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在大自然的课堂上完成我的作业

    从《西高地行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去有风的旷野》（人民文学出版社）到《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等，阿来几部自然文学作品磅礴的自然地理气象描写背后，饱含着他对大自然深沉的爱和眷恋，以及深切的人文关怀。他在贡嘎山脚下观察蓝色鸢尾，站在雅鲁藏布江渡口追忆牛皮船的历史，在跨越文学与科学的对话中，重拾散落在山川大河间生活的诗意。

    《去有风的旷野》收录的是阿来的十个行走往事。而《大河源》的叙事以黄河源区时代变迁为主线，从巴颜喀拉山脉的源头出发，沿着黄河的脉络与纹理，探寻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源。遥远的历史记忆与充沛的情感及想象相遇，创造了新的历史传奇。阿来就行走在这传奇中。行走的阿来真正融入了大地。他识得身边的花草树木，辨得出每一株蘑菇的名字，听得懂大地隐秘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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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您是突然起意为黄河立传吗？

    阿来：2022年，疫情期间社会有些停摆，又有大把时间，借这个空档，我想系统地走走三江源。这些源头都是空旷无人。过去也走过黄河，是一点一点地走，这次是从“黄河第一湾”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出发，经过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达日县，到玛多县，翻越鄂拉山一路朝下走，到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再返回若尔盖县。其间中断了一小段，又回去，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出发，经过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治多县、长江上游通天河、曲麻莱县，最后到了黄河源头之一的约古宗列曲。黄河全长五千四百多公里，这次走了三分之一还要多。

    两年时间行走，去年又把游历的经过写下来，前后用了三年。中间还有个副产品。有一次程永新打电话问：“你在干什么？”我说在野外，就录视频发给他。他说你这种行为倒是很治愈，能不能把行走的经历写下来，在《收获》开个专栏，相信读者也会喜欢。我前后一共写了十篇，发在“万物生”专栏。写的时候也有意把将来要写《大河源》的材料避开，只写周边的情况，后来结集出版了《去有风的旷野》。

    中华读书报：过去我们把这类文学称为行走文学。您大概是这一领域最专业、最持久的作家之一。

    阿来：我更愿意称它是自然文学。当然自然文学也是行走。行走本身就很有诚意。我喜欢深入地行走。过去我们的文学（古今中外）都是关注人多一些。历史也好，现实也好，主要还是人的社会活动。今天走到大自然当中，最重要的是了解地理和气象双重条件决定的生活多样性。

    行走当然需要专业。只写人是不够的，要求一定的知识储备。因为写作涉及很多生疏的学科，比如生物学，呈现的内容是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另外一种知识体系。除了行走之外，还需要学习。既要讲人，又要讲生物的多样性。写三江源，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生态的问题。生态失衡的原因除了大环境之外，人的活动过于频繁也是重要因素。怎么解决？ 人不能不活动。怎么节制地活动，怎么才能不破坏居住的环境，变成不仅对中国，对全世界也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华读书报：在阅读中我始终被一种情感的力量冲击着。您在文中表示自己“经常有想一直走下去的冲动”“不舍得离开”“还是不舍得离开”等类似的表述。很动情。

    阿来：写作必须要有感情，现在人们不容易被感动，太沉浸在自我中。写作是基于我们最基本的爱，爱人生，爱社会，更爱给我们提供生存质量的环境和大自然。你看到各种人类活动中展示出来的美好的一面，当然受鼓舞。看到自然生态被影响、被破坏，会感到痛心。文学当中的批评有一种是带有一点恶意，借此发泄内心的不平衡。我没有恶意，希望世界变美好。古人所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本质还是希望改进。看到好的就赞美，不好的就批评。

    写作仅仅对人文、对环境的认知是不够的。人的物质欲望无限膨胀，一味向大自然无限索取，会造成居住环境的恶化，暴露出很多问题，甚至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好的方面是整个社会对生态问题也有认知。更重要的是每个人的觉醒，学会真爱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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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写作这样一部关于自然的大书需要建构完整、丰富、开阔的知识体系，您是如何做到的？

