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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在电话里和法语翻译家李玉民老师沟通过，他声音洪亮，思维清晰，让我差点儿怀疑起他的年龄。
面对面聊天的一个多小时里，他滔滔不绝地聊起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翻译故事，他用一生的热情和坚守，在跨越语言与文化的长河中，当了一位摆渡人。他的身上集中了译作《三个火枪手》中达达尼安的勇气、阿多斯的沉稳、波尔托斯的诙谐以及阿拉密斯的随性。
很少在一位耄耋老人身上，还能看到如此蓬勃闪耀的少年之光。
译著载情
2024年，中法建交60周年。时光萦绕，距25岁的李玉民踏上法兰西的那一刻，已经过去了六十年。1964年中法建交后，两国启动互派留学生的文化协定。李玉民被选定为新中国第一批留法学生，前往法国雷恩大学学习。在此之前，他在北京大学法语系和三年一期的高级翻译班里学了8年法语。
喜爱文学的李玉民，在法国阅读了大量经典名著。雨果、伏尔泰、狄德罗、莫里哀、纪德……当时在国内所学的法国文学知识只涵盖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许多法国现代和当代作家的作品是李玉民在留学期间才了解到的。他见到了更为宽广的法国文化世界。
“我手表都没有，但回国的时候，我带了两个大箱子，里面都是书。”回忆起60年前的情景，李玉民眼睛里依旧闪耀着兴奋的光。
在北大读书时，李玉民受教于一位和纪德交往过的教授。教授曾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翻译《红与黑》，他提出暂停教学两年，潜心翻译，却被学校拒绝。这件事，在从小喜欢文学的李玉民心中种下了翻译的种子，他当时的第一职业是留校任教，自己虽然当了五年班长，但成绩并不是最优异的。“我没资格留校，就想，要是能翻译一本书的话，这辈子就知足了，也算没白学法语。”
1966年，从法国回来的李玉民在五七干校里待了十年，从湖南到江西，挑大粪、赶水牛、耕水田。此时此刻，出版译作，比达达尼安渴求的那身火枪手红色制服还要遥远。李玉民将从法国带来的书找出来，偷偷练习翻译。
他出于个人喜爱翻译了司汤达的《帕尔马修道院》，为日后正式进入翻译领域打下了重要的文字功底和经验基础。当他正式出版第一本译作《缪塞戏剧选》时，已经过了不惑之年。此后，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他的法国文学翻译之路就此打开。
回想昔日，李玉民悟出了一个道理：“什么叫天赋啊？ 就是在无事可干的时候，干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这就是一种天赋。”
在法国文学与中国读者之间，李玉民翻译了超过三千万字的译作，以文学架桥，将许多文学瑰宝引入中国：如《缪塞精选集》《拉封丹寓言》《青鸟》《梵高传》《法国戏剧经典》等等，滋养着几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其编选主译的《缪塞精选集》获2000年国家图书奖，翻译作品《忒修斯》获《世界文学》杂志2000年度“思源”翻译奖二等奖，《上学的烦恼》获2010年第二届傅雷翻译出版奖。
他的译作就像《巴黎圣母院》钟楼里的钟声，吸引无数读者走入了法国文学的殿堂。
三分译，七分作
李玉民翻译《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时，有一段小故事。
20世纪80年代，河北教育出版社准备出雨果全集，有两个重头戏，一个是《巴黎圣母院》，一个是《悲惨世界》。本来安排李玉民翻译《悲惨世界》，但才交给他不久，就有一位雨果研究专家要翻译《悲惨世界》，所以翻译《巴黎圣母院》的事情就落到李玉民头上，但后来不到一年时间，经过出版社协调，《悲惨世界》也由李玉民翻译了。
这两部巨著的中译本已有珠玉在前——管振湖的《巴黎圣母院》（上海译文出版社），李丹译、方于校译的《悲惨世界》（商务印书馆）。面对前辈们的成果，李玉民更觉得自己得要有突破性的东西，“不能和别人比，和别人比，是逞强；你得和自己比，和自己比，是要强”。他在每一个章节、每一个句子，甚至每一个词上都下足了功夫。“再简单的一句话，我都不能随意处理。”在翻译中，他也形成了独特风格，流畅性和文学性并重，突破直译框架，勇于创新。“我希望读者能一看就知道，这是李玉民翻译的”。
早年间，进行大量的翻译练习时，李玉民发现了过去一些译本的一个通病：对话拗口。“叙述语言还可以，但对话不行，就跟背书似的。那个时候，觉得我要翻译的话，我得像中国人一样写，像中国作家写作那样才对”。
过去没有资料参考，李玉民就自己一句句翻译，然后和老译本对照，再不断寻找“更对味儿的话放上去”。他的努力方向不是单纯地翻译出文字的意思，而是“要做出有汉语特色，有中国文学作品特色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三个火枪手》最早的版本，1986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当时的译者除了他之外，还有孟鞠如和顾微微。这是一本缩写版，书名叫《双剑勤王录》。
