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听众进入作曲家的世界

    您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先随陈允吉先生治唐代文学，1994年转入王水照先生门下治宋代文学。后来为何由“唐宋八大家”转为集中精力治苏？

    朱刚：“唐宋八大家”是唐宋“古文运动”的代表作家，所以我的研究选题实际上是“古文运动”。做博士学位论文时，为了集中精力，我把论述范围缩小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四家。这样，苏轼就成为我构思的历史进程（那也决定了论文结构）的一个落脚点，而有关苏轼的资料也最为丰富，自然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加上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来邀请王水照先生撰写《苏轼评传》，王先生命我合著，毕业后的几年时间里，我就埋头于“苏海”了。当然，后来我认为，要给“古文运动”的进程找个落脚点，苏辙是更为合适的，毕竟他才是“八大家”中活到最后的一位。不过，我个人的体会是，对苏辙的考察经常能帮助我更准确地理解苏轼。

    为了承担“苏轼精读”课程，您在读书治学方面是如何做的，可否分享一下？

    朱刚：设立名家或名著的一系列“精读”课程，曾是复旦大学在教学改革上的一个创举，事实证明其效果还不错的。既然是改革，主事者是鼓励青年教师去尝试的，因此我很顺利地申请到“苏轼精读”课程，与《苏轼评传》的写作同时进行。但上课与写作不同：在《评传》中，苏轼的作品往往被拆碎，含有我行文所需信息的字句被我引用；“精读”课则不能拆碎作品，应该带领学生去阅读完整的文本。那么，我只好按作者的生平或作品的主题，来收集和归拢这些文本，形成一组一组的文本组，每组呈现作者的某一个阶段或他在写作上的某一个专题，而包含的每一个作品又基本是完整的。这原是上课的需要，但后来也决定了《苏轼十讲》的基本面貌。

    再回过头来谈谈阅读吧。大学之前，您的阅读是怎样的情况？

    朱刚：我幼年的时候，基础教育不像现在这么“卷”，一般家庭对小孩子读书的态度，就是能读上去便读，读不上去就找个工作谋生。因此，我在阅读方面基本不受家长影响，而是跟着各阶段的语文老师，在他们的指引下读书。恰好初中、高中的语文老师都有较深的文史修养，于是我也逐渐产生了对古典文学的兴趣。那时候，在二线城市的新华书店，要找到古典作家的一个完整别集是非常困难的，相关学术研究的专著就更少见了。好在我的家乡（浙江绍兴）有个特点，就是到处都充满了跟鲁迅相关的东西，鲁迅的作品集和研究著作是很容易获得的，所以考上复旦大学之前，鲁迅大概是我阅读的核心，有关古典文学的许多知识，是通过阅读鲁迅而间接获知的。

    治唐宋文学期间，您的阅读发生过改变吗？能否谈谈阅读对自己学术研究的影响？

    朱刚：复旦大学的治学条件比较好，硕导、博导的个人藏书也时而能弥补图书馆的不足，因此我没有在研究生阶段阅读方面发生过明显改变的记忆。明显的改变发生在本世纪初我留学日本期间，那时候我学会了日语，能阅读彼邦的论著，发现很多学术成果尚不为国内学者所知，进行了重复的（却未必是更好的）研究。这个情形也可以理解，因为国内“文革”时期，学术研究基本停滞，而日本的同行却仍在不断推出新的成果。固然，“文革”结束后我们对“海外汉学”也有关注，但被介绍到国内的，往往是比较老的名家名著，或者跟我们有实际交往的目前在岗的新人新著，而与我们所谓“前三十年”相当的这一时期的学人及其成果，常被忽略。当年没有及时译介，现在去弥补的话又好像失去了时效性，这个遗憾相当大。既然缺少译介，那就只好去读原著，所以，留学促成了我在阅读上的一次可以说最大的改变。对于我的学术研究来说，影响有两方面，一是扩大了参考的范围，提高了自己研究的质量；二是为了吸收那些被忽略的成果，换句话说为了“补课”，我自己的产出有几年是很沉寂的。幸好我没有遇到“非升即走”政策对青年教师的“拷打”，复旦中文系的师长对我这个“老讲师”包容了很多年。