    阿来：从唐朝甚至从汉朝人们就开始逐渐接近大河的源头，只是没有重大的发现。过去我们的知识主要还是人文方面，没有一套系统的科学理论知识。我二十年前就认识到自己的知识结构有很大的缺陷。人最重要的不是上学校，重要的还是在实践中、在现实生活中发现知识缺陷时通过自我教育，系统地、长时间地自觉弥补遗憾。我想我基本做到了。我在野外看到石头，知道它是多少年前的岩石，知道它是怎么形成的。人家说阿来认识很多花草——我不是知识天才，不是靠天天硬背，我是把知识当成生命系统来认知的。

    在行走中两相参照，可以迅速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考察。生活当中我会参加科学家的活动，也参加环保组织的公益活动，掌握不了解的知识，这些都可以得到自我提升。

    中华读书报：自然文学的创作其实面临更多的挑战。

    阿来：当然。一是知识的难度。很多人讲生态文学，去大自然中表了个态就说我热爱大自然。有一种写作是临时抱佛脚，搜集相关知识。如果没有地理学、气象学、现代生物学的眼光，就没有真正认知大自然，也没有打开生态问题真正的空间。大自然是一整套知识体系，只有局部知识会露出马脚。自然文学需要特殊的知识储备。我学习这些知识二十多年，学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写书；二是要放低身段，忘掉自己是自然界的统治者。如果在那里夸夸其谈，没有放下身段，也没有把我们当成大自然的一部分，不知道人类进步是自然演进的一个结果，写不好自然文学。必须把理论和知识变成思想方法的一部分，带着这些思想方法观察。

    中华读书报：您的几部作品知识点密集，信息量大，堪称百科全书。您如何看待跨文体写作？

    阿来：我们常说写作跨文体——学术界讲跨学科——就是希望解放过分拘谨的文体。文学遇到不同的书写对象需要不同的文体。我的表达对象需要什么就给它什么，这就是我理解的跨文体。文学界不太愿意写科学内容时，就会说和审美冲突。我们需要在题材方面有新的开拓。

    我认为今天才是需要文学创新的时代。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创新就是外在形式的突破。当然形式创新也是需要的。但是今天文学的创新需要往内在去，需要考虑把过去文学传统中不能涵盖的表达纳入进来。过去我们没有这类题材，可能会觉得困难——作家不就是克服困难的吗？ 所有行业的进展不都是靠克服困难吗？我也在不断尝试。最初可能会因为不纯熟带来表达的困难，所写的内容不属于文学惯常的路径，但如果总是待在舒适区里，文学创新就没有可能性。

    中华读书报：您的每一部作品既严谨又充满诗意。

    阿来：诗意来自我们对汉语言的理解，比如《诗经》积累起来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不能忘记、不能丢的。如果文学只剩故事和观念，就不是文学了。如果只要观点，看思想性的论文就好了，要小说干什么？ 所以写作还是要有美学的熏染、诗意的熏染。

    我充分认识到，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我不能忍受的是，我们在评价作品时说这部作品思想很好——能比哲学更有思想吗？ 说这部作品表达了巨大的真实——能比历史更真实吗？ 文学的理由、文学的合法性是什么？ 为什么有这些学科还要文学？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同时把思想、历史、经济、科学等东西消化了。文学就是诗意。归根结底语言还是作为工具，必须保持审美性。审美的核心就是保持真诚的、强烈的情感。自己都感动不了，怎么感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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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您的作品既讲了生态保护取得的成果，也没有回避和牧民生存之间的矛盾。类似这样的诸多发现，引发了您很多思考。但文章写得克制，并没有进一步阐释？

    阿来：我想点到为止。科学论据说，自然生态需要人类适度活动。适度在哪里，边界在哪里，还在继续摸索。政府也听科学家的，科学家又各自言之成理。但是今天的主流是，牧民和百姓承受很多损失，政府虽然有一定补偿，但和他们的损失相比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目前采取的解决生态问题的措施，科学界有不同的认知，有不止两种观点，也是逐渐摸索的过程。有些治理成功，有些也失败了，不光是当地政府和牧民的关系。科研也不是一蹴而就。科学也是不断试错的过程。科学技术上不可能在试验室，而是在大漠荒野中，在不同模式中的相互比较中完成的。

    很多科学家说：阿来走在了科学前端，我们做了什么阿来都知道。在行走的过程中我接触最多的是各种科学家。有些科学家在实验室，有些科学家是在山里，在冰川，在非常简陋的木屋里一住半年。你到那里不会认为他们是院士、是博士。

