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沈从文的青岛经验

    沈从文的文学足迹遍布湘西、北京、上海等地，但真正显示出实绩是在青岛的两年间。他三个星期写毕《从文自传》，并在此储备了写作《边城》的精力与灵感。自言完美作品多完成于青岛、海洋放大了他的人格，无疑提示着滨海经验的重要影响。对此，已有研究者关注到沈从文的青岛经历及其创作质量的提升，亦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青岛/青岛的海怎样作为一种认识媒介在他的经验中生成意义。正如与作家个人经历无关的小说也有“本事”可考，探析创作的发生首先不应绕开青岛及其海洋本身如何作为具体的语境。

    青岛的现实图景

    事实上，与其说沈从文借助青岛海洋转换并重构了湘西经验，不如说是青岛的现实图景塑造了沈从文。1924年，中国气象学会作为中国最早的自然科学学会于青岛诞生。青岛观象台在1928年组建中国第一个海洋科学机构；两年后又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海洋刊物《海洋半年刊》。第一座由中国人设计建设的水族馆便是在蔡元培与蒋丙麟、宋春舫等业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于1932年落成。时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的杨振声也提出打造中国“海边生物学之中心”。沈从文正是在这样的科教氛围下入职。杨、沈的友谊不需多言，宋春舫的名字同样出现在数十年后的作品；另按当时的报道，与赴崂山的杨、沈等一同出发的队伍即是去往沙子口采集标本的生物系师生。沈从文上世纪60年代将解放前的青岛历史描述为“外有帝国主义压迫，内则畸形繁荣发展”，即精准道出了外国垄断青岛商贸的本质；对人事细节的了然，也说明本人具备相当的知识基础与可作依靠的事实数据。

    适宜的地形温度、绝美的崂山风光、相对稳定的住所与社会环境让沈从文获得了得天独厚的生存体验。“青岛海边山上均给我极好印象，也从自然壮美中得到极多启发。”青岛如一个三面环海的公园，对来自内陆山城的沈从文自是耳目一新。与友人彼时的通信，他说这里只有春与秋，海水极明丽，并在日后的青岛修养多次提起，晚年仍念及自己“一到海边，就特别舒适”。六次登临崂山，他得以稔熟棋盘石、白云洞、华严寺等名迹的位置，同巴金、卞之琳等人在山上闲聊与嬉闹增进了彼此情谊，独步之余还寻觅到“崖壁”与“白玉兰”等独有的记忆。淞沪会战后，战争的火焰即将蔓延至此；但总体情境不动荡，在沈从文看来甚至有些“过分安静”。他居住的福山路3号，门口便是汇泉浴场，退潮后肉眼可见七彩螺蚌，在楼上可以望海与观天。张兆和应允沈从文的追求而于1933年一同来到青岛，更为他的海滩生活添上一抹情感亮色。《青岛游记》的感慨看似触景生情，实乃唤醒了沈从文二十年前的斑斓印象。

    海洋想象

    多维语境相互映照，为沈从文在形式中想象海洋创设了可能。檐溜、河流与大海在上世纪30年代是“水”的同义指涉，四十年后，他再次提起云影波光的启迪性。孤坐崂山的太平角观海，既是一脉清波的情感来源，也是捏塑“水云”的形式背景；至故地重游，海的影响终远超一切大小河流成为一种原点性经验。由此审视《三三》和《边城》，小说开篇对于水流的着笔尽显自得又细腻可感，乃前者正沉醉海洋语境而后者还未走出青岛海滨的情感结构。理解以方位勾勒为前提的《油坊》在《阿黑小史》出版时收入篇首，需从沈从文自山坡住处向远方望去这一现实的写作空间出发。《从文自传》的前几章回顾湘西的流血史与辛亥革命的经历，不能脱离1932年前后的战时情形；他能够对此较从容地讲述，亦要考虑到其所在海边清宁且相对平和的气象。这样，对于《八骏图》的起领就不能仅捕捉到性爱隐喻。“黄花”不一定暗喻俞珊、周铭洗等真实女性或与“偶然”对号入座，它可以是小说内展开的毗连性想象。互文性文本中云海的变幻，女孩手里的黄花、白杨林边穿黄绸袍子的女子以及崂山的白玉兰、百合花等，都与之存在或明或暗的连属关系，巧妙转喻了“将海上的光景仔细描绘一番，寄给远在南方千里的女孩子（张兆和）”等生活情状；更切近沈从文运用的联想、比喻等描绘方式，与其“从青岛温和阳光吸取了用之不尽的力量和感情，都反映在多个篇章中”的所指。

