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说一个小插曲:
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奉调任职辽宁省委宣传部。部里同志告诉我,整整三十年前,安波曾主政省委宣传部和省委文化部,“说不定你现在的写字台,还是当年他用过的呢!”我说,我辈庸常,怎么能与安波相比? 他是革命前辈,大有功于红色音乐事业,是新中国音乐教育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他的崇高形象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在我还戴着红领巾读初中时,就和同学们一道唱《拥军花鼓》《兄妹开荒》,忘情地表演,吼着喉咙歌唱;可是,那时并不知道它们都是这位著名音乐家的杰作。多年以后,欣赏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由衷地叹服音乐组组长安波卓越的组织才能,同时也全面了解了这位有“小调大王”“民歌大王”之美誉的音乐家,在歌曲、歌剧、大型话剧等多个方面富有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的精美作品。
安波创造性地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借鉴传统与域外的成功经验,探索革命新文艺——新歌剧、新话剧、新评剧、新舞蹈、新音乐发展的成功路径;广泛发掘、培养、延揽各种艺术人才;尤其难能可贵的,他能以身作则,在多种音乐形式以及话剧、歌剧、评剧、诗歌等诸多领域施展其创作才能,获取杰出业绩。
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卓越的音乐家,天不永年,生命历程只有四十九度春秋,他像一颗耀眼的彗星,在大气层的剧烈摩擦中倏忽消逝,却在中华音乐殿堂和辉煌的艺术史册上留下了坚实的脚印,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生前与身后,他的口碑都极好,大家公认,他的理想信念坚定,忠诚党和人民,执著艺术事业,具有无私忘我的献身精神,从参加革命那天起,他就像一台永动机,时刻不停地运转,为革命事业长年勤奋学习、超负荷劳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二
文光耀世,众望所归。从山东到延安,从辽宁到北京,当代音乐艺术界许多知名人士,安波当年的老同志、老部下,共同怀有一个强烈的愿望——组织出版一部堪资反映这位出色音乐家、优秀艺术家和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的传记,精心探索其成长、超越、献身的光辉历程,一以彰显前贤,一以垂范后世。这样,就有了眼前这部《一路壮歌——安波的成长之路》的面世。
以写作名人传记驰名的散文作家王丽文,接到这份重担之后,首先感到使命的光荣、责任的重大;同时也深知任务的艰巨。其难度,除了传记本身要求内容翔实、准确,评价公允,而且应有文学性这一高严标准之外,还有两点特殊情况:由于传主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音乐、戏剧、舞蹈、诗文、外语等方面都有相当造诣,而且,同时又是一位担负相当高的职务的领导干部,这就要求撰写者兼具艺术专长与领导工作这两个方面跨度很大的视野、修养、知识、经验。加之,传主生前活动范围极广,从胶东到陕北,从解放区到抗日前线,从民族地区到工业重镇,从省会到首都,从机关到高校,从国内到国外;又兼其经历的多是战争年代、艰苦环境、简陋条件,即便在当时,许多资料已经遗失,何况已经辞世半个多世纪了,多数当事人都不在了,往事难寻,素材难觅。
而掌握素材又是传记写作的基础性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因而丽文一介入,便全力以赴,不辞劳苦,沿着安波的生命足迹,辗转山东、陕北、蒙东、冀北、辽沈、北京,实地访察,体验百年间的历史遗迹,感悟当时当地场景;通过访谈、召开小型座谈会、参加有关研讨会等方式,重点走访了数十位熟悉传主的当事人,其中许多都是当代知名人士和研究安波作品的音乐家、作家、评论家、导演等。在大量采集口述资料的同时,她还侧重于积累文字资料,总量多达三千余万字,其中包括约三百万字的极为珍贵的安波日记、学习笔记手稿,一百万字左右的安波作品,和各个历史时期的有关照片。
掌握海量素材之后,接下来的便是整理、鉴别、消化、吸收。这些“案上工夫”,同样也是艰巨而繁杂的。作者在全面浏览、粗晓内容的基础上,将搜集到的全部文字资料,进行“合纵、连横”,大体上以各个历史阶段的时间顺序为经,以传主活动范围、工作指向、创作实践为纬,将文字记述、口头资料与历史文献相互考校、印证,斟酌弃取,去伪存真。引用历史资料,一律以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为标准口径。
