩林·潮尔，俗称呼麦（khoomei)，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喉音艺术：歌唱者运用特殊的发音技巧，一人同时唱出两个声部，形成罕见的多声部形态；而冒顿·潮尔则代表了跨界潮尔的重要艺术形式，其吹奏技法奇特：演奏者首先发出酷似呼麦基音的持续低音，然后用余气吹出泛音旋律，从而创造出声乐与器乐相融合的具有二重织体结构的奇特音乐。呼麦和冒顿·潮尔在汉末已经传入中原。对于呼麦，中原人士称之为“喉转”（“转”通“啭”），而对于冒顿·潮尔，则称之为“笳”，即所谓胡笳。建安时代著名音乐家繁钦在《与魏文帝笺》中提到一位匈奴少年擅长“喉转引声，与笳同音”的歌唱艺术，这是关于呼麦最早的真实记录。潮尔艺术产生于古老而广阔的阿尔泰山区，在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中传响不绝；尤其是在张骞从西域将胡笳带回中原以后，在中原礼乐文化系统中也得以广泛传播，无论是在汉代，还是在清代，胡笳之乐都是当时宫廷宴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卫拉特蒙古族作为蒙古族的重要分支，其所传承的“潮尔”艺术体系——以呼麦、冒顿·潮尔为核心的声乐形式，不仅是民族文化的活态载体，更是人类音乐史上“一人多声”艺术的奇迹。长期以来，这种扎根于草原的艺术形式却因传承的口传性和所处地域的偏远性，相关研究大都停留在现象描述或零散记录的层面，而富有系统性与学理性的学术深耕则较为匮乏。哈斯巴特尔教授的新著《卫拉特蒙古族呼麦、冒顿·潮尔及其音乐研究》（下简称“《研究》”），以严谨的学术范式、扎实的田野调查为支撑，首次对卫拉特蒙古族这两种核心音乐形式进行了全方位的解码，填补了卫拉特蒙古族音乐文化研究的一项空白，为民族音乐学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范本。

    《研究》最鲜明的学术特质，在于其“田野实证”与“文本考据”的双重坚守。作为长期致力于蒙古族音乐研究的学者，哈斯巴特尔教授深知民族音乐研究的根基在于“在场”。书中所载的大量一手资料，均来自他历时十余年在新疆、青海、内蒙古等卫拉特蒙古族聚居区的实地走访。他不仅记录了不同地域的呼麦和冒顿·潮尔的演唱演奏技法的差异——如新疆卫拉特呼麦的“泛音清晰度”与内蒙古卫拉特呼麦的“低音厚重感”之别，更通过与数十位民间艺人的深度访谈，挖掘出艺术形式背后的文化逻辑。例如，书中详细阐释了冒顿·潮尔的演唱与卫拉特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关联：其悠长的音域与草原的空间尺度相契合，而节奏的自由性则呼应了游牧生活的不确定性。这种“从实践中来”的研究方法，使得著作摆脱了纯理论的空泛，充满了鲜活的民族气息。

    在内容架构上，《研究》呈现出“由表及里、由技及道”的清晰逻辑，构建了完整的研究体系。其开篇以卫拉特蒙古族的历史迁徙与文化融合为背景，厘清了呼麦、冒顿·潮尔的起源与发展脉络，纠正了此前学界将二者“混为一谈”的认知误区——明确冒顿·潮尔以“持续低音+旋律声部”为核心特征，而呼麦则更侧重“单一发声体的多音层次”。随后，书中运用音乐形态学的理论工具，对两类艺术形式的音阶、调式、节奏型进行了精准分析，通过谱例对比直观呈现了其音乐结构的独特性。更为可贵的是，著作并未止步于“技法分析”，而是进一步深入到文化阐释层面，探讨了呼麦、冒顿·潮尔在宗教仪式、节庆活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它既是牧民抒发情感的载体，也是民族身份认同的符号，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艺术表达。这种“技法—文化—精神”的递进式研究，使得对音乐的解读超越了艺术本身，触及了民族文化的核心。

    《研究》的学术突破，还体现在其对“传承困境与发展路径”的现实观照上。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冲击下，卫拉特蒙古族呼麦、冒顿·潮尔面临着“艺人老龄化、传承断层化、受众边缘化”的危机。哈斯巴特尔教授在书中既不回避这一现实，也未陷入悲观的论调，而是结合调研实际提出了极具操作性的建议：一方面强调“活态传承”的重要性，主张通过建立民间艺人档案、开设非遗传承班等方式，保护原汁原味的艺术形态；另一方面倡导“创新发展”，提出在保留核心技法的基础上，推动潮尔艺术与现代音乐元素的融合，如将其融入影视配乐、民族交响作品等，拓宽传播路径。这种“保护与创新并举”的思路，既坚守了民族文化的根脉，又为传统艺术注入了时代活力，体现了学者的学术担当与现实关怀。

    当然，《研究》在对卫拉特蒙古族不同支系（如土尔扈特、和硕特）潮尔艺术的对比研究上，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在运用跨学科理论（如人类学、社会学）解读艺术与社会结构的关联时，亦可引入更丰富的分析视角。无论如何，这部著作以其扎实的资料基础、严谨的学术逻辑、深刻的文化洞察，成为卫拉特蒙古族音乐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它不仅让这一藏于草原的“天籁之音”被更多人听见，更为民族音乐学研究提供了“立足田野、扎根文化、观照现实”的方法论启示——唯有真正走进民族生活的深处，才能读懂艺术的密码，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绽放出持久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