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心传史，方见众生

    作为定宜庄老师口中那位“不必多问就知道她口味”的介绍人，我有幸以参与者的身份见证了她三十年来深耕口述历史的执着与匠心。读定老师《怎样做口述历史》（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一书，我不仅读到了学术的严谨，更勾起了鲜活的记忆。

    1998年冬开始，我介绍定老师访谈了远在呼和浩特的我的祖母、外祖母（1998），后来陆续参与了毓臻（1998）、金秀珍（2000）、佘幼芝（2001）、奎垣（2006）、常人春（2006）等人的访谈。

    初期的访谈，我的角色基于对访谈者背景的熟悉与对定老师学术追求的信任，是简单的牵线搭桥和陪同倾听。在《怎样做口述历史》中，定老师则总结为方法论，提醒后来者，口述史的成功，往往始于介绍人递出的第一把钥匙。

    我不仅是“中间人”，更是历史的见证者与共构者。当年的《最后的记忆：16个旗人妇女口述史》，是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口述史著作，我奶奶、姥姥等旗人妇女的民族记忆、婚姻与生育状况、家庭变迁、辛亥革命后旗人家庭的经济困境等细节被文字记录。我作为绥远城驻防八旗后裔，见证了奶奶司空见惯的唠叨凝结为历史记述的过程，见证了那些“屏藩朔漠”的往事重新鲜活。

    定老师的访谈中多次把我这个介绍人的问话加上，成为访谈中民俗知识、文化细节、方言土语的注脚，丰富了访谈的可读性。她以自身经历证明，当介绍人兼具学术敏感与行动力，便能化偶然机遇为珍贵史料。参与口述访谈的这些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口述史绝非机械的问答，而是研究者、介绍人与被访者的三重奏。《怎样做口述历史》一书中对此的阐释，既是对我辈参与者的尊重，也为口述史实践提供了“人文协作”的范本。优秀的口述史需要介绍人既“懂历史”（知悉被访者的史料价值），又“懂人情”（协调双方期待）。

    在方法论层面，《怎样做口述史》跳出了技术主义的窠臼。作者固然详细讲解了访谈技巧、设备选择、转录规范等实操问题，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对“深度访谈”的阐述。优秀的访谈者不是信息的榨取者，而是记忆的助产士；访谈不是单向的采集，而是研究者与受访者共同建构意义的过程。有的受访者多次抱怨“访谈者只取自己所需，达到目的起身就走，并没有耐心和兴趣认真倾听受访者的诉求”，甚至“听不懂别人讲话中包含的意思”，何谈深度访谈？

    当年我推荐定老师采访民俗大师常人春先生时，定老师开始并不热心，她“对这些名人一直心存警惕，觉得该说的他们早在自己著作中说了”。我因工作关系近距离观察过常人春，当时就觉得在其丰富民俗作品背后还有一个活生生人的故事，这是被民俗爱好者忽略的。

    在一个非常阴冷的冬日，我陪同定老师走进常先生客居的小屋，逼仄的屋内摆放着一整套缩小版的烧活儿，一楼二库精彩繁琐，常先生研究了一辈子老北京民俗活动，并不忌讳与这些物件为伍，与其说给后人研究提供实物参考，不如说是这位一生跌宕坎坷无儿无女老人留给自己最后的哀荣。访谈中一开始他就从老北京的婚丧礼俗娓娓道来，或激昂慷慨或拍版而歌，意气风发，声情并茂。自己沉浸在老北京民俗活动的百年烟火中，或是化身茶房或是赞礼，旧京民俗皆和我有关，甚至透出丝丝轻蔑，“我见著名人物多了去，都来听我这宝贝”。当讲到社会革新移风易俗，他摘下助听器片刻停顿，眼角闪过丝丝泪光，是无奈还是叹息，不得而知。

    开始时，常先生对自己的故事避而不谈，定老师从“你为什么对老北京民俗感兴趣”入手发问，抽丝剥茧，逐步深入。常先生讲述了自己的种种辛酸遭遇，听完让人唏嘘不已。定老师一度觉得有些不忍，“觉得我俩把这些东西挖出来，对他未免残酷”。现在回头看，这段访谈是多么珍贵。正是当年的些许残酷，成就了定老师后来的《“文物人”与“人文物”：常人春、常寿春兄弟口述》这部重要作品。

    定老师曾告诫我们：口述史工作者如同“借别人的眼睛看世界”，既要足够亲近以看清细节，又要保持距离以避免视线混淆。这一洞见使本书超越了单纯的方法论手册，升华为对历史书写本质的深刻反思。

    在信息爆炸的数字时代，历史似乎正被压缩成一个个数据包，等待算法的检索与重组。当宏大叙事日益遭遇解构危机，当档案文献难以完全承载历史的全息图景，口述史作为一种“记忆的过去”，正逐渐从学术边缘走向中心。

    但在数字化记忆日益泛滥的今天，《怎样做口述历史》提出的警示尤为珍贵。定老师强调“口述历史不包括随意录音（演讲录音、电话窃听录音、个人录音日记等）”，这些随意录音“缺少了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对话，没有录音可验证，都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史”。技术无法自动解决口述史的核心困境。但在播客、短视频重塑公众历史认知的当下，口述史如何适应新的传播生态？ 用户生成内容（UGC）是否拓展了口述史的外延？ 这些问题有待后续研究。但无论如何，定宜庄老师已经为我们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思考基础。

    合上书页，那些与定老师奔波于胡同院落的日子历历在目。《怎样做口述历史》不仅是一部方法论指南，更是一曲献给所有“历史引路人”的赞歌。定老师坚持将“人”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位置。真正的口述史，始于对人的理解，成于对事的执着。做口述史不仅是记录过去的技术，更是守护人性尊严的历史实践。当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开始谈论“历史的终结”时，这本书提醒我们，只要还有人在讲述和倾听，历史就永远不会终结。以心传史，方见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