三
披览整部书稿,我觉得有四个突出的特点,也可以说是这部长篇传记的成功所在。
其一,资料翔实、丰富,写作态度谨严,确保传记的真实性。
人物传记属于信史,真实性是首要的、基础性的本质特征,绝对不允许凭空想象、随意虚构。因为所写的是历史或现实中存在的活生生的人,有确切不移的生平经历,有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活动范围,有无数的历史见证者,甚至当事人与亲朋故旧犹在,一切都彰彰在人耳目。为此,整个写作进程中,作者以多半时间与精力,用来搜索、分析、鉴别材料,从而为写好传记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二,实现史料真实与描写生动的有机结合,追求文学性与可读性。
观点与材料有机结合,关键处作“画龙点睛”式的议论。撰写人物传记,一向有“评说一方人物,激发千秋爱憎”的说法。概括性分析、提炼,抽象化的逻辑判断,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就本质来说,人物传记的观点,原是传主自己用行动“写”出来的。事关全局、事关本质的要事,对于传记起着支撑作用,作者总是力求写清、写够;同时,也能注重细节描写,因为它们往往能够反映传主的个性特点、人格风范、精神世界,有助于增强传记的可信性和感染力。
其三,运用散文语言,力避新闻化与公文化,体现文体意识的自觉性。
散文用语贵在创新,强调个性化,其强大的生命力是真情实感。作者虽然长期在机关工作,从事党史研究、撰述,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形成所谓“公文语体”和词汇的物化、固化、模式化。这得力于多年诗文创作的训练,使她读书、写作中能够在自身的语言机体内,分泌出医治种种语言痼疾的抗体。
其四,抓住人物基本特征,从社会环境中叙写人物,凸显传主的本质性。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物传记的写作,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所写人物放到他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去,真实、准确地描述人物的本质特征。按照这一原则,作者紧密联系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历史环境与斗争实际,抓住传主四条主线,展开多侧面、全方位的描写,凸显其本质特征:一是突出传主的特殊身份——既是优秀的音乐艺术家,又是党的工作出色的组织领导者。二是突出传主的党性原则——尽管酷爱艺术,视艺术如生命,但当革命需要的时候,他会立即放下研究工作,从事实际活动,像列宁所说的甘做党的事业、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三是突出传主强烈的人民意识、群众观念。四是突出传主言行一致的思想作风——安波有上百万字的作品(包括讲话、报告),能够率先垂范,说到做到,既是言者,更是行者。
四
《一路壮歌》创作过程中,恰逢辽海出版社策划、组织、出版面向广大青年读者的“成长”系列传记体文学丛书。他们慧眼识珠,发现这部文学作品后,立即把它纳入计划之中;而对于这部作品来说,则用得上两句古语:“欲渡河而船来”,“得其所哉”。
2025年适值安波逝世六十周年,出版社出于对传主的深情崇敬、衷心爱戴和对作品的赏识,高度重视本书的出版,并将其申报中宣部和辽宁省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项目。社里调动主力,精心安排,在讨论书稿时,社长会同编辑部主任、责任编辑一起,与作者开诚布公地交流、研讨,使之得以按时、保质地顺利付梓。即便是评论的撰写,也都是社长亲自出面邀约,足见其十分重视。
知道我要写评论,作者特意介绍:《一路壮歌》的编辑工作一丝不苟。阅读书稿以后,责任编辑在结构调整、史料利用、文字修改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凡有疑义,都与作者逐条核实;认真选取了最能反映安波精神风貌的照片;文本印制和装帧都很精美,文图并茂。出版后,辽海出版社又请著名的“金话筒”获奖者录制了有声书。
说是评论,比较粗疏,权作一段书话吧。概言之:传主完美,作品粹美,版本精美——三美骈臻,天道酬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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