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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以经世：儒家治道及其现代意义》一书中，方朝晖教授对“德”“礼”“风”等核心概念的阐释，系统展现了儒家“治道”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政治学”的丰富内涵。我们得以看到，在看似“过时”的儒家词汇背后，隐藏着一种对人性更深刻的理解和关怀。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光谱中，关于传统的讨论往往被置于一种焦虑的二元对立之中：要么是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将儒家视为现代化的羁绊；要么是温情的文化保守主义，试图在故纸堆中寻找救世良方。清华大学方朝晖教授的新著《何以经世：儒家治道及其现代意义》（商务印书馆2025年出版），正是试图穿越制度的表层，去寻找那些支配我们行为的更为隐秘的力量。方教授意识到，与其执着于“中国为什么没有开出西方的‘政道’（政体）”，不如回过头来追问：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中，究竟是何种“治道”被历史证明是有效的？这种有效性的根源又在何处？
作为“软制度”的礼治
方教授敏锐地发现，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制度”概念来理解中国的治理传统。盖在西方，以法律为代表的“硬制度”（其特点是普遍、抽象、非人格化和强制执行）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基石。这与其“个人本位”的文化预设（费孝通所谓“团体格局”）是相适应的：社会由独立的个体构成，需要一种超越人情的、客观公正的规则来调节彼此的关系。然而，在中国“关系本位”的文化中，情况则大相径庭。“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这句俗语背后，是对一切“不近人情”的硬性规则的本能抗拒。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网络中，人们的行为逻辑始终受到具体情境和人伦远近的支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所倡导的“礼”显示出其独特的制度智慧。方教授将“礼”的本质界定为一种基于人情、尊重差异、富有弹性的“软制度”。礼的特征在于“分”与“敬”：它承认并尊重人与人之间因身份、角色、亲疏而产生的差异（“分”），并要求在这种差异化的关系中相互表达敬意（“敬”）。它“缘人情而制”，因而更贴近人们的内心感受；它诉诸舆论、传统和内心的“耻感”，而非外在的强制惩罚，因而更能激发人的道德自觉。因此，儒家坚持“礼大于法”，并非不要制度，而是深刻洞察到在中国文化中，一种能够获得普遍遵从的有效秩序，必须建立在人心的认同和情感的接受之上。礼正是这般将外在规范与内在情感相结合的制度形态。
这一论述，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非正式约束”（风俗、习惯、传统）比“正式约束”（法律）更为根本的观点不谋而合。它有力地回应了“儒家重人治、轻法治”的百年迷思，揭示了“礼治”作为一种独特的制度文明类型的内在合理性。当然，作者也并未否定法律的作用，而是强调一种“礼法合治”的模式，即法律必须植根于礼俗所代表的社会共识才能真正获得生命力。这种对礼治传统的再发现，对于我们反思当前法治建设中遇到的“水土不服”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启发意义。
作者还进一步揭示了“风化”如何作为儒家治道中一种动态的、弥散性的权力运作方式。他指出“风”在中国文化中绝非一个简单的文学比喻，而是一个蕴含深刻政治社会学意义的核心概念。它所指向的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从风效应”——即由于“关系本位”文化中人与人之间强烈的相互模仿、攀比和认同心理，导致某种观念、行为或情绪能够像风一样迅速传播，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或风气。这种风气一旦形成，便具有了某种“看不见的手”般的力量，影响甚至强制着个体的行为选择。儒家政治家敏锐地捕捉到了“风”的这一特性，并将其发展为一套成熟的治理技术。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以及孔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比喻，都体现了对这种社会心理动员机制的认识：一方面，统治者可以通过“观风”（采集诗歌、了解民情）来体察民心向背，把握社会脉搏；另一方面，更可以通过“移风易俗”，即树立道德榜样（德治）、倡导礼乐教化，来主动塑造社会风气，实现“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的治理效果。
通过对“德”“礼”“风”这三个概念的重新阐释，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儒家治道图景。在这幅图景中，最有效的权力不是来自君主的权杖或法典的条文，而是源自对“人心”的深刻洞察和巧妙引导。这种“以心治心”的治理智慧，构成了儒家治道区别于西方政治传统的根本特征。它或许缺乏现代法治的程序刚性，却拥有深植于文化土壤的柔和韧性。
儒家治道的现代场域
方朝晖教授在书中成功地解释了儒家治道在传统农业社会为何“有效”。一个可以继续思考的问题是：这套植根于“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土壤的治道，在面对已经发生剧烈地质变迁的现代社会时，究竟面临着怎样的结构性困境？
书中对“文化预设”具有长时段稳定性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即便在今日之中国，我们依然能清晰地感知到“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权重。但是，现代性并非只是器物层面的变化，它带来的是社会底层逻辑的根本性分化。如果说传统社会是一个由“家庭逻辑”主导的同质化结构，那么现代中国社会则已演变为一个由“家庭逻辑”“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这三种异质力量相互碰撞、挤压甚至撕裂的复杂场域。
