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哲的“仰望星空”与中国哲学的“观象于天”

    许多人都听说过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的故事。据说，这位先生整日仰望星空，结果不慎掉到水里。一位女仆便嘲笑他：你渴望知道天上的事，却看不到脚下。

    这个故事已经成为讥讽哲学家们呆傻愚笨的一个经典案例。但是，苏格拉底不这样看。他说：任何人献身于哲学，就得准备接受这样的嘲笑。他确实不知道邻居在做什么，甚至不知道邻居是不是人，但他对什么是人、什么力量和能力使人与其他生灵区别开来，会竭尽全力去弄懂。

    另一位哲学家培根则试图通过这个故事去揭示“道不离器”的道理。在《学问的进展中》，培根写道：“如果他低头或许也可以在水里看到星空，但抬头时他在群星中看不见水。因此，通过低下细微的事物常常可以发现伟大的事物，通过伟大事物发现细小事物却没有这么容易。”

    故事总是充满隐喻，阐释总是具有歧义。对故事的阐释，更是充满歧义与疑义。有人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所谓文本与阐释的开放性，有人则认为这是产生价值相对主义的根苗所在。那么，怎样才能达致阐释的一致性与价值评价的恒定性呢？ 有人便提出：还得回到泰勒斯那里——因为星空不仅是唯一的，而且不会扯谎。

    显然，泰勒斯的故事隐喻着一种看待事物的根本方式，那就是以自然为最高的衡定标准。因为有这样的认知信仰，他才整天盯着星空凝视，以求从中发现人世间的自然准则。在中国哲学中，将他这种行为叫作“观象于天”。

    关于“观象于天”，我在郜同麟先生校注的《老子化胡经》中见到一句极富意蕴的话：“谁谓天高，悬象可标。”意思是说，尽管天非常高，但因为悬置着天象，故依然可以标识和认识。古人认为，“天”是看不见的；所能看到的，只是“天上的事”，即“天象”。这就叫“在天成象”。对此，东汉时期的学问家荀爽解释说：“日月星辰，光见在天，而成象也。”北宋思想家张载则说：“人鲜识天，天竟不可方物，姑指日月星辰处，视以为天。”南宋思想家张栻又说：“仰则观象于天，如观其日月星辰、虹霓云雾，皆取其自然之象也。”诸如此类的话，都指向一个意思，即人们所看到的天，其实是日月星辰、虹霓云雾，也就是自然之象。因此，“观象”不仅是认知“天”的唯一途径，而且是规划“人”的根本依据。只有依照天象做事，才符合自然之理。由此出发，思想史上所谓自然主义或自然法思想，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云云，也就出现了。

    从世界范围看，人类精神创造与知识系统的形成，应该都起源于这种对星空的凝视。维柯说，全世界所有民族“都从天空去观察天地约夫的容颜，从他所降的预兆里接受他们的法律，他们把这些预兆看作天神的告诫或命令。这证明了一切民族都生来就相信天神的意旨（天命）”。在《维柯讲疏》中，信奉自然主义的列奥·施特劳斯说：“神学像占星术一样，都是说话。占星术说的是星辰，星辰告诉人们的是什么。神学不是关于诸神的科学，而是关于诸神所告诉人们的东西，说出其神谕。”在《人文科学的逻辑》开篇，不信奉自然主义的卡西尔则说，“我们几乎于所有伟大的人文宗教传统中都能找到对天体仰慕的情形”；通过对天体的仰慕，人类“把自己超拔起来，而活跃地自由自在地对存在之整体作广泛的直观”。这就是说，千万不要小瞧仰望星空，它不仅预示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发端，还预示着认识的提升，映现着人类面对自然时的主动沉思——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胡话。

    不消说，泰勒斯的故事还有另一个隐喻的面向，那就是揭示了古希腊主流哲学家们的思维特点。这种特点在于，他们一心一意只想仰望星空，故意不去脚踩大地。卡西尔说，这是西方两千多年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渊源所在，有人甚至将其称之为“西方文明的北斗星”。

    这种思维方式作用于学术研究上，必然会突显数学与几何学的主导地位。列奥·施特劳斯说：直到17世纪，亚里士多德都一直是经院学派的大师，但由于新兴的近代自然科学是一种数学式的自然科学，因而与同样是数学属性的柏拉图的自然科学发生契合，进而导致哲学上柏拉图的地位超过了长期占据哲学王位置的亚里士多德。

    施特劳斯还总结说，数学在柏拉图那里居于首要位置，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却居于从属位置；柏拉图属于永恒理式一元论，亚里士多德则属于既有形式又有质料的二元论。但是，这不等于否认两位大哲本质上的一致。正如卡西尔所说，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概念是建立在柏拉图的“理念”之上的。“因此，就在亚里士多德最致力要离开柏拉图的这一关键上，他也正好显得最倚仗柏拉图作为前设。”用伽达默尔话说，就是“亚里士多德比起人们所认为的更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

    总之，他们像泰勒斯一样，只想仰望星空，不愿脚踩大地。维柯说，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是“一种从共相推出殊相，而不是综合殊相来得出共相的方法”。从共相推出殊相，当然是对的，但由此而隔绝从殊相中看出共相，就未必妥当了。上面所引培根那句话的精义，在此；泰勒斯掉水里所隐喻的精义，也在此。

    由于瞧不起殊相，所以柏拉图像泰勒斯一样宁愿掉到水里，也不愿脚踩大地。很不幸，历史就属于殊相。因此，在《历史阐释：从孔子到汤因比》一书中，英国作者奥尔本·格雷戈里·韦杰瑞写道：“任何想要从柏拉图的著作中得出一种易于理解的历史观念的尝试，都将是十分困难的。”直到康德，其哲学作品还“几乎完全是形式化的和抽象的”。康德不喜欢处理经验性的话题，对历史事件和伟人也漠不关心，未曾在历史哲学领域付出太多心血。韦杰瑞全面而扼要地梳理了中国、印度乃至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历史观和史学观，多有与施特劳斯《维柯讲疏》的相合之处，表明单纯地仰望星空、排除殊相，造成了静观与流动、形而上学与历史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对立。二者的斗争，在19世纪的历史主义思潮中达到高峰。因此，即使偏于强调殊相的哲学家，例如德国的狄尔泰、文德尔班，也如马尔库塞所说，其开始把握历史世界时，同样以先验唯心主义为根基。

    与之相反，中华经典《周易·系辞》在强调“仰则观象于天”的同时，却紧跟了一句“俯则观法于地”，接下去还跟了一句“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这就把仰望星空与脚踩大地都照顾到了。赫西俄德的《神谱》说，坤母乾父共同完成了世界的建构。如是说来，一味地仰望星空，显然忽视了大地母亲的作用，而中华哲学则弥补了这一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