    《凤子》集显示出现代性与民族反思毋庸置疑。但立足沈从文实际的青岛生活，可以发现，客人、绅士及其态度等不仅是他在年龄、思想等方面的分身，而且有中山公园老花匠和崂山老法师作为原型。关于科学与哲学的争论，也不能单纯默认为传统与现代的分野，应回到青岛的经济场域。“一切城市的存在，大部分在交通，物产，经济的情形。”这三方面恰恰是海岸经济的优势。安排身居滨海的城市中人前往镇覃，由总爷说出农村根基的动摇出于经济原因，有助于揭示地方技艺与现代科技的相异及价值。也就是说，对港口贸易与水乡商业的不同认识，激发了沈从文重新思考湘西传统的伟大与堕落。不以该语境为参照，极易将空洞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嵌入小说。这一意义上，“忘掉都市”实则是青岛海滨成为湘西故土的互义表达；看似割裂的第十章亦和前九章相通，即从自感到思索范围扩大至获得感官的崭新经验，始终与海洋的教育密不可分。

    正是现实语境与主体想象的深度交融，促成了1930年前中期沈从文小说的感官诗学创生。如果说《从文自传》在海的洗礼中完成了情感重认，那么《月下小景》则是对“抓定宇宙风度”的形式落实。整篇小说如《水云》的自白，除去不必要人事感慨而放大生命的纤细感觉和荒唐想象，使我们仿佛抽离现世时空只感到叙述者的文字、小砦主和女孩子的言语及其行为本身的官觉分量。故较之认为小说有意抹掉苗族痕迹，更准确的说法是故事场所本不在湘西，而是青岛的月夜与崂山；主人公不全是苗乡男女的写照，应是沈本人依求爱不得的内心的自觉设计。小说于后来的作品和受访中多次被提起且居前位，已然为沈从文默认的范本；而这些回忆又无不在青岛的语境下。海潮涌动是经验媒介更是事实所在，他数次表示想去往福州，也首先在于它是中国的临海城市。基于此时期的动态体验进入沈从文的情感世界，可进一步明晰“一切溶解在光影”和“万事不易凝固”等认知方法、文学装置形成的现实基础，进而对其在《抽象的抒情》的所处状态做出更贴合的阐释。

    实践的限度与启示

    当然，这不是否认青岛作为沈从文的认识媒介。实际正如《月下小景》在展现出语言感官化创造的同时，也限制了主体的外部延展；青岛或青岛的海，在沈从文这里更多是自发而非自觉意识到的历史性语境，亦即一种即时性的体验场景，与之同频的始终是他本人情感。青岛被赋予起源性意义是因其所在的两年间“绿而静”，物质得到保障又收获爱情，封闭环境与安逸体验保护了主体的本体性安全，当前的矛盾能够暂时缓解，过去的创伤或未来的困惑也可因“目前”的生活幸福搁置。一旦战时语境打破了这样的平衡，文学想象难免陷入轇轕。日军轰炸与情欲纠葛中诞生的“看虹摘星”系列小说陷入叙述解构，内战背景与舆论漩涡中探索的《雪晴》四部曲最终以未完成收场，正是无法有效处理语境与形式关系的必然结果。而且，这种高度私人化的“实感经验”过于诉诸主体的感觉能力；海水可推其浮沉和位置，抽象超越常识与感觉，“不免有点恐怖起来”，如同对官能的自信也会遭到“偶然”威胁。“我有我自己的尺寸与分量”是经验亦是局限。即便当沈从文转向文物研究，逐步培养起历史唯物意识，认识到生活、工作与劳动的现实意义，然而重新面朝大海，无论是“温习过去，叙述当前，商量明天”的反思，或者“检查过去、分析当前、商量未来”的受教育路径，本质依旧迂回在《水云》中“重新有会于心”这一症候性结构，没有认识到自我根本是历史的，理解实践经验在社会的总体性意义。难以克服私我而触及其时语境的人民性逻辑，注定其创作的重启失败。

    当前，海洋文学在中国如日方升。沈从文的实践限度启示我们，以为刻画海洋不过是一时所感的表现与反映，最终会为个人经验桎梏。借力不如内己，诚如音节也解决不了文字形容山海无力的困境；我们应当承认沈从文再顾青岛的学习态度，可是，彻底割舍已成束缚的经验，不以个人感受简单代替大众感受，“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才是成长为一名人民艺术家无可逾越的路径。而青岛体验向战争语境变动也警示我们“没有绝对安全的室外桃源”，建立普遍安全的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新时代的海洋文学有必要站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高度，把握海洋的历史流脉、时代价值和作为公共空间的广阔可能；以人民情感为纽带发掘、书写海洋资源背后的历史与现实、人类与个体、世界与民族等多元交汇，传播彰显中国精神又是世界共同经验的海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