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屋檐下

    一位知识女性的书中提到，在一次聚会上，一位女白领忽然提出：“谁在幸福地生活？”满座女士霎时黯然，可见这是个严肃的话题。

    差不多一百年前，作家丁玲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同名主人公，似乎早就回答过这个问题：“幸福不是在有爱人，是在两人都无更大的欲望，商商量量平平和和的过日子。”

    可小说通篇像是对这一答案的否定。莎菲外表矜持，日记里疯狂，充满了爱与死的念头，在两个男人间举棋不定。一位具有东方传统性格，真心爱她，却不够刺激。另一位是南洋华侨，风流倜傥，感情上奉行杯水主义，让她欲罢不能。莎菲一会儿亢奋：“我迫切的需要这人间的感情，想占有许多不可能的东西。”一会儿厌倦：“爱——无味的纠缠。”一会儿绝望：“多无意义啊！倒不如早死了干净。”小说最后是一声叹息：“啊！ 我可怜你，莎菲！”这篇小说1928年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当读者洞悉到这位五四新女性如此躁动的内心，不禁骇然：“爱你什么，莎菲女士？”

    传统女性形象之美，往往是用月光、星辰来比喻的，《诗经》中“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拜伦笔下“她走在美的光彩中，像夜晚皎洁无云且繁星满天”，温婉之美都与内心纯洁的气息相关，甚至连坚毅的个性也可以美丽动人。赫尔岑在《往事与回想》中描述过一位参加十二月党人葬礼的女性形象，“这个女人并不年轻，可是还保持着一种严肃、端庄的美的痕迹”，“她默默地抄着两只手带着无限哀伤的表情”，“在这样的静寂里，有两三分钟，她忽然俯下身子，热烈地吻死者的前额，说：‘永别了，永别了，瓦津朋友！’然后迈着坚定的脚步走进内屋里去”。这类直面苦难追求理想的女性形象在艺术中光彩照人，如列宾名画《不期而至》。当十二月党人妻子见到流放中的丈夫，不是问“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请求：“亲爱的，让我跪下来，先吻你的脚镣。你的泪水和微笑，我都有权分享一半。把我的一份给我吧，我是你的妻。”凄然而美丽，悲苦而高贵，超越国界与时代。作家陈建功新著《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中回忆说，当年他从煤矿回京城，见到雪地月光下接站的女友，想到的就是俄国十二月党人妻子。

    风度可以塑造，气质装不出来，它是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也是辐射外在世界的精神能量，或好或坏，越是关系紧密之人，越是深受影响，笼罩其中。加缪说过，“一个人总有两种性格，一个是他的，一个是他老婆给他的”，这话似有禅机，对两性都适用。像十二月党人妻子那样的圣洁光环常人固然难以企及，但假如满大街走的都是像莎菲这样的人，身上散发的只是“我要，我要使我快乐”的强烈个人欲求，那么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会是什么样子？ 万家灯火中的日子又如何过得安逸？

    当然，个性解放作为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促进了男耕女织传统生活方式的瓦解。茅盾肯定莎菲女士是中国“旧礼教的叛逆者”，鲁迅最早提出“娜拉出走后会怎么样”，认为真正的妇女解放有赖于经济独立和社会解放。然而，个性解放不仅是历史现象，也是一种精神生活，它会延伸至新的时代，敏感于新的思想苦闷。

    今天，“巾帼不让须眉”这句老话已经成为现实。除了某些特殊岗位，女性与男性基本上是在同一条赛道上比拼，共用一套社会评判系统，能够自立了，甚至可以出类拔萃了，这是时代的幸运。可一旦涉及个人婚恋情感，听说有些女士抱怨“好男人都去哪儿了”，就不禁感到诧异：环顾四周，这难道不是个概率问题吗？ 当女性可以在学业、事业上与男性同场竞争，甚至已超越在前，还有多少适龄异性能够遥遥领先呢？ 千百年来，传统文化浸润中那种小鸟依人、红袖添香的温馨或许让人怀恋，似乎仰慕强者才会有两情相悦之感，可如今早已“换了人间”！

    若从男性角度来看，婚恋道路也不平坦。男女平等共事，有了更多相识相恋的机会，但也意味着更大的压力。过去男子在外打拼，女子在家相夫教子，总还有些神秘感和优越感。但今天大家处于同样的奋斗目标和评价体系中，即使心仪的对象，也可以冷静地审视，互较高下。职场环境是中性的，人是理性的，过去看重的所谓男子汉气概，那往昔的浪漫，在这氛围中怎能不日渐敛抑，沉淀为隐秘的苍凉？

    毕竟，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新的时代须催生新的情感观念和婚恋模式，但幸福地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生儿育女，应是人类家庭永远不变的愿望。弗吉尼娅·伍尔夫曾告诫姐妹们：你们已经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该如何与人分享，“是你们第一次能够自己决定答案是什么”。这一著名箴言预见了历史的转折，却并未给出幸福的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