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老新闻工作者,展读李公羽先生的新著《苏东坡与澄迈》,总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这不仅因为书中描绘的东坡形象鲜活如在目前,更因为这部学术著作的写作方式,竟与我们新闻人奉为圭臬的“调查性报道”如此神似——用脚丈量土地,用笔记录真实,用心追寻真相。
李公羽先生以其深厚的新闻素养和史学功底,在书中完美践行了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将纸上文献与地下实物相互印证。然而他走得更远——在“文献”与“文物”之外,他加入了第三重维度:田野调查。这正是一个优秀新闻人的本能:不轻信既有结论,不满足于书斋考证,一定要亲临现场,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在历史的现场中寻找第一手证据。
《苏东坡与澄迈》因此超越了一般的地方文史研究,成为一部有着强烈问题意识和求真精神的“东坡澄迈行迹调查报告”。作者仿佛是一位执着的老记者,追随着九百多年前那位伟大逐臣的足迹,在澄迈的山川、村落、海岸间穿梭,只为展开一场灵魂对话,回答一个核心问题:苏东坡在澄迈究竟留下了什么,这些遗存对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
书中对通潮阁遗址的考证,堪称新闻调查与学术研究结合的典范。关于这座东坡多次登临、赋诗记载的建筑,历代学者多有缅怀、考证,但具体地址众说纷纭。李公羽没有满足于梳理各家观点,而是展开了详尽的实地调查,他多次走访澄迈老城,对照苏轼《澄迈驿通潮阁二首》的诗境,结合宋代驿路系统与海岸线变迁的地理研究,在多领域专家指导帮助下,通过古代舆图标注、民间记忆、地方志记载与现代考古发现的交叉比对,特别是通过现场地形地貌研判,最终将这座承载了东坡无尽北望之思的楼阁遗址,较为精确地定位:今澄迈县老城镇盈滨半岛海湾东端澄江北路,内外澄江汇流“双滩赴海”处东侧高地,即当年澄迈县官驿通潮驿旧址;高地之中的高台,即通潮阁遗址。这种“以文献指引实地,以实证印证文献”的研究方法,如同一次精密的“文化考古”,将模糊的历史记载,转变为清晰可感的地理坐标。更令人钦佩的是作者的严谨。在证据链尚未完全闭合处,他绝不妄下结论,而是坦诚地标明“存疑”,为后续研究留下空间。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术态度,正是新闻人最为珍视的求真精神。
书中类似的案例比比皆是:对东坡渡海登陆点的辨析,对东坡《行琼儋间……》诗作地点的考论,对东坡在澄迈交往人物的梳理……每一个结论背后,都是大量的文献爬梳和反复的现场踏勘。作者用新闻人特有的敏感,捕捉着历史在现实中留下的每一个蛛丝马迹,然后以学者般的耐心,将这些碎片拼合成一幅完整的“东坡澄迈行迹图”。
《苏东坡与澄迈》的出版,其意义远不止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东坡澄迈行迹图,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一种研究历史、研究文化的新范式——走出书斋,走进田野,让学术研究接上地气,让历史话语获得现实的支撑。这种“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研究方法,对当前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李公羽先生的实践告诉我们,真正有价值的学问,必须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真切感知之上。
当他站在盈滨半岛,感受着与东坡笔下一般无二的海风,听着东坡经过的里桥瀑布“涛声依旧”之时;当他抚摸着大丰镇大丰村封平约亭内记载姜唐佐“赐进士”的碑刻,辨认着模糊的字迹时;当他登上桥头镇红坎岭,远眺琼州海峡,体验东坡所记“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的感悟时——这些鲜活的体验,是任何文献都无法替代的。正是这些体验,让他的文字充满了温度与生命力,让九百多年前的苏东坡不再是书本上一个遥远的符号,而成为一个有血有肉、可感可触的鲜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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