    有没有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老师？他们从哪些方面影响了您？

    朱刚：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自己从学的硕导和博导。陈允吉先生对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王水照先生对宋代文学尤其是苏轼的研究，我是自觉继承，并结合到禅宗思想与苏轼苏辙研究当中的。陈先生一文不轻出，无论是观点还是行文，都反复打磨，成熟后才发表。王先生对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非常包容，而且对学科和学术共同体怎样提升整体的水平有热情的关注和思考。值得提起的还有一点，就是王先生认为，学术上差十几年就是一代，而我比他小了三十几岁，所以他说：“你虽在我门下学习，但没必要效仿我，你在学术上真正应该步武学习，并争取与之对话的，是比你年长十几岁的学者。”他还给我指定了具体的学习对象，一位是本系的陈尚君老师，另一位是四川大学的周裕锴老师。后来，承蒙两位老师不弃，常予教诲。他们是硕导、博导之外对我影响最大的。

    愿意谈谈和王水照先生合作的《新宋学》吗？

    朱刚：2000年，以王水照先生为会长的“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开始筹建，《新宋学》是作为学会的会刊来创办的，出版经费则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承担。经费方面一度非常困难，近年比较稳定。“新宋学”这个名称来自陈寅恪先生，我们的想法是兼收文史哲诸领域有关宋代研究的论文，但因为我们能联系到的作者大多从事文学研究，所以还是以发表宋代文学研究的论文为主。作为普通集刊，优点是不限篇幅，长文短文都受欢迎；缺点是没有A刊、C刊之类光环加持，稿源不太丰富。

    《苏轼十讲》以十一个主题串联苏轼的生命历程，并将苏轼置于历史与文化的洪流中，上下观照，在作品与文献中捭阖出入，并作讲解，文字优美流畅。我们看到书中的苏轼是有血有肉、鲜活立体的，既能看到他因“乌台诗案”落魄黄州时的黯然神伤，也能感受到他豁达乐天、与百姓同耕同乐的质朴情怀，可以全方位地领略苏轼的跌宕人生与精神蜕变。您在写作时的状态是怎样？

    朱刚：我认为当代苏轼研究的历程，以1989年王水照先生发表《苏轼的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一文为变化的节点，此前苏轼主要被视为文学家，此后才被视为文化巨人而展开全方位的研究。至于我本人，则因为从事《苏轼评传》的写作，也不得不进行全方位研究。我曾不止一次谈及自己治苏的两点体会。一是苏轼绝不辜负他的研究者。他的成就涉及的领域之广令人惊异，而且喜欢思考、喜欢表达，所谓“不吐不快”，把心里想的都诉诸笔端。所以无论你想探究有关他的什么问题，大致都能在他的文字里找到自我表述。换句话说，除了惊人的创造力，他也把创造的内在秘密公之于众，只要认真阅读，读者必然有所得。二是“全才”的苏轼也给研究者带来许多困难。由于知识结构的限制，我们难以真正做到“全方位”地去追踪他在诸多领域达到的造诣。我自己的感受是，整个研究和写作的过程，就好像你始终跟在一个能力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人后面跑，经常望洋兴叹。当然，乐观地看，这也说明苏轼研究永远不会到达山穷水尽，难以开拓的程度。

    兼具学术性与文学性的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朱刚：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听话地按王先生的要求去做，就是向陈尚君老师学习如何尽量地掌握文献，向周裕锴老师学习如何准确地解读作品文本。至于我自己的行文，其实还做不到像陈允吉先生那么讲究，如果说《苏轼十讲》有一点文学性、抒情性的话，主要是因为这本书讲的是苏轼，顺着他的作品去解说，文字肯定不会太坏。

    您有枕边书吗？

    朱刚：讲真实的情况，离枕头最近的是手机。要说我近期喜欢读的书，则是朱迎平老师做的《渭南文集笺校》，若说多年来反复阅读，时时会去乞灵的，那是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

    读书有什么方法吗？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朱刚：没有固定方法。年轻时读书比较快，总想尽量多读；现在读得比较慢，边读边想。读学术著作，有时会做笔记，读作家作品（主要是宋人诗文），读到自己觉得好的，就尽量背下来。

    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朱刚：反复最多次的就是《谈艺录》了。当然，《苏轼诗集》《苏轼文集》也是反复开启的，但往往只找其中一部分。

    对您来说，学术研究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朱刚：我觉得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就像音乐演奏者，曲子是前人作的，我的工作是用合适的乐器，或者还要跟人合作，把那个曲子演奏好。我的成功，是引导听众进入作曲家的世界。

    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朱刚：我曾经很想见到鲁迅，后来研究苏轼，当然想见苏轼。现在我最想见的是陆游，因为我接下来的计划是做陆游研究。

    假设策划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会邀请谁？

    朱刚：设宴的话，我很想把王安石和苏轼一起请来，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和解了，或者还是会吵架？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会选哪三本？

    朱刚：《谈艺录》肯定要带着。其余两本，我想我会带一本印刷较好的碑帖，可以临写；再带一册空白的本子，好写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