借助作者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界定这“三种逻辑”，并透视它们在当下的缠斗：
首先是“家庭逻辑”，这正是方著所全力阐释的儒家治道的根基。其核心特征是“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正如书中所言，这是一种基于“关系本位”的秩序。在这里，人不是抽象的个体，而是父亲的儿子、丈夫的妻子、同乡的朋友。行动的准则取决于亲疏远近，维系的纽带是情感与恩义（“德”），分配的原则是非对称的互惠。这套逻辑在传统社会通过“家国同构”的机制，成功地上升为国家治理的元逻辑——皇帝是最大的家长，官员是父母官，法律都要遵循“亲亲相隐”。正如方教授所论证的，这是一种极具温情与韧性的“软制度”。
其次是“国家逻辑”，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石。其核心特征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与“非人格化”。现代国家将其治下的个体抽象为平等的“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行政依靠科层制（官僚制）运作。这种逻辑要求剔除一切私人情感与特殊关系，依靠冷冰冰但公正的程序正义来维持秩序。这正是方教授书中提到的西方“硬制度”的体现。
最后是“市场逻辑”，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重塑中国社会的最强力量。其核心特征是“功利主义”与“对称性交换”。它将人视为理性的经济人，唯一的纽带是契约与货币。它既不讲家庭的“恩情”，也不讲国家的“政治正确”，只讲效率与利润。它具有最强的“脱嵌”能力，不断消解着传统的伦理束缚。
儒家治道的现代困境，本质上就是“家庭逻辑”失去了“家国同构”的制度保护壳后，与现代“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发生剧烈排异反应的结果。在传统社会，由于“家国同构”，家庭逻辑（儒家治道）是唯一的正统，国家逻辑被家庭化（伦理化），市场逻辑被边缘化。然而，现代化的进程打破了这一平衡。中国近代以来的转型，虽然打破了旧的结构，却未能建立起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作为缓冲地带。这就导致了一系列后果：
一方面，“家庭逻辑”对“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侵蚀。作者在书中高度赞扬了“礼”作为软制度的价值。这在熟人社会当然成立，它有助于捍卫自由主义所预设的“无牵无挂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之外的儒家式“嵌入性的自我”（embedded self）。但在现代公共领域，这种“合乎人情”往往异化为对规则的破坏。当儒家的“关系本位”进入市场，就变成了排斥公平竞争的“拉关系”“走后门”；当它进入公权力领域，就变成了“任人唯亲”和腐败。“德治”的确是基于心理感应的权威，但在现代科层制中，如果官员依然像传统“父母官”那样行事，用私人化的“恩惠”来换取下属的“忠诚”，这恰恰是现代政治文明所极力避免的“家产制”复辟。我们看到的许多治理乱象，本质上就是“软制度”越过了它的边界，软化了本该刚性的法律底线。
另一方面，“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对“家庭逻辑”的残酷挤压。这或许是作者深为痛心的地方。随着现代法治和市场经济的强势推进，传统儒家所珍视的那个充满了温情、敬意和礼乐的“生活世界”正在坍塌。市场逻辑的“等价交换”原则侵入家庭内部，导致亲情淡漠、养老成为交易；国家逻辑的“原子化”管理，削弱了家族和社区的自治能力。方著中提到的“风化”机制，在传统社会是靠士绅和宗族来维持的，而在今天，随着这些中间组织的消亡，社会风气的塑造往往被资本操纵的算法流量（市场逻辑）或单向度的行政命令（国家逻辑）所取代，失去了那种“风行草偃”的自然与从容。
软制度的现代栖身之所
正是在这种“三种逻辑缠斗”的视野下，方朝晖教授的《何以经世：儒家治道及其现代意义》的深层价值才得以显现。方著的贡献在于，他用无可辩驳的学理证明：“家庭逻辑”（关系本位、软制度）不仅仅是传统的遗存，更是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的“基因”。只要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这种追求人际温情、讲究面子与关系、渴望群体归属的心理需求就不会消失。这意味着，任何试图单纯依靠冷冰冰的法条（国家逻辑）或赤裸裸的利益（市场逻辑）来治理中国的尝试，忽视了“人心”与“风俗”，注定会遭遇“水土不服”。
当然，儒家治道若想在现代“经世”，“软制度”必须找到它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的恰当位置。这个位置在哪里？我认为，在于构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在传统中国，没有独立的社会，只有“家”的放大。而在现代，我们需要在“国家”与“个人/家庭”之间，培育出一个成熟的中间地带，包括社区组织、行业协会、公益团体、学术共同体等。在这个领域内，儒家的“软制度”——德性、礼俗、面子、人情——可以大显身手。换言之，儒家治道的现代意义，不在于用“软制度”去取代或软化现代法治的“硬约束”，而在于为冰冷的现代制度填充一个温暖的伦理内核，并为其划定边界。
方朝晖教授一直强调“修身”的重要性。在现代语境下，这种修身的意义或在于培养一种能够自如穿梭于三种逻辑之间的现代中国人——在法庭上是尊重规则的公民；在生意场上是信守契约的商；在家庭和社区中是重情重义且不进行道德审判的君子。这种人格的分化与整合，或许才是“内圣外王”在今天的真实含义。回过头来，在这部佳作中，方朝晖教授对“德”“礼”“风”等核心概念的阐释，系统展现了儒家“治道”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政治学”的丰富内涵。我们得以看到，在看似“过时”的儒家词汇背后，隐藏着一种对人性更深刻的理解和关怀。在一个日益理性和冷峻的现代世界里，切莫遗忘了那份源自文化母体的温情与敬意，当是“经世”的真正底色；而如何在现代逻辑的丛林中，为方著发掘的“治道”开辟出一片能生存且能蓬勃生长的制度空间，则是我们这一代学人必须继续回答的“何以”之问。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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