李玉民翻译大仲马时非常顺畅，被称为通俗小说之王的大仲马语言生动有力、对话灵活机智。“他的叙述语言就像对话似的，我翻译时觉得不能断气儿，所以我主张气韵断句，而不是语法断句。这样翻译下来，大家还是很欢迎的”。
翻译大仲马的经历，让李玉民更加认定，翻译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创作，是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以最恰当的汉语写出来。之前有其他翻译家提出翻译是“七分译，三分作”。对此，李玉民认为应该是反过来，“三分译，七分作”。
在这根翻译准绳下，李玉民的译作中，诗化的语言信手拈来：“人总以为占有，殊不知反被占有”（《窄门》）、“我飘飘无所似，不过幽幽一身影。”（《暗店街》）、“外界事物纷至沓来，我敞开所有感官接纳，来者全是客。”（《人间食粮》）……
他在翻译过程中创造了出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除去让读者看到译文外，还能产生一种舒适的亲近感。他坚信，翻译不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而是文学和艺术的转换。“法语有它的思维结构，加上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情感，这些东西浓缩在一起。你翻译的时候，要一件件把它们拆出来，再重新用汉语进行创作。有的段落，可以用文字对应翻译，但有的绝对不可能对应。”李玉民说，“这个时候，就必须发挥汉语的优势和特长。你要让原文的意思一点也不欠缺，就得用最地道的汉语、最有表现力的句式翻译出来，写出来”。
李玉民觉得，如果中国读者看了自己的译本后，会产生愉悦的文学享受或者受到心灵启迪，那身为文学翻译的心愿也便达到了。他深信经典作品的价值和力量，经典著作是永不消逝且不断增值的精神力量。
随心随性，身心合一
无论是教学、翻译，还是生活，李玉民都是一个爱打破界限的人。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分院（即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前身）教学时，没有教材，也没有参考书，李玉民将手里的法国文学著作拿来，自己动手做教案，然后和学生在课堂上进行讨论。他的教学方式十分自由：将文本一段段拿出来，大家一起研究和探讨怎么理解、怎么翻译。学生各抒己见后，他再将自己的译本拿出来参考。——这在近五十年前，是开创性的教学方式。
他认为，翻译也是个打破一切的过程。李玉民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像过一座桥，不管用什么方式，先过了桥再说，哪怕过完桥把桥拆了也没关系。经验和智慧，就在无数次过桥的过程中逐步累积了。
不会用电脑的他，多年来都是手写译稿，甚至在退休之后，开始了“站译”。久而久之，李玉民发现久坐带来的颈椎腰椎毛病都没了，就连腿也强健了许多。除了有点耳背，眼睛有轻度近视外，他的身体很健康。在北大念书时，李玉民参加过武术队，有太极基础的他还自创了“舞蹈太极”。
他现在的工作时间很随性，“有时候晚上醒了，我会直接起来工作，随时进行。”李玉民说，“我吃饭的时候就站在那儿边吃边翻译，两小时吃一顿饭，等于干了一个多小时的活儿出来了；既出了活儿了，也吃了饭了，什么也没耽误”。
选择了翻译这条路，李玉民就没给自己放过假，大年三十和初一也在翻译。“我是守信用的人，说什么时候完稿，就会按时交。但我不赶工，我细水长流，不间断工作，也不累着自己”。久而久之，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心物一体。
2000年退休后，李玉民又翻译了25年，仍坚持每天用5个小时进行写作、翻译，平均每天翻译两千字。他翻译了近五十年，也历经了出版业的市场化探索、深度体制改革与数字化转型的多个阶段；而每一个阶段，他都是不可替代的重要译者。《巴黎圣母院》《缪塞戏剧选》《幽谷百合》《上学的烦恼》……他的译作时间跨越近400年，其中半数是由他首次介绍给国内读者。
很多朋友劝他适可而止，毕竟翻译的工作太累人，他却觉得一点也不累，即便在文学翻译中的付出比收入要大，也值。
“我的思维更加敏捷了，翻译经验是日积月累的啊，不是突击出来的。随着时间的积累，我的翻译经验就跟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真正的天才啊，少而又少，更多的成功的人靠的是坚持。一件事儿坚持做下来啊，就会成功了。”他就像《二十年后》的火枪手们，鬓发已衰，但英勇不减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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