    中华读书报：您多次深入高原，身体力行地写作。这种“贴地飞行”的方式对您意味着什么？

    阿来：对我来说很好，首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关在健身房跑步，不如到名山大川里以广见闻。走进大自然的前提是读万卷书。书和路是互相印证的，书必须是现代科学的书。这就两全其美了。也是很现代的生活方式。

    中华读书报：《大河源》超越环保议题。您的写作始终有一种责任感，您希望通过《大河源》向读者传递怎样的自然观和文明观？

    阿来：我们有一种“题材决定论”。地震了写抗震文学。震能抗吗？环保怎么保？还是要思考人在自然中是什么样的地位。人本身是自然演化的动物，你也是自然的一分子。我们创造了文明，文明和我们的环境又有相互作用。有些好作用可以使山河更美丽，也有些可能引起负面作用，就需要盘点、检讨。文学应该有超越性。

    我的写作确实有一点责任感。大地赋予我们一切，我们回报大地。行走、写作的过程也是在教育我自己。如果别人读了也有教育意义，我也很高兴。我在大自然的课堂中，完成了我的作业。之前我没有系统认真地学习过，写作的过程也是自我完成、自我建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感受能力、认知能力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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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听说《大河源》已经是第四次印刷。写了这么多年，您一定掌握了写作技巧。

    阿来：那就是非常放松认真。自然放松有个条件，不是说谁有绝世天才，准备工夫要够。我二十多年前发现自己的缺陷，跟踪最新的自然科学体系。我做知识准备从来没有放松过。最重要的是，我用两年时间踏勘黄河源，准备是充分的，所以写起来不吃力。

    出版之后有一点流量也很高兴。原来我想写《黄河源》，后来改成了《大河源》。黄河确实是大河。

    中华读书报：很多地方邀请您去讲座，您总结自己的写作经验吗？

    阿来：文学经验已经内化在自己身体里了，不需要总结。过去我愿意讲，现在不愿意讲了，讲了也没有人真会这样去做，讲了也是白讲。讲也需要一种驱动，希望有效果。

    中华读书报：获得诸多大奖之后，您还在不断创新、不断写作，动力是什么？

    阿来：文学就是作家在不断地自我完成、自我建设。我的自我建设还在路上，就有写作的积极性。我觉得自己认知这个世界，必须找到新的方式，但我不拿创新作为自诩。写完这本书，向读者打开了一个世界，对我也是全新的世界。

    中华读书报：能不能说这本书某种程度上拓展了您的写作边界？

    阿来：第一次行走是在我老家，后来我发现有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找到了感觉。这时候我就想写作对于我来说是什么？

    写作对我来说就是自我扩张。我从很小的村子走出来，是我们这一代作家里没有上过鲁院、也没有上过作家班的极少数人之一。当时我还担心将来怎么办。也有朋友建议说我们做生意去，任何一条道路都比写作这条路更接近成功，但我确实爱上了文学，我对文字很有感觉，比对钱的感觉强烈得多。后来就读书、写作，30岁的时候出版过一本诗集、一本短篇小说集。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天也说深入生活、深入人民、深入大地，但是自己行走的过程中没有想那么多。

    写作对于我来说是什么？ 维特根斯坦讲语言即世界，世界的边界就是语言。如果我懂两种语言，可以更充分地认识到维特根斯坦讲这句话的绝妙之处。比如今天我用汉语和用藏语时，它们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宗教系统的语言和自然科学家的语言也有不同的形态，他们的世界也截然不同。一个地质学家看一座山跟藏族喇嘛看完全不同，好像不是在一个星球。所以我愿意写作，一点一点去开拓，把这样一个世界代入到生活中。

    在我的眼里有三重世界：一个是地质世界，现在地质界认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是6500万年前，以前都淹没在大海之下；然后是自然世界，花草、树木、动物；然后才是出现在青藏高原上的人。

    写《大河源》的时候，我把自己放在自然的演化史当中去考察。如果我们老是局限在血统当中，就不能看到更大的文化共同体。至少在面对自然界的时候，我们的挑战是自然界跟人类、地球的演进和人类的演进那种本质性的协调或者是冲突。这是全人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